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广告成功与否，我不知道。但在鲁迅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很低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诸如《十竹斋笺谱》这样的书才印了二百零一部，其中还有二十一部为“赠送本”。可见其销售量是很小的。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广告在商业表达上是值得讨论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泛滥的时代，低调的表达往往容易被高调的表演所淹没。而我所以看重鲁迅的广告写作，乃是因为其中洋溢的求实的精神。
19、鲁迅的蛛丝马迹
最近，大众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鲁迅风波》的书。其中收了顾颉刚先生的女公子顾潮先生所着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中的一部分《南下的坎坷》。文中就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描述。《鲁迅风波》一书也收录了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章恒培先生的文章《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对顾潮的文章进行反驳、批评。他们之间的对错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我想说的是，在顾潮先生的文章中，无意间露出了鲁迅的“蛛丝马迹”。
鲁迅对顾颉刚不满，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其原因，在事情的开始可能有这样几点。首先是鲁迅对顾颉刚的治学不太满意。典型的就是顾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顾“将古史‘辨’成没有”。其次是人际关系上的原因。顾曾说自己最佩服的是胡适、陈源。而胡、陈二人是留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与鲁迅在治学方法、人生观、社会观等重要方面都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陈源，与鲁迅因女师大事件而展开的笔战，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而顾虽未参与笔战，但毫无疑问，支持陈，就自然地站在了反对鲁迅的立场上。更严重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顾潮所言，当时有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一九二六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可见陈源与鲁迅的“抄袭事件”根源还在顾颉刚。而鲁迅对此诬陷是绝不能容忍的，对顾之不善，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顾颉刚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他自己对这些事毫无察觉。在北京时，他与鲁迅也常有来往。如一九二六年六月，他曾寄赠鲁迅《古史辨》第一册一本，八月又送鲁迅《孔教大纲》一本。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于九月四日抵厦门。八日，顾颉刚即赠鲁迅“宋濂《诸子辨》一本”。这些都是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载的。顾潮在《南下的坎坷》中写到，胡适曾嘱顾颉刚为《封神榜》做序。顾在复信中说：“《封神榜》的序……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复书。”这封信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所作。顾潮写这些，本意在说明“当时，从表面上看，父亲与鲁迅之间还是很客气的”。但实际上，以我之见，顾潮实在不懂鲁迅，也不懂她的父亲。他们那里是在“客气”。他们的来往，就是一种真诚的来往，起码鲁迅是不会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他帮助顾颉刚，就是真诚地帮助，决不会虚与委蛇，心口不一。更何况顾是他的学生辈，用不着去“客气”的。顾潮本来是想说明自己父亲的“客气”，不料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鲁迅乐于助人的“蛛丝马迹”。
查鲁迅日记，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前，鲁迅只给一个日本人写过信，那就是于十二日给辛岛写的一封信。辛岛，辛岛骁也。他是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学生、女婿。一九二六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读书，于一九二六年暑假期间来中国。经盐谷温介绍，认识了鲁迅。是年八月十七日、十九日先后到鲁迅家里拜访。鲁迅并于十九日留其午餐，赠以《西洋记》、《醒世姻缘》各一部。辛岛学习、研究中国文学，鲁迅托他到“内阁书库”抄序文，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可以推断为事实的。当然我们在鲁迅日记里了解不到信的内容。但据鲁迅日记九月二十日记载，“得辛岛骁信并李卓吾墓摄影一枚”。这就是说，辛岛给鲁迅回了信。是否抄到了序，日记不记这么详细的内容，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但辛岛不应该不帮鲁迅，所以一般地说，应该是抄到了。
总而言之，周、顾两人，多有过节。特别是一同在厦门大学，后又到了中山大学共事，伤感情的事不少。但鲁迅又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他不计前嫌，帮顾找参考材料，使我们从一些琐细小事上了解到了鲁迅做人的原则。
20、鲁迅为什么“骂”人
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往往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间进行的。也许从某种意义来说，那种潜移默化的东西比那些轰轰烈烈的所谓的重大事件还要重要。大事实际上只是一种标志，而不是变化的根本。在那些大事发生之前，变化已经发生了，而且应该说，这种变化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即以我们说话的空间来看，它事实上是在默默地扩大的。不过这种扩大不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所知。但是，正是在这种不知不觉间，我们感到了“自由”的来临。就文化而言，对权威的挑战，对僵死的教条的否认，对许多历史现象和既定观点的重新审视，都是这种变化和进步的表现，是我们思想“自由”的证明。比如对鲁迅先生的种种说法，一方面我们应该为不同观点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一种进步，是我们之所以还能够保持思想的活力的表现。
但是，正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言论的“开放”必然带来许多缺乏理性，忽略事实，甚至强词夺理的现象。这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处于绝对正确的状态。更何况还有许多别有用心者呢！问题不在那些缺乏理性的东西的出现，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辨别是非的勇气和能力。
在那些比较保守的年代里，人们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而难以表现在行动和形式之上。在形式上，我们只有一个观点。
这当然是很可悲的。那时，对于一般的人们来说，鲁迅只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符号”。更多的人不可能对他有太深入的了解。这是因为除了有利于既定的观点之外的东西，比如史料、研究成果、旁证等是难以与一般的读者见面的。鲁迅成了被人“垄断”的资源。这时，“骂人”之类的概念与鲁迅是无关的，我们总是用痛斥、批驳、批判、斗士之类的词来描述他。但我们知道，垄断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它将引发“革命”。
这之后即是“垄断”的解体，资源重新归社会所共有。与鲁迅有关的一切历史逐渐回归真实。我们承认，鲁迅也是“骂”过人的。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我们拥有了享受资源的权力之后，我们却被这“权力”所蒙蔽，失去了辨别“资源”的能力。当与鲁迅有关的原始资料被社会所共享之后，我们却没有去辨别这些东西的真伪。我们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就下了结论，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更有甚者，以缺乏根据的惊人之论来确立自己的话语“霸权”。这时，鲁迅就被一些人描绘为只会“骂人”的刀笔吏，真正的绍兴师爷。比如余英时就认为鲁迅“尽是骂这个骂那个……骂人骂得刻薄，越刻薄越好”。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随着许多与当时历史相关资料的重新面世，我们有可能接触到曾经难以与普通读者见面的东西。那些曾经与鲁迅发生过这样那样的论战的人们的言论就被我们所掌握。比如陈源的一些文章就可以很方便地看到。与此相随的是，我们可能仅仅依据这些资料就得出结论，而没有去研究、辨识其背后的更为隐蔽的真相。这样，这些曾经隐蔽的史料就成为唯一的依据，它们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成了具有“颠覆”意义的结论。不过，一旦我们走进历史，就会发现真相并不如此。
谈鲁迅的“骂人”，最好是从具体的实例来分析。这样我们就可能找到鲁迅之所以“骂”的真实根据。而最为典型的实例，莫过于鲁迅与陈源、梁实秋的论争。鲁迅与陈源的论争，始于女师大事件。陈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首先发表《北京的学潮》一文，嘲讽女师大学生，指责学生运动，为杨荫榆开脱。到了杨荫榆无理开除学生领袖时，鲁迅才忍无可忍，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发表了《忽然想到（七）》，并在二十七日与马裕藻等七名教授发表《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证明杨氏之诬妄”，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于是，陈源于五月三十日在《现代评论》发表《粉刷茅厕》一文，把风潮涌动的女师大比作“臭茅厕”，认为“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时，陈还针对七教授的宣言，认为是鲁迅等人在挑动风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诬陷。他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词，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鲁迅立即予以回击，于六月一日在《京报副刊》发表了《并非闲话》。
文中写到，“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做狗屁……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拨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拨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王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鲁迅之“会骂”，可见一斑。从这场关于女师大的风潮的论争中，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在涉及原则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坚决、毫不退让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事关重大。但对原则问题之争，鲁迅还能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姿态，尽管其看问题的深刻，态度的坚决绝非一般人所能比。只是到了后来，论敌在论争中掺杂进了个人意气，人身攻击，首先“骂”了起来，鲁迅才以牙还牙，以“骂”还“骂”了。不过，往往因为鲁迅的“骂”更具战斗力，更有杀伤性，在事理上也占有道义的优势，所以，总给人以鲁迅“厉害”的感觉，也就形成了鲁迅会“骂人”，常“骂人”的印象。鲁迅与陈源的论争，还不止于女师大事件。在差不多的时间里，还有“剽窃与抄袭”、“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论争。
如“剽窃与抄袭”，本来鲁迅与此事无关，但陈源却怀疑是鲁迅揭发批评他后来的妻子，当时的恋人凌叔华，于是大张挞伐，含沙射影，在他的《剽窃与抄袭》以及公开发表的给友人的信中诬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学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在《不是信》中对真实的情况做了说明，并且指出陈源“境由心造”，遇见的“粪车”“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要吐的唾沫，还是静静地咽下去罢”。这也是鲁迅“因骂而骂”的一个生动的例证。
谈鲁迅的“骂人”，当然要说一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论争。在这里，鲁迅“骂”梁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走狗而丧家，已经可以说是“骂”得论敌够厉害的了，且又加了一个“乏”字，可见鲁迅之不依不饶。但是，人们记住了鲁迅的“骂”，却很少有人去了解梁实秋对鲁迅所做的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周、梁的论争本来纯属文艺观点之争。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其意在于批评，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这与当时的时代需求是明显背离的。鲁迅关心、热爱社会下层人民，支持描写民间疾苦的现实主义文学，自然就承认文学的阶级性，肯定“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概念。周、梁二人的论争是文学观念之争，但实际上也关乎无产阶级求生存、求自由的革命运动。是否支持这一时代的必然需求，是区别一个作家进步与否的分水岭。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发表后，鲁迅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对梁提出批评。应该说，事情至此，二人的文章还是在学理的层面上展开。到了一九三零年，冯乃超在《拓荒者》杂志上发表了《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对梁的观点进行批驳，并说要送像梁这样的人以“‘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梁实秋立即在一九三零年二月出版的《新月》中发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其中说：“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在同一期的《新月》上，梁还发表了《答鲁迅先生》一文，说道：“在电线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价值五六百元大块玻璃，我是不干的。”
这些话孤立地看，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联系当时的背景，就可以看出梁实秋在论争中所暗含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这就是当时许多国民党报刊和反动文人攻击左翼作家，包括鲁迅先生接受了苏联的卢布来反对当局，这就暗含了左翼进步作家是汉奸的罪名，为国民党迫害、打击左翼进步作家提供了口实。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一旦被扣上“通苏”的“罪名”，就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梁实秋在文中隐射或直指鲁迅等进步作家“通苏”，实际上是包含了政治陷害的意思在内的。当然，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冯乃超“骂”梁是资本家的走狗有关，但这与鲁迅本人无关。不过，因鲁迅是左联的领袖，梁实秋怀疑鲁迅与冯乃超“合伙”整他也有可能，于是便不问青红皂白，通通把冯、周一棍子打死，从而激起了鲁迅的反击，写了着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对梁实秋予以还击，也可谓以牙还牙，以“骂”还“骂”了。不过，梁的“骂人”所据不实，失去了人们的同情，而鲁迅的还击，则使梁的政治陷害终于成为不可能，并再一次表现了他的战斗力。当然，也为那些不了解历史的后人留下了“骂人”的“恶名”。
在鲁迅与人的论争中，陈源、梁实秋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之间的论争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影响也比较大。通过对他们论争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鲁迅从没有在论争时首先用“骂”来做自己的武器。而往往是在遭到论敌的痛骂之后才以牙还牙。用鲁迅的母亲鲁瑞女士的话来说，他是被逼急了才骂人的。鲁老太太对自己的儿子可谓了解。起码这两个例子是非常可靠地证明了这一点的。在现代文化史中，鲁迅是被骂得最多也最狠的人。因为他的不妥协，他的犀利、深刻使好多人不舒服。鲁迅也有骂错人的时候，这是肯定的。没有人不犯错误。但这不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鲁迅的“骂人”。
21、鲁迅留学期间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