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后，咸丰皇帝收到湖广总督杨霈“探闻湘军攻克武昌”的奏报，他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又过了六天，即咸丰四年（1854）九月初五，曾国藩《官军水陆大捷武汉两城同日克复折》呈至案前，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当即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并做出上谕：“此次运筹决策，深合机宜，允宜立沛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对此，曾国藩于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特上《谢恩仍辞署鄂抚折》。之所以称“仍辞”，是因为早在二十几天前就已经有话在先了，由于收复岳州先后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咸丰皇帝赏赐曾国藩三品顶戴，曾国藩上折“恭谢天恩”，并“沥陈下情”，说自己母丧“守制未终”即“夺情视事”，“臣之方寸，常负疚于神明”，“终难自安”，随后把话说得很死：“即日两道夹攻，疾捣武汉，仰仗皇上天威，嗣后湖南一军，或得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敢受。”如今武汉克复，皇帝真的赏了下来，曾国藩自然要兑现前言。他在奏折中一说“窃臣办理戎务，过多功少，屡次陈奏在案”；二说武汉克复之功，一归于众将官，二归于皇上：“事机之顺，处处凑泊，则由我皇上忧勤所积，默挽天心，非臣等筹谋所能及”；三说不宜署理湖北巡抚的两点理由，一是“于公事毫无所益”，因为他要专事东征，无暇顾及湖北事宜，二是“于私心万难自安”，因为“臣母丧未除，葬事未妥，若遽就官职，则外得罪于名教，内见讥于宗族”；四说已经同湖广总督杨霈商议好了，将有关巡抚的关防手续交托给他暂时收存，“吁恳皇上天恩，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五说“微臣供职之年尚富，受恩之日方长”。读到这样入情入理、挚诚恳切的奏陈，如果有谁再怀疑曾国藩请辞的诚意，恐怕就有失公允了吧？
让曾国藩意想不到的是，与他在湖北写请辞折的同一天，咸丰皇帝已在京城做出了新的上谕：“曾国藩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巡抚。”这一上谕在路上走了十四天，于九月二十七送到曾国藩手上，曾国藩于十月初七上《谢兵部侍郎衔恩折》，一谢皇上体谅：“蒙圣慈垂念，体恤周详，免其署理巡抚，俾臣内不亏于名义，外得效乎驱驰。凡私衷不敢上达之隐，无一念不在洞鉴之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二谢皇上赏衔，让自己又惭愧又恐惧，因为“未展寸功”，却“责任愈重”；三向皇上表示忠心：“臣益当慷慨誓师，枕戈待旦，拯生民于水火，纾宵旰之忧勤，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正因为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才有他“感激涕零”的话，这就是在折中所表达的一个意思：我的请辞还没有呈送给您，您就能体谅臣下的心意，可见无一念不在圣上的洞察之中。为此他发誓报答皇恩。可是没过几天，咸丰皇帝对他请辞署理湖北巡抚一折的批示下来，他才发觉自己的感激涕零是多么的可笑：
览。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虚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事大，着严行申饬。
已阅。朕料定你一定会辞谢不就，又考虑你将要率师东下，不能留下来治理湖北，代理巡抚也是徒有虚名，故此赏给你兵部侍郎职衔。你的这一奏折，虽然不全是固执，但是官衔竟然不写代理巡抚，好名的过错还是小的，而违旨的罪过则是大事，应严加斥责。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此前咸丰皇帝在《谢三品顶戴恩折》后的批示：
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执。汝能国而忘家，鞠躬尽瘁，正可慰汝亡亲之志。尽孝之道，莫大于是。酬庸褒绩，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请稍有参差。汝之隐衷，朕知之，天下无不知也。
这话说得是何等的圣明而大气，这绝对是为君者所应该有的风范。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左右的光景，态度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建有惊世大功，反被鸡蛋里挑骨头，严加申斥；而那句“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请稍有参差”的帝王承诺，早变成了小儿的把戏；至于“朕料汝必辞”一语，其潜台词是：因为料你一定会辞而不就，我便提前答应了你，看来咸丰皇帝是把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曾国藩当成了三岁孩子。
再过些时日，曾国藩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事情竟坏在他的一位故人手上。据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
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
咸丰皇帝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说：“没想到曾国藩一个书生，竟能建如此奇功。”某公说：“曾国藩以侍郎的身份在老家守孝，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百姓。而一个民间普通百姓，振臂一呼，追随者竟达万人之多，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咸丰皇帝闻听此言，脸色大变，默然不语了好长时间。正因如此，曾公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达七八年之久。
这里所说的那位军机大臣被许多人认定是祁巂藻，祁氏同曾国藩因共同爱好理学而成为好朋友，而且他的弟弟更与曾国藩是生死之交。前面我们曾说及在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后，即是祁巂藻巧妙地化解咸丰皇帝的怒气，使曾国藩免遭惩处。可是同样是他，如今却又说出了这样对曾国藩极其不利的话，从而由当初的贵人，转而充当了小人。这让曾国藩感到十分气恼，而且悚然心惊。因为正是祁巂藻的一席话，唤起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很深猜忌。据说后来有人同祁巂藻说起此事，祁氏却说是为了保护曾国藩，也许祁氏只是站在中央的角度上看待问题，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维护中央，同时按他自己的说法，也是为了让曾国藩离开手握兵权又兼地方督抚实权这种易受猜忌的位置，但这样的保护，曾国藩无论如何都承受不起。因为祁氏只知自己是军机大臣，而忘记了自己和曾国藩都是汉人，而经他提醒的咸丰皇帝却不仅记起了中央对地方的防猜，更记起满人对汉人的防猜。一旦这双重防猜施加到曾国藩的头上，曾国藩本来就充满艰辛的路就更加难走了。
（第五节）索权臣落败，君心深似海
如前所说，石达开先是声湖北之西，击庐州之东，给曾国藩腾出四天的时间，让他创建水师的计划获得咸丰皇帝的批准，随后又撤离对西征的主持，让曾国藩得以攻克武汉，初创湘军辉煌，如果说这两次都是助曾国藩大起，那么接下来，他就要致曾国藩大落。
咸丰四年（1854）十月，石达开再度临危受命，重掌西征大局，导演了着名的九江湖口会战，致使湘军水师被断为内湖与外江两段，几近瘫痪，湘军被阻扼在九江城下一筹莫展。曾国藩“四省合防、以剿为堵”战略由此破产，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逆转，太平军乘胜收复已然失去的湖北，曾国藩自衡州出兵以来的所有努力尽付东流。
我们当然不能过高地估计石达开的作用，因为湖口惨败是外部与内部、客观与主观多重因素纠结在一起促成的。应当说，对于将要来临的失败曾国藩是有所预感的，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克复武昌、汉阳两城，八月二十七日上《官兵水陆大捷武汉攻城同日克复折》，及至八月三十日再上《水陆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折》时，就清醒地说道：“然臣等细察大局，尚有可虑者数端”，一是将士“志骄气溢”，“时出怨言”，“暗伏挫败之机”；二是太平军实力尚在，“乱民尤多”，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四面皆贼”的境地；三是湖北经济未及恢复，粮饷仍需湖南供给，“此后去湘日远”，“势难长久接济”，“一有缺乏，军士溃散前功尽弃”。简直是一语成谶，这种前功尽弃的局面竟被曾国藩不幸而言中。至于咸丰皇帝却绝没有这份警觉，因为他太急于求成了，故此他做出的上谕是：
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由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扫清江面。应如何分兵前进，如何留兵防守，着杨霈、曾国藩、塔齐布妥筹商定，即行具奏。曾国藩以杀贼自任，必能谋定后战，计出万全。沿江剿贼之事，朕已责之曾国藩与塔齐布。楚省防贼回窜及搜捕江北等处余匪事宜，朕以责之杨霈。务当协力妥筹，不可稍存大意。
不过，即便警觉的曾国藩也并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乃至形成暂缓东进的定见，因为在他上折的第八天即咸丰四年九月初七，又上了《统筹三路进兵折》，就已经制定了进剿江西九江，进而“疾捣（安徽）安庆”的方略。而咸丰皇帝需要九月初五才看到武汉克复的奏折，即便马上做出进剿九江与安庆的上谕，也不可能两天后就能到达曾国藩的手上，就是说，进剿九江、安庆的方略不是遵奉咸丰皇帝的指令，而是曾国藩自行制定的，那么咸丰皇帝的上谕便是对曾国藩的批复了。而且这一批复应当是在看了曾国藩的担忧之后做出的，因为他在批复中特别强调了“谋定后战，计出万全”，只是这种强调太过苍白。
于是，曾国藩饱尝了贸然东进的苦果。只是这一苦果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因为咸丰皇帝以署理湖北巡抚的职衔对曾国藩授而复免，还转赠给他在长沙剿匪时的冤家对头——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这让两湖乃至江西官场上的人们从曾国藩的头上看到了一片黑云。
于是，黑云罩顶的曾国藩便开始了他久困江西的噩梦。因为不被皇帝信任的讯息，像风一样很快就传遍了各地的官场，而官场最大的通病就是势利，于是，曾国藩无论走到哪里，都很难遇到热眼。当然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曾国藩没有地方督抚实权。当初他出于自己堪称愚腐的道德自律，诚心诚意地请辞署理湖北巡抚，可是没过多久，就让他深深领略到没有地方实权的苦痛，当然这并非取决于自己的请辞，而是取决于咸丰皇帝的不授。
湖口之败发生在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十三天后，太平军又袭击九江江面的湘军水师，连曾国藩的座船都被俘获，文件尽失，曾国藩再一次投水自尽，被人救起后，又要策马赴敌而死，经人劝解后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为了拯救被隔为外江与内湖两段的水师，曾国藩命外江水师退回湖北金口予以修复，而被封死在江西鄱阳湖内的一百二十条舢板，如果没有大船随行，就不会冲出湖内，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于咸丰五年正月十二日从九江启行，赶赴南昌，同江西巡抚陈启迈商议赶造长龙大船事宜，由此开始了同江西官场极不愉快的合作。
客寄虚悬的身份给曾国藩带来了巨大的尴尬。本来以团练大臣创办湘军，又带兵打仗，就被保守的官员们视为越轨，如今虽有兵部侍郎之衔，即便后来补授兵部侍郎，但毕竟不是钦差大臣，而所带之兵又不是国家经制兵，故此在江西的官场处处受到歧视。更重要的是没有地方实权，所需军饷必须仰仗江西供给，因此被江西的官吏视为额外负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军饷中的最大一项即所谓厘金。写作《清代皇帝传略·咸丰帝奕詝》的茅海建认为，当清廷陷于经制兵与财政双重溃败之际，是厘金的创办与湘军的崛起拯救了清廷的困局。所谓厘金，则是咸丰三年开始实行的商业税收，因为初定税率为值百抽一，即一厘，故名厘金。由于厘金的诞生，致令已经崩溃的财政有了一线生机，由此解决了刻不容缓的军饷难题。当厘金为湘军所用，便于朽败的正规军之外诞生一支生力军，从而成为以太平军为代表的反抗势力的克星，致使濒临危亡的清王朝又得以延喘六十年。而此时的曾国藩同江西官场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在厘金的收取。坐等供给，无异于乞食，于是便自己开办厘局，这简直是虎口夺食，种种冲突势同水火一般不可调和，令曾藩在江西举步维艰。没办法，曾国藩上折参劾江西巡抚陈启迈。好在咸丰皇帝支持了他，将陈启迈予以革职。然而接替者一如前任，曾国藩的处境丝毫没能改善。
不幸竟接踵而至。作为湘军两大支撑之一的塔齐布于咸丰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九江城下病故，而另一支撑罗泽南则见在江西不能图功，加上筹饷困难，便主动请求回援湖北，于一个月后成行。石达开更趁湘军精锐尽入湖北之机，从湖北分兵两万亲自统带，避实击虚，直捣江西中西部，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撤离九江之围，随后石达开又于素有省城咽喉之称的樟树镇大败江西的湘军主力，然后进逼南昌，很快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尽归太平天国的版图，曾国藩被困南昌及九江的南康一带，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使用蜡丸隐语，化装潜行，还依然有百人以上被太平军捕杀。
就在太平军先后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之后，却于咸丰六年（1856）八月初四至十月十一日出现了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及数万将士为此死去，太平军元气大伤。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北湘军又一次收复武昌、汉阳，然后水陆东进，于十二月进抵九江城下。曾国藩闻讯后由南昌前往劳军，自己也因两湖方面的救援而摆脱危境，并趁势收复十多州县。可是没过多久，却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一日接到父亲的死讯，母丧守孝未终，连丧事都未能办妥，便夺情出山，而今父亲又突然去世，曾国藩五内俱焚，仆地欲绝，愧疚之情、负罪之感潮水般汹涌，恨不得“星飞抵里，抚棺一恸”，当即奏报丁忧并陈请开缺，却不待谕旨即委军而归，由此开启了一场历时七个多月的君臣博弈。
博弈由咸丰七年二月中旬开端，六月上旬至七月初抵达高潮，九月下旬煞尾。其间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七封奏折，咸丰皇帝做出五道谕旨和一则朱批。
曾国藩在第一道折即二月十六日所上的《报丁父忧折》中，吁恳天恩，准予在籍守制，即自闻丧日起回原籍守孝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但也不敢指望，便补了一句“抑或赏假数月，仍赴军营效力之处”。至于第二道折，则是到家后的汇报。必须说明，请假天经地义，但不经谕旨，便擅自丢下军队而径自回家，则不合礼数，甚至是有罪。
据说是有人从中通融，但无论如何，咸丰皇帝并没有治罪，即便不治罪，问罪总是可以的吧？咸丰皇帝表现得十分宽容，在上谕中一点问罪的意思都没透出，只是不准他丁忧终制，而是赏假三月，回籍治丧，并赏银四百两作为丧葬费。不过有两点需要提及，一是申明军务正当吃紧，本可不令回籍，反衬给假的恩德；二是在说明给假的原因中却有“惟念该侍郎素性拘谨”之句，无形中透露了曾国藩在咸丰皇帝心目中的形象。还需补充说明的是，曾国藩请假一事，是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和自己分别上奏的，故此咸年皇帝也分别于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初一做出两道回复骆和曾的上谕，内容其实就是一个，不准终制，赏假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