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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孔子与山西儒士

理学思潮的先驱者——王通

秦汉以降,由于大一统的局面开始形成并日渐巩固,地方政治色彩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地方文化的差异性也表现得不再强烈了。特别是在西汉时期,前期的黄老思想和后期的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孔子儒学成为朝廷之学,并不倡导地方特色的发展,孔子思想更多的是与各地的儒生形成一种思想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山西地区的情形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从客观形势上讲,此时的山西地区,中部以北在北方匈奴人的侵扰之下一直不能得到长期的稳定发展,文化发展也相对滞后。只有晋南地区,因为农业发达,一向被视为朝廷的“股肱之郡”,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到东汉时终于迎来了文化大发展,并逐渐影响到整个山西地区。

在东汉前期,山西地区曾经涌现出像鲍永、闲仲叔、周党和王霸这样的名士,成为弘扬孔子儒学、倡导政治节操的著名人物。到东汉后期,更有太原名士郭泰特立独行,褒扬良善,成为士林的领军人物,为扩大儒家思想的社会影响做出了贡献。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当曹操控制了山西中南部之后,派杜畿担任河东太守,治理农业发达的山西东南部,为曹操大军提供给养。杜畿在河东太守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6年,期间,他不仅实行冬季修戎讲武的制度,还开办学宫,亲自执经教授,传布儒家经典,使河东郡的民风开始变化。所以,史称“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意思是说,河东一带的文化发达,有着悠久的思想传统,就是从杜畿担任河东郡守的时代开始的。从整个历史上来看,晋南一带的文化确实比山西其他地区更为发达,这显然与这一时期杜畿的努力分不开。

隋唐以后,随着六朝以来天下混乱局面的逐渐稳定,孔子儒学开始恢复其主流意识形成的地位和影响。这时候,山西地区相继涌现了许多大儒,他们继承了三晋儒学的风骨,也为儒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王通(584-617),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一说山西河津)人,隋唐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隋朝末年,因为仕途不通,王通回乡教学,以明王道为己任,广泛传播孔子儒学的《六经》,希望重兴孔子之学,再振孔子之业。王通的明王道、兴孔子的事业获得了巨大成就,当时就有人称他为“王孔子”,唐朝的许多开国功臣和早期文臣也都出自他的门下。王通死后,他的弟子们模仿《论语》,把他的言论集辑为《文中子中说》。“文中子”是弟子们给他私立的谥号,意思是礼文先生,表彰他对于孔子儒学的思想贡献。

王通生逢南北朝大乱之后的隋一统时代,他顺应历史要求,提出了重新确立儒学主流思想地位的主张。从三国到隋唐的三百多年间,孔子的学说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起伏。这三百多年的战乱频仍和民生之苦,从根本上是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矛盾尖锐和民族融合的结果,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儒家思想也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然而,只有当这个混乱的时代结束之后,人们才能理性地反思儒家思想究竟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在王通看来,两汉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和谶讳迷信占据了儒学的主流,而以孔子为代表的道德教化思想被社会广泛忽视。为此,王通大力倡导孔子所主张的道、德和仁的思想,强调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其言行必须以孔子的王道和仁德思想为准绳。

另一方面,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广泛流行,王通在检讨儒家思想的不足之处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排斥佛教和道教思想的价值,而是主张“三教合一”,以孔子思想为核心,对佛教和道教思想加以适当的改造,使这三种思想一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王通在阐述上述思想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构造一个思想体系,并对一些传统的儒学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比如,对于儒学传统上所重视的“穷理尽性”思想,王通着意加以分析和发挥;对于孔子和孟子都非常重视的“义利之辨”,王通也提出自己的“舍利取义”结论。王通的这些思想,都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命题。王通的学说上承孔子和孟子,下启韩愈、柳宗元和李翱,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开拓了新儒学的先河。

理学思想的推动者——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县(在今山西永济)人,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不仅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当时“永贞革新”的主将,还是继王通之后的重要思想家,对于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柳宗元不仅继承了王通的许多进步思想,比如认为儒、释、道三教都有治理国家的作用,还重点提出了“统合儒释”的观点,对于宋代理学思想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主张以孔子之道主导文学创作,以使文学作品有益于教化,有益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定。在一系列重要的哲学问题上,柳宗元继续阐发王通的一些思想观点,主张无神论,反对天人感应,肯定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和东汉思想家王充“道虚论”的观点,强烈要求回到孔子的原初思想中去。柳宗元的思想为孔子儒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为宋明理学的出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理学思想的开拓者——孙复

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在今山西汾阳)人。宋明理学发展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与胡瑗、石介同为宋明理学形成阶段的代表人物,因而,学术思想史也把此三人称为“宋初三先生”。宋明理学实际开始于“宋初三先生”的思想成就,其中,孙复在学术造诣方面为三人之首,对于宋明理学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孙复的思想以“弘道”为核心,以“明经典”为途径,以“宣教化”为目的。“道”后来成为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明经典”和“宣教化”也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内容。孙复认为,“道”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最高准则,而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则是“道”的具体体现。所以,把“道”的作用肯定在政治哲学和道德思想的范畴之内,为下一步宋明理学道德哲学的全面展开打下必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孙复提出了“道统”的观念,认为孔子儒学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和不断的血脉。他认为,“道”始于伏羲氏,后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时才发展完备。此后,才有孟子、荀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和柳宗元的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道统的整体。对道统的肯定,往往起到对皇统的制约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具有体恤民生、伸张正义的意义,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反映了宋明理学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孙复的思想成就为宋明理学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理学思想的铺陈者——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在今山西夏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因为司马光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并在现实政治中与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致使其理学思想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事实上,司马光的理学思想是北宋时代理学成熟期的组成部分。

不过,司马光的思想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如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在人性论上,其他人都主张孟子的性善论,司马光则大倡汉代学者扬雄的“善恶相混”之论,认为人性“善恶可变”,关键在于学习者能否积极地加以修养。司马光的人性观更为接近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观,这就说明,在司马光的思想中,以孔子为首的早期儒家思想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

作为那个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司马光结合自己的主政经历,提出了许多以孔子思想为指导的治国理念。他特别强调一个“诚”字,坚持以“礼”为治国安邦的纲领,强调道德教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在经济政策中主张以农为本、养源节流。作为有突出贡献的史学家,司马光奉行孔子儒学的史学观,重视君主在现实政治的主导作用和社会上层对社会道德的引领作用,以儒家的道德礼仪作为臧否人物、评价是非的标准。作为理学思想阵营中的一员,在对待儒学的传承问题上,司马光不认同宋代理学直接继承孟子思想的说法,坚持认为不能低估荀子、董仲舒、扬雄和韩愈等人在儒学史上的贡献。现在看起来,司马光的观点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孙复的观点,而且颇具子夏和荀子式的学术勇气,代表了三晋儒学的学风。

河东学派的缔造者——薛瑄

薛瑄(1389-1464),字德温,河津(在今山西万荣)人,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缔造者。薛瑄少年求学,中年做官,晚年归乡著书授徒。他不仅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他在哲学上成就卓著。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薛瑄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熹之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既代表了明代“实学”的创新精神,也对清代“实学”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薛瑄的思想成就,是在继承和超越程朱理学的矛盾进程中实现的。他既主张“理具于心”,又强调“以心映理”,认为天地万物之理既不同于人的思想,但人的思想又能够理解和掌握天地万物之理。以此为哲学基础,薛瑄坚持“知行兼尽”和“以行为本”的思想,逐渐形成颇具特色的实学思想。薛瑄的实学思想提倡修身修己,反对“只是讲学,不曾实行”,这是对孔子“学以致用”思想的回归。以薛瑄为重要缔造者的河东学派所倡导的实学思潮,深刻影响了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发展。

注重实用的博识者——傅山

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傅山生逢明清之际,曾参加反清活动,后来宁死不在清廷做官,被誉为“真名士”。傅山博学多识,在文学、哲学、书画、医学等多方面都很有成就。太原有名的小吃“头脑”就与傅山有关,至今仍是人们桌上的美味。作为有创见的思想家,傅山进一步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推动了薛瑄以来不断高涨的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

在明朝灭亡的大背景下,傅山深受反理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注重实用、亲身履践的思想特色。傅山明确提出“明道致用”的观点,对程朱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空疏倾向,进行了严厉批判。在自己深入社会,体会民生疾苦的过程中,傅山期望实现“市井贱夫平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为了履践“学必实用”的主张,傅山全身心投入到医学领域中,博采众长,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傅山还十分注重日常饮食之中的养生之道,把他的思想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傅山的思想观点和实用精神,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写照,也体现了山西地区自古以来民风敦厚、民生为上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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