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被劾责，曾国藩却不为所动，继续坚持自己的战略。如此一来，朝廷便认为曾国藩是消极怠工，便继续下旨深责他“疲玩因循”。认为他如此做法“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这样的责备不可谓不重，简直让人无法自处。曾国藩上疏申辩，表示自己也是肉体凡身，连番重压之下早就有心无力，以他曾国藩一人的微薄之力，根本无法扛起大清这艘巨轮。如果朝廷想要速见成效，请其“敕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抚会议剿捻事宜”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并“画分汛地，各专责成”。曾国藩的解释有理、有利、有节，柔中带刚，让朝廷无话可说。
坚持之下，曾国藩的战术也渐收成效，但是却远远满足不了朝廷立竿见影的愿望。九月，张宗禹所率的捻军攻至防务较弱的湖北，朝廷便催促曾国藩移驻河南许州，就近调度、节制皖、豫、鄂三省军务。但曾国藩却认为战局的重点在东部，不愿移师许州。
朝廷见与曾国藩说不通，便放弃了和他对话，转而在九月六日发出上谕“拟令李鸿章带兵赴豫、兼顾山、陕门户”
，并让“吴棠署理两江总督”，还令他们三人“会商复奏”。对于这一决定，曾国藩很是抵触，他认为此举“措置太骤”，为此他连日忧心忡忡，上折表示不能从命。李鸿章也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且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此次要与恩师同山，李鸿章大感不妥。而二人共同的顾虑则是军饷，曾国藩害怕“李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矣”，而李鸿章本人也不愿离开富庶的两江，他深知自己一旦视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位，吴棠不属湘系，且“满腹牢骚”，他若上任“用人行政必多变局”。所以他在了解老师的想法后，也递上《复陈奏旨督军河洛折》陈明“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表示这三难让他不能赴任。两大肱股之臣共同发力，让朝廷无法接招，无可奈何之下清廷只得将此事轻轻放下，并下谕安抚称赞他二人：“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
剿捻虽有战果，能取得局部胜利，但是捻军却从不恋战，来去如风，所以淮军从未能重创捻军。清廷没有耐心再等待曾国藩的慢火细熬，于七月十八日发上谕道：
捻匪滋扰日久，蔓延愈广，迄未大受惩创，若不力筹进剿，糜饷劳师，军务将何日蒇事？曾国藩……着即赶紧趱程，星速驰赴陈郡，亲临各营，就近调度，以期呼应较灵。
也就是说捻军滋扰已久，蔓延越来越广，至今却从没受过重创，如果不加强剿灭力度，将会劳民伤财，军务将何时才能办完？并要求曾国藩快快起程，亲临河南，对捻军穷追猛打。曾国藩接到廷寄“阅之不无郁恼”，却不改初衷，依旧照旧开浚河道，想形成一个口袋，将捻军赶至于此，聚而歼之。但因一直以来事权未能归一，河南方面“未能认真兴办”，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六日夜，捻军大队从最薄弱处河南朱仙镇的北面破围而出直逼山东。
此时的现状是“防河月余，全功尽弃，大局益坏”。而曾国藩因此“睡后，竟夕不能成寐。内忧身世，外忧国事，有似戊午春不眠景象”。失眠、忧虑无解情势，事态一步步地在恶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国荃又跟着添起乱来。原来自从攻克天京后，他便自认功高于世，而在湖北他处处受制于湖广总督官文，曾老九怎会甘心受这份窝囊气，因此两人之间龃龉不断，最后，曾国荃竟上书参劾官文。
遍地的烂摊子再加上一个四弟让曾国藩焦头烂额、心烦意乱，此次北上，他本来是“勉起就道”，如此一来他退意愈浓。便于十月初三上折详尽地描述了自己的病势：
心气过亏，不时出汗，不能多阅文牍。说话逾十余句外，舌端即蹇涩异常，耳亦重听；不说话时，耳鸣而尚不甚聋，因是终日不愿见客。
之后，他又写道：
似此病躯，久膺重任，断无不偾事之理。再四筹思，不得不仰恳圣慈，请开各缺，安心调理。
也就是说我拖着这样不争气的病体，却长久地承担如此重任。败事必然无疑，经过再三思量，我不得不恳请主上开恩，允许我开缺，调养身体。但曾国藩并不愿就此颐养天年，而是想“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十月三十日给老弟的信中他坦白了自己的顾虑：
乞归林泉亦非易易。弟家住年余，值次山（前湖南巡抚恽世临）、筱泉（现任湖南巡抚李瀚章）皆系至好，故得优游如意。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余反复思筹，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
也就是说真的要归隐山林不是易事。老弟可以悠然于老家，是因为你与前后任湖南巡抚均为至交，如果与地方大员稍隔阂，那么就会步履维艰。而在京养病又会招来怨谤，我反复思量后认为以散员留营虽为中下之策，但是别的办法都是下下策。原来曾国藩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不愿意自己的病休生涯变得慌乱局促。
曾国藩想要以散员留营，李鸿章却不能同意。因为，十月二十日朝廷下旨命李鸿章署理钦差大臣，马上要奔赴第一线，一个可靠大后方有多重要，长年带兵的李鸿章当然知道。不论是之前的吴棠还是之后的任何人接任两江，都让他不能放心。所以他于十月二十七日上书朝廷表明：
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曾国藩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矣。
也就是说第一，军中重中之重便是筹饷；第二，曾国藩既已萌生退意，我便希望由他回两江主持大局；第三，但是我屡次恳切请求，曾国藩屡以精力不够来推托；第四，剿捻全依靠两江之饷，若所用非人，恐于大局有误，所以请朝廷亲自处理此事。
李鸿章为什么要上如此一折，是因为曾国藩早在三月十六日的信中就提到过：“鄙人决不回任，此层须预筹及之。”也就是在他早就想过让李鸿章接棒，但也明确表示过一定不会回任两江。所以李鸿章自知劝不动恩师，便只好请朝廷施压。
十一月初一，朝廷下旨令曾国藩回任以免除李鸿章的“掣肘之虑”。曾国藩却万万不愿如此，他告诉四弟即使已经得到让他回任的上谕，他也要上书推辞。因为既然“不堪为星使，又岂可为江督，当即具书恭辞”。
李鸿章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说服曾国藩，便又请李瀚章出马，但曾国藩此次却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他于十七日上折表示：
臣平日教训部曲，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迹涉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畏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取笑。
也就是说我平日里总教导部下，一定坚忍尽忠为而不能畏难取巧。如今我因病离营，回江南安坐，就是近似于取巧，这与平日言行自相矛盾，即使我不怕人言可畏，也会怕部下取笑。
上奏天听之后，他又致函李鸿章道：
即使他人为之，亦决不至改弦易辙，坐视淮、湘各军之贫窘而不顾，阁下似可放心出境。
也就是说两江并不是没了我不行，你大可放心撒手别人。甚至为了表决心，他在交出钦差大臣的关防之后，又另刻了一木质的印信以备留营之用。虽是如此，朝廷却不肯妥协，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在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六，从周口起程回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为何视回任两江为洪水猛兽一般呢？
其实，他全部的精力早就消耗在剿灭太平天国之上，以至于此番精力不济剿捻失败，为此他“意甚悒悒”。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次失败提醒他，他已走向人生的边缘。曾国藩前半生所遇挫折无数，但是那时他尚年轻，一切都可从头再来，年轻人的伤口愈合能力远超老年，挫折之后，睡过一夜，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可人一旦老了，大多经不起挫折，失败的迎头痛击常常会让他们深感失落，感到自己要被世界抛弃，有时竟会就此一蹶不振。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一直勇往直前不知老之将至，虽然他主观上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但是激流勇退和力所不及而被迫离职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即使他一直期盼李鸿章能青出于蓝，即使他明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但是与门生对调职位，和从前的弟子平起平坐，还是让他无法马上就转过弯来。迟暮之感让他一时之间无所适从，所以才执拗地要以散员留营。
而能和恩师并驾齐驱，也让李鸿章一时之间有些红眼。曾国藩早在同治五年三月就曾向他表示过“若六、七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所以李鸿章早就怀有“平捻之志”。早在曾国藩北上之初，李鸿章在写给皖抚乔松年的信中就说过：
节相（指曾国藩）奉命讨贼，义不容辞，惟部下已乏强兵，精力亦甚疲惫，勉强就道，未知能否终局。
也就是曾国藩此番剿捻虽是义不容辞，但是他手下已无强兵，自身也是疲惫不堪，勉强为之，真不知他能不能撑到最后。旁观者清，李鸿章早就看出了曾国藩的败局，九月初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涤相出征，皆借用敝部淮勇，而湘将亦无从之者，难于趋利而赴机。
也就是过去的湘军主帅已指挥不动现在的淮军，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曾国藩一方。此番曾国藩果如其所料平捻失败，李鸿章对自己的粉墨登场显然有些急不可耐。老师的大印他艳羡已久，为了早日持印挂帅，他竟“委候补道取去关防”。根据清朝的典制礼仪，钦差之间的关防交割，必须要当面进行，以示郑重。而后来无论是曾国藩的日记，还是李鸿章的奏折中都记载是由曾国藩派江苏候补道林桐芳、衡州协副将胡正盛送交的关防。而时人在《异辞录》中也记述李鸿章曾“亟索”关防，而曾国藩则“意犹不悦”。
由此可见李鸿章“不顾常规礼仪到曾国藩处亟索关防”，急吼吼地要接手大权，让曾国藩很不舒服，“至此亦不无迟暮落寞之感”。
虽然如此，这一切都只是意气用事，曾国藩毕竟善于自省，长于高瞻远瞩。回任之后他很快便调整好心态，开始尽心尽力地为李鸿章筹饷。左宗棠听闻曾、李二人的嫌隙后曾说：“湘淮暗分气类，即从大帅分起”，曾国藩对此一力驳斥，他怕李氏兄弟因此心存芥蒂，还致信开解。李鸿章接任后也是困难重重，曾国藩一再坚定地表示“如有大风波，仆自分任其愆，必不使独当其咎”。也就是如遇不测，他定会分谤担责，决不让李鸿章一人独当其咎。
中老年危机让曾国藩任性了一回，但是责任、担当、大义让他很快便做回了往日的曾国藩。他曾对李鸿章说过：
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危，阁下危，则仆累卵也。
也就是中外之人都称我是中流砥柱，我却一直视你为我的接班人，淮军无往不利，阁下安然无恙，我才可称砥柱；淮军陷入险境，阁下危机重重，我也会危如累卵。
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可以说李鸿章的淮军完全脱胎于湘军，连“营制饷糈”都一样。曾国藩深深明白他二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熟读老庄的他自然懂得“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所以他不计较一时之得失，坚决地退步抽身，做好一切后勤保障工作，好保全湘、淮二军，曾、李两家。
剿捻结束，李鸿章大功告成，本应加官晋爵。清廷却怕他恃功矜宠，成尾大不掉之势，便玩起一贯的把戏，开始“扬曾抑李”，也就是坚决不能让李鸿章一人独大。所以尽管立下“头功”，李鸿章还是只得到了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的虚衔。因病引退、身处后方的曾国藩却得以入主直隶，成为疆臣之首。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几千年前的老子早就看透了世间的一切。人一旦不再计较得失，甘于俯首做事，天下便“莫能与之争”。
（第五节）以身报国负重疚，薪尽火传担盛名
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已经年满六十，身体大不如前，就连走路都需要别人的搀扶。可是朝廷却在此时给他指派了一件无比艰巨的任务。
原来这一年的五月二十日，天津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天津教案。
教案的起因是一个名为武兰珍的人贩子被捕后，供称他是被教民王三指使才拐卖幼童的。本来当时民间就发生了多起幼儿失踪案，且同时因入夏后天气炎热，疫病频发，教堂的育婴堂死了数十名孤儿，于是民间便传说教堂是“用药迷拐幼孩”且“挖眼剖心者”，虽然从未有过确凿证据，但三人成虎，“民间迷拐之事，愈传愈多”。武兰珍交代出教民王三后，一时之间“民情汹汹，闾阎蠢动”。
天津道周家勋会晤法国领事官丰大业查办此事，丰大业和传教士谢福音约定二十三日巳时与武兰珍当庭对质。对质之时，武兰珍的口供与事实大相径庭：“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最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定证据不足便与谢福音神父协商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议明，“嗣后堂中如有病故人口，应报明地方官居，验明后掩埋；其堂中读书及收养之人，亦应报官，任凭查验，以释众疑。”
但是午后一至三时，教堂之人与教堂外围观群众发生口角，最后竟抛砖殴打起来。丰大业大怒，在崇厚处放枪泄愤后不听劝阻负气而去。他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便与刘杰理论，一语不合之下竟开枪打伤刘杰的随从。围观百姓见此情景更是群情激昂，便一拥而上群殴丰大业致死。死尸并没有熄灭怒火，而是火上更加了一桶油，越来越多的民众聚集过来一把火焚毁了教堂，一时之间事态已经完全失控。
水火无情，火势汹汹蔓延得很快。这把怒火不光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还波及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四座基督教堂。毁物之后便是伤人，据事后统计，“包括法国领事丰大业及随员在内，被殴毙的法国人十七名（含十名修女），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二人，英国与意大利人各一名”，整个行动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其实自从咸丰十年（1860）允许传教士传教后，由于信仰的冲突、利益的纠葛，全国发生了很多起教案，也不乏情况严重者。例如，同治七年（1868），四川酉阳教案就曾有教士李国安及教民三十九人被杀，事后教会又因报复而杀害了当地民众百人。但是天津教案却是头一次死伤如此多的洋人，且其中还有一个外交官。
天津，京畿之处，天子的脚边，复杂、棘手一时间成了此桩教案的关键词。次日，俄、西班牙、英、法、美、比利时、日本七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严惩凶犯。六月一日，法国兵舰进驻大沽，随后英国等六国军舰也陆续前来助威，形势一时之间异常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