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序是喜鹊。
我尽量“不逾矩”，不作哇哇乌鸦状。
还有，我不是诗人或诗评家，只好外行外说。
大河岸边，
除了浪花，
你是一幅
最动人的画——
把纤绳往肩上一挎，
就像驾辕爬坡的马，
活生生拉起一条黄河，
向着遥远的目标进发。
这是本诗集中的一首诗，名叫《黄河纤夫》。它也许并不是最好的，但一句“活生生拉起一条黄河”将我震撼，叫我即时想起李白那雄浑博大、自由浪漫的气势：“黄河万里动风色”、“黄河落天走东海”、“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的黄河是天然奔涌。马维录的黄河却是人工拉起，仿佛看到随着纤夫粗犷的身形、粗厉的号子，在离地三尺滚滚向前。物境、意境更为丰富动人。这神来一笔不仅是本诗的那个“眼”，也可视为本诗集的那个“眼”。
可惜接着一句，马上叫李白笑话：“向着遥远的目标进发。”那不就是海吗？何劳告白天下！谁说黄河非得流向大海？不能流上天？不能冲破堤坝漫溢四方？不能想流到哪儿就流到哪儿吗？你瞧我李诗仙就玩儿它一把“模糊学”，说：“万里写入胸怀间。”
这种刻意（有时是潜意）写实的、教化的、传统的、规范的目标感、使命感、责任感和道德感，可以说几乎浸泡过这本诗集的每一首诗，是整本诗集的“统一包装”和“品牌理念”。张不代先生在评价马老师的第一本诗集《心声》时说：这是一种充满“严正的信念，规整的谕示，刚正的风范，纯正的理性”的“诗化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材”。是好教材当然就极具当代的正面的现实意义。那也是很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心中的风景》是马老师的第四本诗集，这种“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理应继续得到肯定并受到尊重。
然而，作为一个不甘守成的诗人，能不能在碰到一个题材时，尽量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作一种多向的乃至逆向的探索？比如《知了》，在酷暑当道、万物噤声的专制世界里，唯有它“扯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嗓子”大喊大叫，这是何等的无畏、壮烈和凄美！再说它向公众倾诉自己所蒙受的屈辱和不公又有何不可？说什么“凡事应当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那不行！酷暑的罪过不控诉，大是大非不搞清，制造灾难的魔头不清算，历史的教训不记取，就绝对没有“好心绪”，也就没有美好的“未来的生活”。
再说《萤火虫》。在阴云密布不见星月的漫漫长夜，它为什么就不能骄傲地宣言：“我是唯一的太阳！”如果“闲聊的人们还在嚷嚷/天怎么这么黑/不见一丝光亮，”原因不在萤火虫不是太阳，而是这些人们已经“闲聊”了几千年，早已变得穷极无聊、麻木不仁、愚昧无知，丧失了跑出黑屋子，到外面世界去追求光明的勇气和热情。
还有《山花》和《牵牛花》。又是要人家“默默奉献年年生”，甘作“无名英雄”；“默默地开花/悄悄地吐芳”，“却一点也不张扬”。千百年来，牡丹享尽了荣华富贵，玫瑰饮足了爱情美酒，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动员它们不要张扬，甘作无名英雄？这还有最起码的社会公正和人格平等吗？芸芸众生如山花，济济草民如牵牛，虽生在贫贱，长在寒微，可一样样是活泼泼的生命啊！为什么就没有权利张扬个性，出人头地，做他个刘项英雄？即便是时乖命蹇，天不助成，那也要谱写一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壮歌。我们已经低眉噤声、抹杀个性、默默奉献了多少代！人类历史已经翻开到21世纪，难道还要用那一味掺糖的慢性毒药继续鸩杀无辜吗？或者就像马老师那首《决斗》诗所写：“两只牛/几乎同时跃身而起，/犹如两座大山/剧烈地撞击在一起/……终于/一下崩断声/一片血红色/打破了僵局/胜利者登上了高高的王位/失败者走出了群牛的记忆。”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也好呀。“将相宁有种乎？”
当然，改变观念和思路很难，尤其包括像马老师和笔者在内的这一代河东子弟，更觉其难。个中原由，决非职业（比如马先生身为教师之类）所致；另有说道是也。同一个河东地区，在汉唐时代，尤其是初、盛唐时期，以王维、王勃为代表的大诗人层出不穷，群星灿烂，而宋明以降至于今，河东就再也没有出过大诗人，别说像“诗佛”王维这样几与李杜齐名的顶级诗家射雕手，次一等、次二等、次三等的都没有。原因何在？真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啊！
笔者个人以为，其中最要紧的一条是：宋、明以后儒理学派的深度教化，尤其是“官本位”文化的不断升值强化，在河东地区表现尤烈。不仅覆盖了汉风唐韵魏晋风骨的时代大环境，而且阻断了河东文人（亦是中国文人）原有的那种心理结构的发展和完善。
那么，原有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简化些说，就是一种“儒道（后来再加上佛）互补”，或叫作“三教合一”的，可以自由转换、富有弹性的心理结构，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调节机制，或者干脆叫作独立而又独特的社会人格。它在两宋以前的形成演化过程，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其实，在孔子的原始儒学里，就明显包含有“避世”的一面。他强调经世济民的“入世”，但有个条件，叫作：“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想当官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这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前提是首先得保全知识分子独立的社会人格。孟子对此再加阐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典型的实践者是颜回。孔老师对这位学生大加赞叹，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有了颜回，便有了庄周。郭沫若后来恍然大悟道：原来庄子“出世”一派，是从颜回那儿发展来的。在中国所有的大诗人中，三闾大夫屈原是官品最高者之一，且忧国忧民之心特重。然而虽则如此，他也受道家思想很大影响，内心仍“留白”着一大块出世空间，这才写出《卜居》、《渔父》、《悲回风》、《远游》等诗章，开创了游仙诗的先河。
魏晋（包括魏晋）以前的知识分子，不得志时，为保有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人格，不惜“藏声于江海之上”，独处于深山老林之中，过着一种极为艰难困苦的隐士生活。着名者如孙登，如公孙凤，如范粲杨轲，如“竹林七贤”。接下来是陶渊明，他觉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时，倒也不必非逃到薮泽荒林中去，主张“回家即隐逸”，认为要想把自己的命运把握住，关键在于忘怀得失，安贫乐道，身在何处倒不必太计较。这也算得了孔老二“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真传了。
发展到六朝的谢灵运们，又更新了一种隐居模式，可以称为“亦官亦隐式”。就是：一旦不得志，可以从容退入自家的大庄园里“闭门成市”，在独处中靠内心自我调节来求得解脱，既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放弃太多的物质享受和名禄地位，又可以在回归自然（当然是庄园中的一片人造自然）的短暂时日里平心养性，赋诗抒怀，把迷失的社会人格赶紧找回来。
至唐又一大变。大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其时不仅道教文化继续发展兴盛，而且佛教也从外在的宗教演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佛教文化中国化。儒、道、释等多元文化的自由交融，多种价值观的互相参照，甚至是佛道对儒宗正统极大的冲击，都给文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心理空间。面对无限的展望和激发，他们追求独来独往的自由生活，个性的解放，自由意志和浪漫主义的大张扬。诗人们的表现尤为突出。有唐一代不到300年，遗留下来的诗歌约5万首，比此前1600年间（西周至南北朝）的总和还要多出3倍以上；独具风格的着名诗人约有60多位，也大大超过此前历史上着名诗人的总和。真正的价值还不在于数量，在于大唐诗歌不论是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记游诗、赠答诗、闺怨诗，还是抨击社会时政或别的什么诗，大都自然天成，出自我心，充满着乐观高亢的气概，渴求自由解放的热情，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通俗的语言，多姿多彩的风格，很少有那种散发着儒墨气味的理性晕染的教化痕迹。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跟写诗人的政治抱负、创作个性和社会心态密切相关。大唐诗人们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宽松开放，比起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来，一般具有更强的“布衣感”即平民意识。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时还能继续以布衣为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做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可以与君主王侯来那么一点分庭抗礼的精神凭籍。他们并不缺少“入世”的希冀、奋斗和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欲献济时策”，“敢进兴亡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也仍是地道的儒家追求。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从容做到“成则卿相，败则草野”，甚至敢于大发文人脾气，一旦入世受阻，立马撂挑子走人：“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然后或去求佛，或去访道，或游历山川湖海，叫作“仗剑去国，辞家远游”。正是这一份敢与儒学正统相颉颃的人性底蕴、个性定力和精神操守，催发着诗歌天赋的脉动和喷涌，谱写出前无古人的大唐诗史。处于华夏文明中心区域之一的河东地区，出现王维、王勃、司空图这样一大批国手诗家，也就毫不为怪了。
可惜得很，两宋和两宋以后，儒家的世俗伦理学说卷土重来，并且发扬光大，形成强大的“宋明理学”。它要“存天理，灭人欲”，特别想独霸天下读书人的整个心理空间。在这方面，我们河东老先贤、与马老师同乡的司马光老先生特别卖力，与湖南道州的周敦颐（顺便提一下，经考证，笔者先祖亦出自道州周，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南北呼应，一个着《易说》，一个着《易传》；一个写《资治通鉴》，一个写《中庸》；一个倡“三纲”定“六纪”，辅佐后世帝王之业，一个以《周子全书》划定整套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再经“两程”和朱熹的发展和集大成，真正达到了“人欲尽处，天理流行”的理想境界了。这样的世界稳定又祥和，可就是撒不下自由诗种，长不出屈、李、杜、王来，并且从此坐下病根，至今徒唤奈何。
不过，也无须悲观。世界总在向前发展，人类总在探索前进。河东已不是旧河东，尽管“官本位”文化锁定的老景观依然处处堆放，也难挡现代价值观的春光乍泄。且看马老师的《越过冬季——一个老年婚恋者的心里话》：“本是收获的季节/不曾想/收割的竟是孤单/这时/是她/以季节对季节的问候/撩起我/日子对日子的思念/生命似火/爱在燃烧/我别无选择/只好越过冬季/再迎春天！”
而且应该明白：春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她都会信然降临人间。你唯一的激动只是再次发现。还有这么一首诗：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这是诗佛王维的一首诗。宋明以来的道学家，常将此诗指为“消极”之作，以质疑我们这位河东大诗人的文坛价值。然而现代有识之士则别具慧眼，认为：“生命在寂静里跃动，万物溶解在静中是如此和谐。这是一种特殊的美，连李白、杜甫也未必写得出。”“重神韵，讲究暗示而不讲究直叙”，“正在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今人一种颇为重要的审美经验。就这一层意义上讲，不妨将王维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
西方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先生，特意编译了一本《汉诗译卷》，被认为是他对英语诗歌的“最持久的贡献”。你猜怎么着？内中只选出王维和李白两位诗人15首诗。
林语堂先生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很有预见性地写道：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性，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此正足予美国赶忙对症下药”。而今看来，又岂止光是美国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物质世界极大丰富，商品时代人欲横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生内在自我的分裂，已经成为所有地球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和难题。在这种新时代条件下重新审视王维先生“随缘任性，宁静淡泊”的处世态度，及其诗歌调理性情之功能，便获得了现代性的和世界性的意义。诗载道，诗言志，诗表情，无论如何还得加上诗怡性这一条才行。
言及此，我们希求马维录先生能在人们精神的“屋前空地”上栽几株奇花异草，定会博得众口一颂：“无量佛！”
（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