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生最得意的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军兴之后，一是力劝曾国藩“墨绖从戎”，他认为是自己实赞其行；二是编练湘军水师，他认为是自己实发其议。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曾国藩在郭嵩焘的劝说下，毁掉请求终制的奏疏决计出山。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左宗棠，已经加入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郭嵩焘亦分享敦劝之功。正是因为曾经大义劝曾、左出山，所以当好友时任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来信说：“兄纵不为弟出，独不为天下计耶？”郭嵩焘实在无言以对，只得投笔从戎。时值太平军西征部队围攻南昌，郭嵩焘随罗泽南带领一千多湘军，增援江忠源，在交战之余，识见高人一筹的郭嵩焘观察到太平军船只在长江上面通行无阻，往来神速，不仅认识到“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他把想法告诉江忠源，江忠源马上意识到郭嵩焘提议的战略意义，于是要他代写奏章。后来的战事发展，印证了郭嵩焘看问题的前瞻性。在太平天国后期几次重要的决战中，太平军都是因为陆师单独作战，而尽失战机，相反湘军水师独大，水陆配合如虎添翼。咸丰四年（1854）郭嵩焘被朝廷授以翰林院编修，又重新回到仕途的正轨上来，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江忠源在上奏中强调他在江西助战有功。
但江忠源不幸战死于庐州，郭嵩焘只得去衡州帮助曾国藩营建水师，并一直负责筹办粮饷。咸丰七年（1857）年底，郭嵩焘重回北京赴任翰林院。不到一年，咸丰八年（1858）年底，蒙兵部尚书陈孚恩举荐，被咸丰皇帝着在南书房行走。此时的权臣肃顺亦对楚才极为推重，局面对郭嵩焘的个人前途极为有利。不足两月郭嵩焘被委以重任，参赞僧格林沁防务津沽。僧格林沁在当时被誉为既贤且勇，郭嵩焘亦是诚心与之合作。但无论战略还是战术，郭嵩焘与僧格林沁都是格格不入。僧王主战，而郭嵩焘认为洋人通商之局已成，战无了局、后患无穷；在具体防务方面，两个人之间的分歧也是很大。幸好咸丰九年（1859）九月，郭嵩焘奉命前往山东查办厘税诸事，他到之后跑遍了沿岸的每一个海口，拟定章程，规划全局，可谓辛苦至极，不料因为协助他的僧王属下暗中掣肘，他委派士坤开办的厘局因此事故频发，僧王遂以“擅行开办”对郭嵩焘施以参劾。而山东巡抚文煜不敢得罪僧王，反倒对郭嵩焘落井下石，使得郭嵩焘被交部议处，降两级调用。实际上咸丰皇帝并没有改变对他的好感，可是倔强的郭嵩焘却乞病休回籍，主动放弃了这次在仕途发展的绝好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他爱憎分明的文人性格起了决定作用，他确实对这个只讲利益不讲是非的腐败官场心灰意冷了。三年之后同治二年（1863）七月，身任两淮盐运使的郭嵩焘正忙于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筹饷，却再次接到谕旨着三品顶戴署理广东巡抚。而这一次在广东的任职经历，本来雄心勃勃，却又困于督抚不和，到处碰壁，历尽挫折。先是受抑于两广总督毛鸿宾，然后再受抑于署理总督的广州将军瑞麟，令人不可想象的是最后竟惨遭同乡好友左宗棠的恶意相倾，在奏疏中四度弹劾他。这里面固然有郭嵩焘遇人不淑的成分，但推究个人原因也与他勇于任事不妥协的行事风格有关，打破了大清官场上下之间唯唯诺诺，“多磕头，少说话”的潜规则。做了两年多的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五月屡受阻扼满腔郁怫的郭嵩焘终于离任广东，而官声之差竟然有甚于那些贪官污吏，这是他仕途中遭遇的第二次滑铁卢。此后八年郭嵩焘隐居乡野，直至光绪元年（1875）再次被起用。光绪二年（1876）十月，郭嵩焘被任命为大清帝国的首任公使前往英国，出使前后风波不断，先是被国人视为辱国之举，横遭议论，成众矢之的；后又有他所写的《使西纪程》刊刻出版，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再有副使刘锡鸿有意相制、恶意构陷，列“十款”、“三大罪”攻击郭嵩焘。终于在光绪五年（1879）三月，郭嵩焘被召返回国内，这次花甲之年的游宦经历，成为郭嵩焘仕途上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痛。实际上此时的郭嵩焘才六十二岁，距离光绪十七年（1891）过世还有十二年时间；距离中日甲午海战还有十五年时间；而此时的日本，明治维新才刚满十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清楚世界形势的顶尖人才，本应在此关键时刻发挥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清政府对于郭嵩焘不但没有委以重任，更不要说像曾国藩一样被视为柱石，相反却是高高挂起，让他终老于江湖。如此荒诞的结局，不知是天意，抑或是人事。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的人生际遇，就是由这样的一幕幕重头戏所组成，在每一段经历里，面对着不同的格局，他们展现出自己不同的变化，而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命运的潜台词。纵观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可不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不可不谓精彩，作为读书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出将入相还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作为信仰坚定的儒者他们也是成功的，因为他们把“穷理尽性”发挥到了极致，不仅立德立言还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中兴之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为大变局中的国家和民族奠定了很多进步的因子。但是造化弄人，他们的个人命运又是和家运、国运、时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生逢乱世无论成败顺逆，总是忧勤惕厉、终生怫郁——他们想撑起将倾的大厦，无奈力不从心，最后都以悲剧收场。
（第四节）德有所成，道有所传
从湘水岸边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左右十九世纪中国历史舞台的大人物，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路走来，与其说他们显扬于经世卫道的军政事功、卓越深刻的思想见解、力挽狂澜的治国之才，毋宁说他们成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作为带有浓厚理学色彩的士大夫，他们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美德的追求，往往超越了现实的政治和人生。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咸丰元年（1851）五月，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同时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折奏虽多，断无似此之激直者，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看来身家性命也无法阻挡曾国藩对“忠”的践行；同治九年（1870）六月，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从大局出发，采用妥协方式处理，结果引来举国声讨，曾国藩再一次用一生清誉换来了对“忠”的践行。这种超越生命和毁誉的“忠”，已经不单单是针对一家一姓的清朝统治阶级了，而是上升为爱国爱民的“公”的层面。如果说在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眼里，“忠”还是传统纲常伦理的基础、前提，那么“诚”则成为天地万物之本了。《中庸》
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是天道的法则，使自己诚实是人道的法则。对于“诚”的追求，是他们人生中的主旋律，实际上也是他们事业发展前进的原动力。刘蓉的直、郭嵩焘的真，都是对“诚”的最好诠释，曾国藩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曾讲过一段自己最难熬的内心经历，“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是以戊午复出，誓不反顾。”由此可见，“诚”是如何植根于他们的灵魂深处，又是如何对他们的人生事业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因为具有了公诚之心，所以他们才能治事以勤，待人以恕，服众以廉，应物以明，才能识广度宏，成就非凡的气局和胸怀。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人格素养和人格规范，才使他们“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其中以曾国藩尤为突出，被后世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曾国藩、刘蓉、郭嵩焘自有其历史局限性，他们永远无法跳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立场，他们拼命扞卫和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是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的，这是他们的悲剧，他们只能看到旧世界的覆灭，而不能等到新时代的曙光。不过，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救亡图存的夹缝间，在内外交迫的困境下，他们执着于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应用，最后能够舒解时艰救民于水火，使传统文化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彩展现，可以说他们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正，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者、发扬光大者。作为那个时代英才的杰出代表，他们秉性中的刚毅、诚笃，他们所遭际的复杂、艰危，使他们一改南宋以来中国文化气脉的虚、骄、文、弱，更趋向于中国文化固有的阳刚、包容和实事求是精神。正是因为立足于这样的文化立场，拥有这样健康的文化心理，所以他们一生艰苦卓绝所开创的业绩，在很多领域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政治上他们秉持的是“致贤、养民、正风气”的原则，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既注重为政与修身的关系，又重视法令规则的营建，他们的政治远见和政治勇气，都是值得后人景仰和效仿的；军事上湘军的军事思想虽然没有发展成完整的体系，但对中国近现代军队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曾国藩开创的把政治思想工作介入军队管理的方法，更是为蔡锷、蒋介石、毛泽东等时代人物所推崇和追随；教育上他们都是人才至上论者，其中曾国藩更是培养人才、识别人才的大师，他开创了幼童留美学习的先河，刘蓉和郭嵩焘也都是多年致力于桑梓的书院建设，他们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外交上曾国藩、郭嵩焘的认识是超越时代的，曾国藩在外交上提倡的“记大德忘小怨”、“待之以诚”，是现代和平主义外交的雏形，李鸿章继承了他的衣钵，后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没有超出它的范畴。郭嵩焘“避战求和”的外交思想，长期以来被误解为是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实际上历史已经证明了处于那个时代的积贫积弱的中国，每战一次都会损失更大一次，更惨一次。郭嵩焘的见解是在和局的前提下徐图自强，他清醒地认识到背弃敌我力量客观现实的外交政策，终究会贻误全局、贻害民族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代表着那个时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最高认识水平，他们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和认识程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思想转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到曾国藩主张的“师夷智”，再到郭嵩焘最后发出“非民主之国，其势有所不行”这样在今天听来尤振聋发聩的呼声，说明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的认识，已经由表面走向了思想制度层面，这其中他们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后人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生相知，他们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用一世友情见证了自己的人生，见证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谱写了他们的传奇。曾国藩曾写过一首诗，最能表露出他们对于自己人生的感慨，我们录在这里，作为全篇的结尾：
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字各芳馨。要令天下消兵气，争说湘中聚德星。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