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文学作品，要不就媚俗得形同妓女，要不就风雅得骨瘦如柴、无病呻吟，活活一群性变态之老处女。真不如谈点文学以外的好东西。
年初，得到一本法国人洛伊宁格尔着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部头不大，不足300个页码，王山翻译，马健责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开读之前，我对它也没多高的期望值，因为这种写中国问题的中外着作，近些年看得多了，也有点看得烦了，什么《失衡的中国》、《步履艰难的中国》、《改变中国》……大多是人云亦云的资料堆砌，耸人听闻的浮浅臆断，而真正有气魄、有个性、有真知灼见者几稀。我暗自嘀咕：你这位法国先生又能怎么样？不料开读之后，津津有味，难以释卷，竟于不知不觉间一口气读到最后一句，曰：“于是，我们必须了解中国！”是的，洛伊宁格尔先生，你这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真算得上了解中国的奇书之一，而你自己也真算得上是一个老辣的中国通。我都有点惊讶，你怎么会如此了解中国？当然，了解并不等于理解，理解并不等于绝对正确。事实上，对于你的有些观点和论据还不敢苟同。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非常感谢你这真诚而智慧的“第三只眼睛”。
洛伊宁格尔在这部篇幅并不巨大的书里，笔触所及，桩桩皆是当今中国最敏感、最重大、最牵动人心的社会问题：改革问题、经济问题、领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干部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问题真多，盘根错节。但由于作者具有天然的超脱优势，具有充满异国情结的独特的视觉、视野和思路，加之富有历史责任感和人类同情心，故能丝毫不受“国产”种种传统立场、观点、方法甚至语言和资料的束缚，任由自己天马行空，纵笔泼洒，言国人不能言或不敢言，怪招迭用、出奇制胜，收到一种旁观者清和快刀斩乱麻的独特而强烈的效果。
即以农民问题为例。
先看他冠给这一问题的名目：“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真有点危言耸听之嫌了，不是一个不知顾忌的外国人，谁有这种胆量？没见过。
且不论标题。那么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事实上又如何呢？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所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我国仅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在广大农村彻底推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至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实现包产到户的达到99.96%，以此为开端的农村劳动组织的变革，引起了产业结构、生产力构成的进一步变化。随着国家陆续制定推行一系列重要的农村政策，肯定多种经营的合法性，承认多种经营的新趋势，允许土地转包，允许农民进城从事各种商业经营活动，尤其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终于给长期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亿万农民松了绑，使他们焕发出了空前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从而导致了我国农业连续多年的大丰收。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人均800斤，首次接近世界平均值850斤的水平。这一成就举世瞩目。
对于中国改革的初步成功，洛伊宁格尔无疑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方案，“可以成为人类一切有志于改革的圣典，同时，又是所有政治家可以借鉴参照的最充满智慧因而又是最机智最强硬的政治谋略佳作。”当然，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大肆铺排改革成就的具体细节，这既无必要，也与他的写作原意无关。他原本就不想做一只凑热闹的讨好献媚的洋“喜鹊”，而成心来做一只也许会惹中国人讨嫌的洋“乌鸦”。所以，他更关注的是与成功相生相克的隐患，是很容易被一种倾向掩盖住的另一种倾向。这个外国人倒是真懂得我们的辩证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出来的农民的力量“无疑是一把双刃宝剑，它既能用来击中目标，也会伤害到自己”。他更从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和中国社会自然发展过程出发，进一步阐述道：“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农民。”作者无疑想挑明如下一个观点：中国改革能否深入发展以取得最后的成功，关键依然是农民问题。他清醒地判断说：“农村自全面实行承包制以后，被释放出来的农民的力量开始分流，从两个方面开始了对‘长城’的冲击。”“邓小平的‘被饥饿逼迫’出来的改革政策，显然对此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说出这种意思，我想洛氏肯定不是第一人，中国的有识之士并不比他笨；但说得这么无遮无拦，真诚坦率，整个一个“盛世危言”，也只有他洛伊宁格尔了。
近些年来，国人无不关注改革的深化问题，探讨之，争论之，痛苦之。有人把改革无法深化归咎于最初的选择，认为不应该起步于农村。国外亦有这种议论。他们怎么不想想，当时有两亿农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连饭都吃不上，不先解决肚子问题行吗？选择农村为改革的突破口，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即如洛氏所说的“被饥饿逼迫”出来的。显然，问题不在于改革自农村起步，而在于初见成效后该如何继续深入发展。假如在成绩面前不那么盲目骄傲，不断深化以包产到户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改革、稳定农村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引导农民增加向土地的经济投入，煞住向土地、山林、水域、矿藏及农田水利设施的掠夺性开发，增强以农业为中心的发展后劲，也许现在的形势要乐观得多。可惜的是，当农村个体、联产等经营方式尚未完善从而发挥最大潜能，当发展农业的后劲还远远没能积蓄深厚之时，我们即过早地提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转移。可惜的是，当我们的城市里依然是“高就业低效率”的局面，结构性失业依然相当严重，整个城市设施早就超负荷运转之时，过多农民过早地一拥而入。可惜的是，当我们改革的环境因素诸如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等，都还未能形成与经济改革基本协调配套（完全协调配套当然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太看重了“速度”。总之，当我们忽略了“没有比农业更需要头脑”的明训，忽略了中国改革大业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历史过程，从而放松了宏观控制，放松了科学预测，一旦造成无序的社会行为，那么数以亿计的人口盲动就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现在谁也看得清楚，深化改革困难的总根子在农业，说到底在农民，亿万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落后性的中国农民，尤其是洛氏所强调的流民——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农民。
流民这个称谓似乎不雅，官方文件上没有见过，党报党刊也很少提及，我们似乎喜欢称之为“进城农民”、“民工”、“盲流”等等。不过“流民”这个叫法用不着忌讳，它早就“彪炳史册”，而且“历史悠久”，流民问题早就是中国历代王朝最感头疼的难题之一了。
清以前的历代流民，只有在出现大的天灾战祸时方才形成，灾变过后又会慢慢趋于消失。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朝以后，情形不同了，流民的存在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也就是说流民问题始终是清王朝所面对的社会难题之一。从流民的走向考察，清以前的流民大致是朝着没有天灾和战祸的地区流动，而清代的流民有所变化，大致是自东向西或自南而北，由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向人口密度小的地区流动，主要目的是寻找生存资源，而不是专为逃避灾变的。再说解决流民问题的办法，清以前或者清前期，大多采取“资送回籍”、“安插复业”的政策，但随着流民常聚不散的局面出现，上述办法就不管用了。乾隆皇帝就很敏感地指出：“今经日久体验，流民中谋生者悉系故土并无田庐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复还，即还其故乡仍无业之人耳。”是呀，将这些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农民送回老家又能怎么样？所以，后来对付流民的办法，也就由“资送回籍”改为“听其自然”，想往哪儿流就往哪儿流，最后连视为“龙脉”的发祥地满洲也对流民开放了。
我们当今中国出现的流民，在组成成分、流动原因和流动方向上，自然与从前不同。他们并非迫于天灾人祸，而是吃饱肚子以后要去外面世界闯闯；流动的方向也很明确，一门心思奔向城镇。5年前就有专家惊呼：“我国每年以800万人口的速度掀起了巨大的城市化浪潮。”而据洛伊宁格尔估计，现在大约有“一亿多农民冲出农田”，冲向下一个目标，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流民大军。即以北京为例，据说常住流民已达百万之多。
从理论上讲，农民进城乃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进步。我国显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农民进城也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消极的方面。对此，洛伊宁格尔先生有一段精彩的文字。他写道：对于中国来说，“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成比例，除个别城市外，现在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而城市经济生活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体现物的，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极其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遂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下结论说，随着流民潮的高涨，一是在城市必然掀起犯罪潮，一是农村基层政权出现瓦解趋势。
我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现状缺乏了解，这里不敢妄断。但看城市犯罪纪录，我不得不承认洛氏不幸而言中了。仍以北京为例，据正式资料表明：“1993年前7个月，在查获的外来犯罪人员中，以来自农村的人员居多，占69.8%；其中作大案者占大案总数的63%；从作案形式看，主要是盗劫、抢劫，占作案总数的73.1%”。类似百分比在河北、山西等省更大，至于在经济发达地区就不必问了。
若要考察作案心理，不妨举两个具体例子。其一，有份资料写道：“以安徽农民李其贵为首的8人犯罪团伙，充满打家劫舍的原始野蛮和疯狂，晚上带着凶器和加力钳，开着汽车去袭击企事业仓库，能偷就偷，不能偷就干脆先把值班员捆起来再抢，一年作案50余起，价值达25万余元。”其二，还是这份资料，载有一个青年农民的内心自白，他说：“我非常非常想作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我一直在为此而奋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还来不及实现这个目标就成了阶下囚，我为此很懊恼，也怪上帝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城里人？为什么有的人却需要奋斗得很苦很苦才能成为城里人？”看看这种无法无天的犯罪事实，听听这种心里失衡的强烈呐喊，不都是“洛氏论断”的最佳注脚吗？那么，他认为中国农民，“尤其在失控情况下的这个群体盲目激动状态”“是一座活火山”，你还会觉得是耸人听闻吗？为着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总在苦苦地调查研究，以便及时准确掌握“社会不安定因素”，难道这还不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吗？
也许会说，流民问题是个极而言之的特殊问题。但请勿忘记，冲出农田绝不是流民才具备这种要求，而是当今农村全体成员的整体心理倾向，其内在驱动力则是一种发展的欲望。用洛伊宁格尔的话说：“发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经济学上称为创造财富的本能；社会学则称之为人的完善和价值实现；心理学上的原因是贪婪。”尤其需要指出的两点是：其一，农民这种强烈的发展欲望，过去被种种政治律条禁锢在土地上达30年之久而难以发泄，一旦有了突破口，这蓄积既久的爆发力该有多强？其二，中国农民这个群体太庞大了，庞大到全世界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在中国，但这却是一个文盲充斥和法盲充斥的大军，他们所处的农村地区观念落后，教育落后，科技落后，交通落后，这与他们急于发财致富的心态反差强烈，极易造成一种失控的盲目激动状态。洛伊宁格尔分析道：亿万人“处于一种盲动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都产生强烈的被虐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又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性运动。”这是很令人深思的。
应该怎样解决好农民问题，尤其是流民问题？洛伊宁格尔并没有开出具体药方。对于一项需要在不断实践中摸索前进的伟大改革之事，谁又能预先开出一吃就灵、包治百病的药方呢？
（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