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西的藏书家
以一省为限，博采文献和亲历、广搜南北朝以来卓有建树的晋省藏书家近二百人，且可资以考一地的历史文献，部分中华典籍聚散过程的《山西藏书家传略》，我是在中秋时节晋版书市上即购即读的。着者薛愈先生以八十有四之高龄，穷十二年之心血编就的这部不算开创，但有创见的着作，由山西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发行。不算开创，是说在此之前，我已读过吴晗先生所着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系《两浙藏书家史略》与《江苏藏书家史略》的合集），顾志兴先生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及周退密、宋路霞先生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三书，亦知尚有一部港版的《广东藏书纪事诗》存世，但无缘一见。如此算来，共有三省一市；若再加更早刊行的《吴中先哲藏书考略》、《常熟先哲藏书考略》和《武林藏书录》（杭州）三种地方性藏书家的纪传，在薛愈先生之前，已有三省一市三地、七种此类着述为这“百家中特殊的一家”开山铺路。说有所创见，是指薛愈先生的这本晋省藏书家的传略，有不少系亲历。而这亲历部分无论是时政流变，还是所传者的世系爵里，人品气节，所藏之书的出处流向，都给爱书者提供了集中追寻的第一手资料。虽不算开创，但为一省藏书家作记载的辑集，除上述三省一市外，紧随其后的恐即薛愈先生的这本《山西藏书家传略》了。再想想十年前，着名的版本学家胡道静先生，在为《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一书所作的序中的两句话，“别的地方可没这么热闹”，“所以尽管热闹，还得锦上添花”，更觉薛愈先生此书的弥足珍贵。毕竟是填补了北方藏书家空白的一部分，且给予爱书人及收藏家以许多方便的第一部本事着述呵！我甚至这样想：江浙两省藏书家的殊勋，是由那众多藏书家藏书楼和为其作传流布的叶昌炽、叶德辉、傅增湘、吴晗等几辈人共建的，而晋省的藏书家也同样还给我们北方一分殊荣，则是由薛愈先生匹马只轮，在故里乡路上东跑西颠独树的。单单为此，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读书人，面对这么多书香先哲，就该给薛愈先生行大礼。
读《山西藏书家传略》，每每为薛愈先生根据其掌握的传主文献材料，或钩沉发微，或品藻得失，或为历来谈藏书家所未悉者，而暗暗称绝。称绝之馀，更有感于薛愈先生在其采自亲历的那些近代藏书家传略中，其无数善本典籍大多被日寇掠夺、毁佚的悲愤之情。这是比读江浙藏书家纪传时，更易激起令人难以泯灭的大恨之处；而得以幸存的私家藏书，正是薛愈先生有着纪实根据，所记的那些捐献给国家或团体的藏书家。可见，不管是其时或现世，藏书家得祸福，决不止个人的一厢情愿，维系藏书家之书香不绝缕缕的，最可靠的还是面对公众的国家藏书机构或团体。
《山西藏书家传略》亦有若干缺憾。如所选的藏书家，其中并非都有可以坐实的本事。有些当属史籍所载的生平经历，在藏书方面所列并不详，是否算得上藏书家，让人存疑；再如，将不少生于晚清，但藏书活动主要在民国、抗战乃至建国初期的藏书家，一概列入清代，是否合乎体例，实在也值得商榷。这是憾，还有缺。如世所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清代着名的朴学家阎若璩和思想家、书法家傅山，却不知何故忽略不记？而上述三位，我个人认为，实在可以算得上山西的大藏书家的。
薛愈先生的《山西藏书家传略》，虽有我个人以为的这若干缺憾，但其价值却是不容怀疑的。
（《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七年二月八日）
2、《瀛环志略》与美国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是在其福建布政使一职的五年任期内，遍访搜集西人所绘地图，反复询译，编纂增删达数十稿之后，终在一八四八年于福州定稿初刻始成的。靠山者仁，靠水者智。从贫瘠偏僻的山西五台走到沿海的徐继畲，靠着仁者的敦厚，加上智者的敏识，以其五阅寒暑，穷究当时域外各国情形，终因致世界地理学而引起民主思想。至此，徐继畲就成了中国维新先觉的第一人。但历史往往是让人遗憾的——先觉之人均是由后来者的觉悟才赞叹起来的——当时徐继畲所编纂的我国最早的这本介绍世界大势的地理着作刊行后，见者大多哗然，未几便横遭訾议，但好在没有惹出大的麻烦。随后只因英人强租福州神光寺屋，引起纠纷两年之久一事，惊动朝廷，才被罢官落职的。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仅仅对“先觉者”罢官落职，这是为数不多的从轻发落者之一。徐被罢官后，《瀛环志略》当然也不能再加流传，但由地理学而引起的民主思想，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始传播。一八五三年，宁波府镌，基督教信徒立石，将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对华盛顿的赞辞刻在一块石碑上，赠送给当时正在修建中的美京华盛顿纪念塔。此碑边缘的雕饰中有僧侣、龙、斗士及精致的花纹，极有审美情趣和象征意义。一八六二年五月，美国人彼得·帕克又将这块碑文译为英文，一同砌于华盛顿纪念塔的第十级内壁。此碑数百年来一直鲜为人知，就连回归故里的徐继畲亦不知晓，直到一九六九年，我国台湾省学者陈如一发表《华盛顿塔中的中文碑》一文，徐继畲颂华盛顿的石刻碑文一事才为人知。一九七六年，方预先生亲到华盛顿国家公园管理处，检视塔中颂赞徐文碑刻原卷，并拍摄到中文原刻和英译石刻全文照片，所刻碑文的全貌才终露端倪。徐文碑卷如下：
隆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着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侵侵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魄雄毅绝伦，呜呼！不可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众国传教士识。
《瀛环志略》不仅以“民间使节”的身份与华盛顿纪念塔结下百年之好，还在一八六一年被日本井上春洋等人最早翻刻，并对其维新强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令人叹惋的是，作为宏开风气，可称维新先驱的徐继畲，竟不得尽其所怀，便郁郁以殁；而腐败无能的清廷，在徐继畲的这本书成书十八年之后，始再刻印，大行刻印竟迟达五十七年！就连我国近代两位维新运动的风云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只是在一八八五年及一八九〇年方见此书。如此贻误国强民智，焉有不落后的事理。新的千年到来之际，但愿这样的历史误会不要在我们的身上重现。
（《山西晚报》，二〇〇一年二月二日）
3、何澄子女捐赠网师园
被誉为“以少胜多”典范的网师园，自从由陈从周教授“移植”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后，在世上的影响和世人的眼中，已超过众多名园，成为无数欲到苏州一饱中国园林艺术眼福的旅游欣赏家的必选。套用一句俗话，“不读网师园，到过苏州也枉然”，似正风行。然，游人在园中寻古访幽，叹为观止的时候，却对苏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九年四月立的一块《重修网师园记》石碑有所忽略。其实这块石碑所记的这句话：“一九五〇年园主何氏将园捐献”，便已点明了作为私家园林的网师园，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造园艺术的杰作和瑰宝，并任凭世界各国人民尽情畅游的原委。那么何氏是谁？为什么何氏要将自己的私家花园捐献给国家？这座名园又是怎样捐献的？这里有着一连串的故事。
园主何氏，名何澄，号亚农，因崇敬傅山的民族气节，又号真山，山西灵石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最早入盟者，又是“丈夫团”的骨干成员。辛亥革命爆发，何澄自京师到沪，辅陈其美督师上海起义。上海光复后，任沪军第二师参谋长。一九一二年，南北议和，被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将沪军第二师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三师率先解散，何澄从此息影军政，定居于苏州。
何澄对造房情有独锺，不但独立设计建造了的自己的第一座寓所——“二渡书屋”，此后还在现苏州南园宾馆建造了有庭院有假山的“灌木楼”。三十年代，与当时租居在网师园（时称“逸园”，俗称“张家花园”）的张善子、张大千、叶公绰成为至交。一九四〇年，国难当头之际，何澄不忍这座名园就如此荒废下去，遂从卖掉北京所自建“真山园”私宅的一笔款子，从园主张锡銮之子张师黄手中将此园购回，遂复原名网师园。购下网师园后，何澄一方面延请工匠，一方面亲自动手修复，对假山、树木、房屋和现在被人赞不绝口的室内明清家具等进行了修整和复原。一九四五年夏季，何澄应同乡老友阎锡山之邀，准备到山西襄理省政。先抵北平，居住在亲戚家，后移居在张大千单为他租用的颐和园养云轩三间房内。在这期间，何澄看到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抗战胜利后的种种劣行，又闻见东北方面国共两党的内战硝烟，于是顿生避意，决定待病稍好后即返回苏州。不幸的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因突患脑血栓，病逝于北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终年六十六岁。
既然何澄逝世于一九四六年，怎么会将网师园捐献给国家呢？这是因为何澄在购买网师园之后，就不断与其子女说，他之所以购置网师园，只是为了避免这个破园子更进一步地毁坏，将来政治清明安定了，必还之于民。所以在何澄逝世之后的三年中，其夫人王季山（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更是克勤克俭，精心维护着网师园，其间还将自己的住房租出了多间。可以说，王季山为丈夫何澄生前的遗愿，也是竭尽了保护心力。一九四九年，王季山被人不明不白地暗杀，何澄儿女无不痛心。父母双双故去，故园居处应属谁？从台湾大学返回国内的何澄三女儿何泽瑛在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便与兄弟姐妹书信联系，想尽快实现父母生前的心愿，将网师园捐献给新中国，捐献给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民。此事经过何澄子女的反复商讨，终于得到何氏八位子女的一致赞同。一九五〇年，遂由何泽瑛全权负责，代表生父生母，将网师园捐献给了国家。
（《大公报》，一九九八年二月十日）
（《文汇报》，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4、网师园补遗
《中国园林》是园林学家陈从周的“说园”散文随笔结集，属学者散文随笔之列，广东旅游出版社“中国旅游文化书系”之一种，一九九六年八月出版。此前，陈从周的《说园》（五篇）曾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以中英两种文字同刊，中文部分系由陈从周书写影印，很是漂亮。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我那时还不懂得买，也就没想着买，直到十年后的一九九四年，我才买到已是第四次印刷的此书。
《中国园林》可以说是《说园》的“前补后注”，也是阅读中国园林艺术的“小百科”。叶圣陶说《说园》，“熔哲、文、美于一炉，臻此高境，钦悦无量”。这话绝了！所以陈从周的《中国园林》不管在《说园》的基础上，补收了多少篇或前或后的文字，叶圣陶的这句话，仍是对《中国园林》最精当的评述之一。别人也读也评，但评语往往是让人记不住的。我的一点补遗，仅仅是因了陈从周在《苏州网师园》一文中的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一句话是指陈从周在叙述网师园的历代园主一节时所说的：“……后何亚农购得之，小有修理。一九五八年秋由苏州园林管理处接管，住宅园林修葺一新。”我觉这里尚有一段空白及早已是陈旧了材料要复原。一个人是说“何亚农”，此公不但是网师园的最后一位园主，而且还是最早一个心存“政治清明安定了，必还之于民”的在野高士。一件事是讲“何亚农购得，小有修理，一九五八年秋由苏州园林管理处接管”期间，还有一件“由于历史的原因”，何亚农的子女依先父生前夙愿，在一九五〇年即将网师园捐献给国家；一九五六年，又将一千三百七十四件珍贵文物、六百四十二册珍版图书再度捐赠给苏州文管会，竟被人按下不表。所以，就连陈从周这样的园林艺术大家，都有所不知的事情发生。关于何亚农子女将网师园捐献给国家这件事的原委，我是经过采访何亚农的二子，现已退休的山西医科大学教授何泽涌，并看了一九九四年由苏州园林局、文管会、文化局、博物馆等有关部门给何亚农子女补办的园林、房产、文物捐赠手续后才弄清楚的（详情请见拙文《何澄捐赠网师园》，载《大公报》一九九八年二月十日；《文汇报》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陈从周的《苏州网师园》写于一九七六年一月，“由于历史的原因”，当然不知这段史实。但将此文收入《中国园林》之前的一九八九年四月，苏州市人民政府已在网师园立有一块《重修网师园记》，且已有“一九五零年园主何氏将园捐献”的碑刻大字。如此重要的碑记，不知怎么竟没有引起陈从周的注意？因为陈从周的名气太大，这一关于何亚农的文字表述，极易引起网师园是被苏州园林部门“接管”的误读和歧义。所以我在读过《中国园林》之后，愿就我所仅知的这件事，为陈从周的《苏州网师园》补遗，使网师园更加“平易近人，蕴藉多姿”。
陈从周以“园以有‘境界’为上”，我对此深表赞叹之外，还以为献园人的“境界”也是上而堪佳的。以网师园的捐赠为例：献园人除了何澄先贤及夫人王季山外，还有何氏子女八人，即：中科院金属物理学家何怡贞，现已退休的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何泽明，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何泽慧，现已退休的山西医科大学教授何泽涌，现已退休的中科院南京植物园研究员何泽瑛，现已退休的河北保定油脂厂技术员何泽源，现已退休的高级物探工程师何泽诚，一九七六年病逝的长春地质学院讲师何泽庆。这些捐赠人与网师园同样，凡“说园”，似不该忘记的。
（《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
5、遗藏印章捐赠记
一九九〇年，何澄先生珍藏的七十二钮印章、印材全部由其子女捐赠给南京博物院。这是何澄子女继一九五〇年将网师园、阔家头巷七号房屋捐赠给国家，一九五六年捐献先父遗藏文物一千三百七十四件、古籍图书六百四十二册之后的第三次捐献义举。
这批印章、印材原本是日本侵略军侵占苏州时，何澄埋藏在故宅“灌木楼”（现苏州南园宾馆）院内假山上的，故不在身边的子女全然不知，知此事者只有当时在家替何澄打里照外的三女儿何泽瑛。
一九九〇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何泽瑛的女儿在路上遇见了在南京博物院保管部工作的一位同学。闲谈中，她向这位同学提起了外公生前收藏了一批名贵印章印材，抗战期间埋在故宅前的假山上。她妈妈想把这批东西找找看，如有就捐献给国家。谁知，路上碰了同学随便说说的这番话，日后却爆出一场被收藏界津津乐道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