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伯福斯说道：“英国在战场上虽然胜利，打败了法国，但英国的生命力却在迅速地减退。”有场更可怕的风暴正在逼近，以后要丧命在这场风暴之下的人，要用百万为单位才能计算出。德国康德的唯心论，认为人类的道德可以诉诸良心，不用诉诸信仰；休谟的不可知论，抬高人的理性，批判《圣经》的超然；在英国，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以他的浪漫长诗、歌剧、抒情散文，歌颂革命的美、造反的美；欧文（Robert Owen)强烈地批判信仰，认为该把上帝赶出政治，才叫“政教分离”，才叫政治自由；柯柏特(William Cobbett)利用新兴的报业，认为密集的大众传播可以填满社会大众的每个思想细胞，鼓吹政治无用论，叫受苦工人团结起来革命，反对政府、反对科技、反对工业、反对医学（牛痘），只要回归自然；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提倡全民宪早运动，鼓励工人以暴力争取权力；亨特(Henry Hunter)以群众心理学起家，鼓吹民间要产生类似军队的组织，以团结的自我学习来凝聚，以群众示威来酿造影响社会的力量，甚至诱逼政府用武力对付示威，再让百姓来质疑政府权力的使用是否超过宪法；有些更极端的，甚至以政治谋杀来迅速制造个人英雄形象。这些大名在今天都已名列社会自由、平等运动的封神榜内，成为许多人仍在讴歌、颂扬的对象。在人类的历史上受到如此巨大思想冲击的时代，屈指可数。
67.致怀疑论者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这新时代洪流下，力挽狂澜。他们起来呼吁：“德国的哲学看来好像扩大了思考空间、丰富了知识，使人迈进了真理的殿堂。其实这批绝顶聪明的人，提出复杂的理论，带领人走迷宫一般走入歧途而不知如何自拔。真理是清楚明亮的。”但是效果很小，这场历史戏才刚开演，很多人还看不清，这些哲学家给人画了一个好大的窗户，以后一百年自认拥有聪明脑袋的人，拼命由那扇窗户向外看，希望能看出点什么，也许有一天才会恍然大悟：“啊！原来那扇窗户是画在墙壁上的一个框框罢了！”唉！看来看去把一生的光阴都看过去了。威伯福斯曾以书信答辩欧文的攻击，也与柯柏特辩论。他在《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中有篇《致怀疑论者与统一神灵论者的简短公开信》(brief observations addressed to sceptics and unitarians)，有非常精辟的辩论：“我要请问怀疑论者，当你们批判基督教的信仰时，你们能不能诚实地说，到底有没有认真、仔细地查考过整本《圣经》？到底你们的批判是来自查考得不够呢还是漫不经心的论断？是先人为主的主观呢还是自他处引用有偏差的观念，来衡量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其实依我看，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已经不再好好查考《圣经》了，而是用自己长大时学到的批判技巧，来批判自己小时候一知半解的部分真理，以免上帝刻在他们良心上的神圣声音，控告他们思想、行为、心灵上的不检，于是以道听途说的一些见解反过来批判《圣经》，这是堕落的人性逃避真理的一贯伎俩。你们如果愈了解真理，就会愈明白《圣经》里不易了解的地方，而非一开始就挑不易了解的经文来批判。这是一个聪明人很容易受到的试探，证明自己的思索比《圣经》高明、优越。……这种批判思想的形成，起初是一种对经文不自觉的臆测，然后以能质疑别人的信仰而窃喜，以能化解心中良心的控告而自觉高明，让怀疑在意识里生根，最后让整个信仰流失，但是自己再也不能确定什么是准确，什么是圣洁。一个人批判《圣经》，其实也在批判他最深的自我。”
68.思想冲击之下的两大持守
威伯福斯呼吁基督徒在时代新思潮的冲击下，应该“持守加尔文主义”，并应有“卫斯理福音大复兴时强调的重生经历”。他又同时提出“不要把加尔文主义弄成僵硬的神学教条”，不要把重生经验讲成是“奥秘的经验主义”。他看到当时的基督徒遇到新思潮冲击时，不像是一支开往前线准备打仗的队伍，而像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冲。神职人员离开他们的羊群，基督徒失去传福音的热忱，有的往末世派奔，有的往奥秘派奔，有的往反科学的基要派奔，有的往模棱两可的现代派奔……尤其是在伦敦等大城市的教会最先失去原来纯正的福音立场。他讲道：“在这时，持守纯正信仰的，反而是乡下吃苦耐劳的传道人。”为此，威伯福斯在1815年开始成立“英国基督徒专业人员圣经公会”，又简称为“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这个团体以具有福音热忱，并在工作上有良好声誉的人为成员。他们每星期五晚上在基督徒的家庭聚会，一起用餐、唱诗、祷告、仔细查考《圣经》而后讨论如何关怀周围的人。当时讨论的题目有监狱福音、贫民教育、受刑人出狱后在社会的适应与工作、杜绝赌博、援助流浪儿童……有些讨论题目小至如何清扫街道、修护街灯，大至如何推动国家银行法、税法、刑法的改革，并在讨论后就去实行。威伯福斯说这个聚会的目的是“更敏锐于人的需要与感觉，在社会上许多正反方的看法中，不轻易涉人任何一方，要先用上帝的眼光与《圣经》的角度来衡量全局，然后再参与改革，并且在改革中忍耐，等待结果”。
威伯福斯找罗素（John Russell，1792-1878)担任圣经公会主席，并且在英国各处联络，成立超宗派的分会。这个团体出了许多杰出的大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等，后来在历史上最着名的有5位后起之秀。
69.克拉朋联盟的后起之秀
大政治家罗素，后来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846-1852，1865-1866)，被公认为是威伯福斯议院改革的接班人。如同威伯福斯，他以基督徒的卓越、清廉与正直，赢得全国百姓的称赞。在近代史上他个人的知名度，要超过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他改革刑事审判制度。以前一个嫌疑犯被法庭起诉的次数几乎没有限制，他改革法庭成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因此一个嫌疑犯被控告的次数有所限制，最高法院宣判无罪就是无罪，不得再提出起诉。罗素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过程，融入刑事审判程序里，这个改革造福了无数人。他又建立官方具公信力的罪犯检査制度，建立公立学校制度，把全国卫生系统的设施建设放在所有工程建设的第一位，推动自由贸易，配合艾希礼爵士（Anthony Ashley Cooper，18世纪英国工运领袖）推进工作时数不超过10小时法令。
第二位是经济学家萨德勒（Michael Thomas Sadler，1780一1835)。他公开反对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太悲观了。他认为上帝给人的食物只会有余，不会不足。社会上粮食缺乏不是因为生产不足而是因为分配不均，以及人为的忽略，破坏生产环境。因此在议院里，他为遭受分配不均的穷人劳工争取福利。他担任政府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主席，执行工作时数不得超过10小时的法令，1833年更提出童工限制法案，坚决反对用童工去无限制生产。在工厂管理委员会里，他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工作，这个委员会一年开会40次以上，操劳过度导致他两年后就过世。他的好友艾希礼爵士接续他，成为举世闻名的改善穷人工作条件的“穷人之友”。文学家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1771-1854)，出过20本诗集，文笔行云流水，文章短小精辟，在当时被称为是最好的诗人之一。他的父亲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士。蒙哥马利从小就秉承父亲的布道热忱，虽然家里很穷以致受教育不多，但他以《圣经》自修，熟背《圣经》，尤其是诗篇，配合他长期从事的工作，敏锐地感受人生痛苦，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文字风格，字里行间散发出炽热的爱与深刻的见解。
商人古柏(James Cropper)，他被别人称为“善良的贵格会信徒”(Good Quaker)，是一位精明的基督徒布商。以从商的经验，他了解蓄奴地主、奴隶贩子的想法。有一天开会时，他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以经商手法，解放黑奴。”打开世界地图，随着太平洋探险队前进的路线，他指出地图上印度以东，还有一大片的土地——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是“上帝所赐，适合种植甘蔗与茶叶的地方，而且未开发国家的人工便宜，鼓励用东南亚的廉价人力市场，取代殖民地日益昂贵的奴隶管理费用。这样蓄奴者自然会放弃奴隶……同时以我的经营观点，应该鼓励机械化，如此比用奴隶的成本更便宜……威伯福斯一直用立法与政府力量废除奴隶，这个方法有其极限，尚需民间经济市场来配合，因为殖民地生意人看的是钱，不是道德，更不是法令。所以用钱来引导他们，放弃奴隶。如果挪转资金可以赚更多钱，奴隶迟早一定会得解放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从这些地方的种植——甘蔗与茶，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基督徒商人前瞻的眼光。后来历史学家将普世奴隶制度的废除，归功于四点：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政治立法上的道德形象，黑奴福音大复兴与宣教士史密斯的死，古柏的市场经济论，与以下要提的文学创作的普世影响。
巴克斯顿议员（Thomas Fowell Buxton，1786-1845)，一个身高接近200厘米的巨人，人家说巴克斯顿与威伯福斯在一起就像大钟与小铃铛。而他的确是声音大如洪钟。他热血沸腾，不太聪明，却力持正义。威伯福斯第一次在聚会中看到这个巨人，就说这人有“婴孩般的单纯”。别人都叫这个巨人做保镖类的工作，威伯福斯却鼓励这个巨人往文艺写作发展。巴克斯顿还真的写了两本书一《监狱管理之探讨》(Inquiry into Prison Discipline)与《非洲奴隶贩卖与矫治之道》(The African Slave Trade and Its Remedy)流传至今。威伯福斯1824年退出议院，把废除奴隶的大任，交棒给这位忠心的巨人。果然1833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解放宣言》，就是在这位巨人的领导下通过的。
历史证明这个基督徒专业人员圣经公会，使英国教会于风雨飘摇之际，成为一支守住福音真理、安定社会的队伍，并且至少又使英国有一百多年（1815-1930)不仅在政治上强盛，也使国家的立法基础不致远离《圣经》真理。
70.基督徒女性参与文学创作
在普世奴隶自由化运动中，历史上认为最关键的人物，除了威伯福斯外，另一个就是名叫莫尔（Hannah More，1745-1833)的基督徒女作家。
1775年潘恩写出《常识》(Common Sense)，呼吁北美殖民地群起“反对付税给英国，追求独立”，被认为是一代名着。潘恩在1791年又写《人权》(Rights of Man)，替法国大革命辩护，提倡革命有理。但是他忽略了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虽然口号“自由、平等”相同，实质却不同。法国革命所要的自由、平等是要打倒信仰，反对一切传统的自由平等，结果所得的只是平等的表象，全国人民反而失去了实质的平等。1792年有一本书《乡野政谈》(Village Politics)出版，公开反对潘恩的《人权》。《乡野政谈》这本书一下子几乎被英美百姓抢购一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莫尔。
《乡野政谈》用平实、清晰的笔法，写乡下一个铁匠与瓦匠在对谈，瓦匠代表潘恩《人权》一书的论点，铁匠告诉瓦匠，这样的论点错在哪里，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莫尔出版这本书后，引起不少攻击，激进分子攻击她“不尊重法国的革命政治体制”，连有些基督徒也抨击她：“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理当受血腥的攻击——这是天谴。”莫尔不为所动，几乎变卖所有，资助法国天主教神父逃出迫害。威伯福斯、桑顿、麦考利公开支持她，出钱给她组成“廉价单张协会”（Cheap Repository Tracts)，在短短3年内，《乡野政谈》以廉价至少卖出200万册。
莫尔也写了许多传福音的小册子。1795年到1798年，英国出了114本福音小册子，她一个人就写了49本。这些福音小册子的流传，促成了1799年“伦敦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成立。她写的文章有故事、歌谣、短文，印刷精美，价格低廉，一下子欧美各国的监狱、学校、医院、军队、贫民收容所……都可以看到。
她的文章不仅让许多人得帮助，也间接地鼓舞了后来许多女性投入写作，包括着名的基督徒女作家凯利（Abby Keily)、钱德勒(Elizabeth Margaret Chandler)、查普曼（Maria Weston Chapman)和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等人。其中斯托夫人所写的《黑奴吁天录》（或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对美国的黑奴解放有很深的影响。
莫尔死前有很多人为她祷告，她说：“如果我延长的生命，没有比以前更荣耀主，我愿现在就到我荣耀的主那里去。”至于潘恩，他做过的好事帮助了不少人，他做的错事，却害惨了更多人。
71.一场流行霍乱
奴隶解放法案在1824年后，推动的进度仍然很慢。主要的原因是威伯福斯与第一代克拉朋联盟的成员都不在议院了，推动法案的如罗素、巴克斯顿等人都太年轻，不过仍锲而不舍地，年年被打败，仍年年再提。到了1830年，在进展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而能在1833年通过奴隶解放法案。
“霍乱！霍乱！”报纸上印着头条新闻，瞬间许多人抽搐着倒下，灾区都用绳子围起来，病人满坑满谷，所有的英国人都吓呆了，大不列颠帝国的荣华，在一个流行病面前显得多么无助啊！染上霍乱的军舰，全船的人都死光，成为漂流大洋的鬼船。光是英伦三岛当年就死了32000人，还不包括躺在医院发抖的83000人。“英国议院再不请奴隶立刻自由而去，英国就要像《圣经·出埃及记》里的法老王国了！”群众怒吼道。1833年上下议院终于通过议案，宣布“黑奴自由”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让奴隶自由的法案。捆绑奴隶最后的一环断开了。这一年成为黑奴的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