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人生转折的所谓“外文系事件”发生时，他才三十七岁，在系内外已赢得了“书出得多”、“业务拔尖”、“课教得好”和“受学生欢迎”的口碑，他的少壮和优秀，也就招致了系上下一些同事的嫉妒、诽谤和“不能相容”。一九五六年，穆旦三十九岁。对他的“肃反”审查，组织上给出了鉴定：“根据本人交代，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也就是他的个人政治历史面貌“清楚”了。谁能想到，两年后的年底，“南开大学当权派”竟联系了法院来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呢！”
一九五六年，时年五十二岁的李霁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整整十年后发生“文化大革命”，他即“被南开大学当权派作为‘牛鬼蛇神’抛出，并且扫地出门，被迫搬进‘西伯利亚’区一间小屋”（《我的生活历程·艰苦岁月的离合悲欢》）。原来这个“西北村住宅区”为当时南开校工居住的偏远之地，与他原住的南开大学北院有着天壤之别。
为了廓清历史的真相，明确个人的责任，陈先生在传记中引证了南开大学历史系魏宏运教授于二〇〇〇年六月三十日发表在《南开周报》上的《从〈穆旦诗集〉想起》一文。魏教授眼中的所谓“外文系事件”的前因和后果是：
（当年）几位教授对系领导专断和不民主作风有意见，也不服气系领导的学术水平，因而被打成“小集团”，被批判斗争，查（良铮）也被列入其中，其所受苦难是可以想见的。这以后厄运不断降临，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被当成革命对象。公正地讲，“外文系事件”是“左”倾思潮的产物，使一些教师蒙受了巨大的冤屈，对个人和学校都产生了不良后果，所受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外文系六位教师调动的调动，离校的离校，使当时坚强阵容垮了下来……
原来至少有留洋归来的巫宁坤博士在内的六位教师在岗，南开大学外文系这人才阵容，能说是“先天不足”么？
在所谓“事件”发生后，巫宁坤、陈逵、张万里、张镜潭、周基堃各奔前程，从此星散诸方，惟独留下了没有走掉的查良铮。周与良女士回忆说：“良铮一九五八年被调离南开大学外文系，一九五九年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管制的三年内，良铮除了去图书馆劳动外，晚间回家一言不发，只是写交待材料，看报看书，很少和我和孩子们谈话。他变得痛苦的沉默，一句话也不愿意说。”
穆旦在校图书馆“监督劳动”，主要做图书馆楼道打扫和厕所保洁，而由原来的保洁工负责监工。到一九六二年，他虽然在名义上被解除了“管制”，改为“监督使用”，做整理藏书以及英、俄文图书编目工作，但工薪仍是每月六十元。
一九六六年“文革”乱起，位于南开园东村七十号的查家被抄。周与良说：“书稿等烧的烧，抄走的抄走，其他自用品也都被抢劫一空。我们全家六口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十七平方米的朝西房间里。”此即十三宿舍三百三十七室，一住将近五年。
一九八二年，年近八旬的李霁野先生被校方授予“外文系名誉系主任”，从此荣休在家。那以后，他曾告诫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常耀信博士（时已接任该系主任）道，“系主任是带头羊，举手投足都要注意”，“谦则和人，人和则事兴。原则要讲，但同事间的欠和气却多非因原则引起，个人意气常是罪魁祸首……”（常耀信《回忆恩师霁野先生》，见《李霁野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其语重而心长，颇耐寻味。
穆旦：“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
周与良女士有《怀念良铮》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他们夫妇初至南开大学外文系后工作的重要信息：
一九五三年，他被分配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业余时间坚持搞翻译。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文学概论》（季摩菲耶夫所着《文学原理》第一部——引者注），第二部《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和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先后由平民出版社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和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后又汇总为《文学原理》出版（平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当时的发行量很大，许多大学都以此书为文学理论课的教材……那几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又出版了多种普希金的叙事诗集和抒情诗集。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为了诗的注释，他跑遍各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等处去查阅有关资料。
她披露，这期间良铮出书量能有如此之多，是因为巴金和他的夫人肖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这也招来了周围一些小人的诽谤和嫉恨”。
他何以要如此勤奋而不知疲倦呢？据知他们夫妇和巴金夫妇甚深的杨苡说，穆旦这样做是有功利目的的，那就是“他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好”（《穆旦传·真挚的友谊》）。因为在芝加哥留学期间，他与李政道、杨振宁等都是同学好友，且同为所谓“研究中国问题小组”的骨干成员。李、杨当年都没有“回来”，但后来以在海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都做了国家的“座上宾”……自然这是后话，也是闲话了。
周骥良回忆说：“与穆旦的刻苦同放光芒的，还有他的人品。有一年，他留学时代的学友回国观光，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穆旦前去见面叙旧，相形之下，人家是衣锦荣归，他是一副寒酸相。有人为他惋惜，如果当年不是冒险回国，同样留在国外，现在回来岂不和人家同样光彩？”他闻言后义正辞严、铿锵有力地反击说：“我不回来，能有这多的作品吗？我不回来，难道就做一个人家的二等公民吗？”（《怀念诗人穆旦》）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据说这是穆旦自己经常对人对己说的话。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尽管在图书馆仍然被“监督使用”，但他已悄然拿起了译笔，被迫由“写诗”转型到了“译诗”上。长达两万多行的长诗《唐璜》，就是他在“文革”到来之前译成了初稿的。
手头正好有一册梁吉生主编的《南开逸事》（辽海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随手翻到其中“南开名师”单元，发现有一篇王图撰稿的《诗人穆旦的座右铭》，说他的诗如其为人一样，“外温文蕴藉而内深邃热情，将其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真挚的感情，对多难民族前途的深邃沉思和完美的形式融为一体，显现出独特的诗风”。
作者还说，从青年时代起，穆旦最喜欢的名言就是鲁迅说过的“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因此即使在自己受到人身迫害以后，仍然修改补译了《唐璜》、《普希金抒情诗选》、《拜伦》、《欧根·奥涅金》——可这位明明蕴涵有“十分光”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却只发出了“几分热”就被摧折了！这能不令人郁愤么？
当这位早年被杨苡认定为“一个绝顶聪明、勤奋用功的，才从美国回来，诚心诚意想为祖国做点贡献的诗人”，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获得政治上彻底“平反”时，他已去世四年又半了。因此，巫宁坤曾经悲愤地说，这位“万里归来的爱国诗人”，竟是被凭空地扣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而他之终获彻底“平反”，据说还是因为当年留在美国研究，后来成为着名物理学家的李政道第二次回到中国被邓小平接见时，当面陈情予以推动的结果。（《穆旦传·迟到的平反》）
作为历史学家的来新夏先生在文章中说，他是在五十年代查良铮到南开大学任教以后与之认识的，总觉得有些回忆文章“把穆旦的生平写得一帆风顺而不写坎坷一生，显然有点对不起穆旦似的”，事实上是，“他生前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是穆旦，其他人也有类似情况，但都没有穆旦那么沉重，那么透不过气来”。他动情地说：
穆旦生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后却赢来无穷的赞誉和光荣……对于穆旦，如用世间的通用语汇，应该是“含笑九泉”了。但这句话是活着的人对亡者的祝福，实际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而穆旦生前喝的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的苦酒带来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更耀眼地亮起来！
着名诗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纪念穆旦的文章是以《一颗星亮在天边》的警辟之语为标题的，他的原文是这样结尾的：
每个时代都在以它的精神塑造最能传达其精神的歌者，但是，每个时代在作这种选择时又都表现出苛刻：它往往忽视并扼制诗人与众有异的独立个性和特异风格。这情景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岁月中展现得非常充分。穆旦为世不容……一颗星亮在天边，冲出浓云它闪着寒光。它照耀过，但浓云最终还是埋葬了它。在偏见的时代，天才总是不幸的。
而这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时的“提要”，说得似乎更为透彻一些：
像穆旦这样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可纪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迹的诗人不会很多——学生时代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全程三千五百华里，沿途随读随撕读完一部英汉辞典，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二十五岁以中国远征军一个成员的身份参加滇缅前线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严重的生死考验；一九五二年欣慰于新中国的成立，穆旦、周与良夫妇在获得美国学位之后谢绝台湾和印度的聘请而毅然回归祖国——何况他还有足够的诗篇呈现着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祖国和民众的赤诚。但是，仅仅是由于他对诗的品格的坚守，仅仅由于他的诗歌见解的独特性，以及穆旦自有的表达方式，厄运一直伴随着他。穆旦自五十年代以来频受打击，直至遽然谢世。他的诗歌创作所拥有的创造性，他至少在英文和俄文方面的精湛的修养和实力，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都是来不及展示，或者说是不被许可展示的天才。彗星尚且燃烧，而后消失，穆旦不是，他是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我们只是从那浓云缝隙中偶露的光莹，便感受到了他的旷远的辉煌。
“在偏见的时代，天才总是不幸的”。尽管读过了穆旦的传记资料以后，深知穆旦之运交华盖，前程中落，在根本上，并非基于其“诗歌见解的独特性，以及穆旦自有的表达方式”，而仅只是当年那个时政大背景下的一场小小的“人祸”。
然而“人祸”无情，让穆旦这位真正不可多得的天才诗人，在后半生不幸成为了“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
想起厄运中的他，坚持着“悲观中的乐观”（邵燕祥语），在家中对小女儿说过的话：“等你长大了或者到老了的时候，这些（指翻译中的《唐璜》等译稿——引用者注）总是能够出版的。”（邵燕祥《读穆旦，读查良铮》，载于《旧时船票》，上海远东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一月）
还想起在一九七二年所谓“批林（彪）批孔（夫子）”热潮中的他，对一个来访的诗歌爱好者说过的话：“诗歌是诗人心灵对生活的最真诚的反映。如果你把它变成了敲门砖，就无异于用才能毁了自己。因为你失掉了人格”，“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耐得寂寞。那些执着于自己信念的人总是寂寞的……历史可能有这样的误会，才华横溢的人也许会默默无闻，一些不学无术的笨伯反而能显赫一时，而且像煞有介事似的。这也是时代的悲哀”。（孙志鸣《一颗至真至诚的心——回忆穆旦的教诲》，载于《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这“时代的悲哀”，落实在穆旦头上，构建了他身家的不幸；然而这其间所昭示于世的，却是“在偏见的时代”，天才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性宿命。
这宿命大抵源于他在接受已知、追求未知，以及创造新知的过程中，被某种文化熏染了的性情和人格。正是这种性格，决定了他的不能同流合污和与时沉浮，也决定了他的特立独行乃至遭世所忌。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代有之，则穆旦之谓也。
“穆旦已经去了，已经永远永远地去了。但他的诗留下来了，他的译作留下来了，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也留下来了，那光彩将照亮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周骥良《怀念诗人穆旦》）
这“傲骨”，难道不正是撑持中华人文传统的那“民族脊梁”么？所以我们在今天纪念穆旦，或许正是在为自己的骨骼补“钙”。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2、“在同一的灯光下诵读我们的书”
今年元月八日在上海逝世的着名诗人、翻译家王辛笛先生手掌中的诗国，我是难以自如进入的，尽管读了他《手掌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中的那些篇什，情感也不免为其诗行所移：当读到“一个仲夏之夜，在大人的蒲扇下，听过往的流水说话”，我仿佛也在那个春夜与诗人一道，自燕京大学披着繁星沿着小河走回清华；读到“科学最高的知识可以劈分原子，但握住那一把刀的却为何还是金钱”？相隔不同年代的我，还是忍不住与诗人发出同一声叹息；读到“将生命的苍茫，脱卸与苍茫的烟水”，我也似乎坠入了诗人“从日到夜，从夜到日”的恒动却也永恒的茫茫然之中……
假如说读辛笛的白话新诗只足以领略其才情，还不能感知其书卷气的话，那么读他的旧体诗和随笔文，却自有一种书香扑面而来。
伤心犹是读书人，清夜无尘绿影春。
风絮当时谁证果？静言孤独永怀新。
——《夜读书记·小引》
这是我闭门索居时作的一首旧诗，对于读书人颇致感慨。世乱民贫，革命斫头，书生仿佛百无一用，但若真能守缺抱残，耐得住人间寂寞的情怀，仍自须有一种坚朗的信念，即是对于宇宙间新理想新事物和不变的永恒总常存一种饥渴的向往。人类的进步，完全依仗一盏真理的灯光指引；我们耽爱读书的人也正在同一的灯光下诵读我们的书。
作者的文字欧化得可以，长长的句式让人不得不在一再复读之后，才有可能真切领会到寓意的精微。然而，“在同一的灯光下诵读我们的书”，这亦欧化亦诗化了的句子，却以其精辟，以其警策，几乎探照了旧世纪读书人的坎坷来路，也映亮了新世纪读书人的进取前程。
——忧患时世，离乱人间，从来百无一用的书生呵，你难道真是不堪任何重寄的吗？不，只要寂寞情怀中永不熄灭维新信念的火苗，那么谁能说你曾经的浏览眼下的诵读、一度的抱残暂时的守缺，不正是某种力量、精神和追求的凝注呢！因为说不定百废待兴之日，正是你这清夜苦读的匹夫，舍我其谁地担当起了存亡绝续的某项文化重任了呢！谁又能说“在同一灯光下”开卷诵读着的书生们，不是与革命家一般同是真理光辉的沐浴人呢？
（上）
虽然以我之愚钝，不能多得辛笛先生掌中诗国的三昧，但我却也还有些资格出入先生的书城。这是因为我与先生之间曾存有一段浅浅的书缘，收藏着出自先生笔下的多部文集。六七年前，我创意主编过一套以“华夏书香”为主题的丛书，并通过当时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的宋路霞女士，约请到了辛笛先生的小女儿王圣思一起来新编一部《夜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