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跟人的运气就是不一样。比方说，我也常跑古旧书摊和文物市场，愣是什么珍贵东西也没碰上。可比我年高多多并且眼花重听的董大中先生，一出马便大有斩获，居然以5元人民币购得一种当代禁书目录──一份货真价实的红头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着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
整个文件是竖排版式，以上文件头的内容框在一个长方形的大红框里，关键性的文字也一律是大红颜色，虽经44年岁月风尘，纸质已然黄脆不堪，但那种鲜红的革命本色仍不减当年，照样以中央红头文件所特有的权威与神秘，震慑着今日的目击者。再想一想，“共印315份”，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什么分量？像我们山西这样的内陆省份，我估计决不会超过5份，什么样的人物头儿才有权阅读，于此可想而知。
所列禁书目录是以“附件”的形式出现的，共开出19位属于“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作家的94种着作和译着，依次为：
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等19种；
刘雪苇的《过去集》等4种；
阿垅（亦门）的《作家的性格和人物创造》等4种；
绿原的《集合》等7种；
鲁藜的《李村沟的故事》等7种；
芦甸的《我们是幸福的》等3种；
路翎的《朱桂花的故事》等9种；
冀坊的《桥和墙》等4种；
梅志的《小红帽脱险记》等4种；
罗洛的《春天来了》等3种；
方典的《向着真实》等1种；
张禹的《我们的台湾》等2种；
耿庸的《从糖业看台湾》等4种；
牛汉的《祖国》等4种；
化铁的《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等1种；
贾植芳的《住宅问题》等6种；
满涛的《樱桃园》等6种；
吕荧的《关于工人文艺》等4种；
徐放的《赶路集》等2种。
这份红头文件下发时，上列19位作家已经悉数成为狱中之囚，那么对他们这些书籍如何处置呢？行文简洁的文件是这么指示的：
（一）一律停止出售和再版，其中翻译部分的书籍如需出版，必须另行组织重译；
（二）一律不得公开借阅。
严厉吗？这看怎么说。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对这种犯禁的书那是要全部集中烧掉的，对于写这种书的人那是大都要作“肉体消灭”的，所谓“焚书坑儒”是也。我们这里既没有“焚书”，也没有“坑儒”，而且说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说到封建社会的事，我手头正好有清代乾隆年间的一份禁书目录，上列263种禁书，可惜规格低了一等，是江苏巡抚杨魁上报给乾隆皇帝审阅的。假若是清廷军机处下发的“红头文件”，那可就有意思多了。有清一代，据说禁毁书籍多达数千种。这方面的专着有姚觐光的《清代禁毁书目四种》、陈乃乾的《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孙殿起的《清代禁书知见录》、安平秋和章培恒主编的《中国禁书大观——清代禁书目录》等。奇怪的是至今未见有人整理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禁书情况，也许因为这种情况极少发生的缘故？你看“文化大革命”整得多凶，却也没弄出个禁书目录之类的正经玩意儿。反正我随新中国长到这么大，今日头一回大开眼界，看到了正儿八经的禁书目录，也才只有94种之多。虽然这份红头文件在最后有一句话说：“这个目录是不完全的，在执行中由文化部加以补充。”但我想又能补充多少呢？也许连江苏巡抚杨魁那个省级禁书目录也超不过吧？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从此，还是见不到禁书目录的好。不管怎么说，一个时代的禁书多了，总不是什么好事，还是越少越好，那种抹杀任何不同声音的“政治禁书”，完全没有了才最好。其中道理我看谁也明白。
掉个头再一想，你说怪也不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历朝历代大兴文字狱不绝，2000多年过去了，怎么就愣没把那“禁书”连根除掉呢？怎么就愣没把那些制造“禁书”的人消灭干净呢？那么，既然事实已经证明禁不完又杀不绝，您又何苦要乐此不疲，而且每每张罗起来还依然那么煞有介事呢？就说眼前这份当初权威得只印发了315份的红头机密文件，怎么才过了不到半个世纪，便流落在出价5元即可售于任何人的地摊上呢？……想着这些矛矛盾盾、颠颠倒倒、苍苍凉凉的事儿，也还挺有趣儿。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