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晚清的魅力》。书中多为对“晚清”人事的描写、钩沉，特别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的细节和由此而生的联想，自是非常地感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晚清”是一个不怎么美好的字眼，充满了屈辱和伤感，又何来“魅力”可言？然而如果我们读一读夏晓虹先生的这本书，又对“晚清”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就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魅力”的存在。这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需要我们给以特别的关注。就中国来说，晚清是一个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代，是一个无奈地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大觉醒，大进步，大开放的时代。在晚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追求真理，探索出路，苦苦寻求的名人志士，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蹈海明志，可以以死醒世，可以变卖家产，真正是轰轰烈烈，让后人在钦佩之余，不由地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卑微。在《晚清的魅力》一书中，作者就很生动地描写了诸如李鸿章、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刘崇佑等人的言行，其情也浓浓，其志也烈烈，其言也哀哀。这林林总总的人事图中无不折射出一种超越了时空的“魅力”。
不过就个人而言，李鸿章、梁启超们是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当然也就具备了一种大品格。一个时代的魅力如果仅仅由他们来构成，恐怕还不够完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更注意被大人物所淹没的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姓的小人物。这一点，在夏晓虹先生的书中也有点点滴滴的透露。比如，在《晚清报纸的魅力》一文中，就介绍了许多当时报纸所登载的社会新闻，从而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有了一扇不易打开的窗口。文章特别介绍了一九零七年十月八日的《时报》登载的一条消息，说杀害秋瑾的功臣张曾剔非但没有加官晋爵，反而在浙江巡抚的任上不得安身，终被改派江苏。不料在江苏也被当地绅民拒斥。无奈，清廷再把张转调山西。“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这些不知姓名的绅民，与秋瑾非亲非故，也难说是有相同志向的革命党人，却拒斥痛骂，不能容之。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与秋瑾有什么个人之间的利益，而是一种自发的对罪恶和倒行逆施者的痛恨。由此可见清廷之当灭，也可见人心之向背。他们的行动事实上与秋瑾等先烈的价值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黄炎培先生有一篇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叫《吾师蔡孑民先生哀辞》。
文中记叙了蔡在南洋公学做教师时的一件事。一九零二年的秋天，南洋公学的两位学生被误为不敬师长，学校为之记大过，引起学生的不满。“校当局下令斥逐，诸生以被逐者非侮师也，请收成命，则令并逐请者，全级为请，斥全级，全校为请，斥全校。”最后南洋公学上、中两院学生全体退学，蔡元培先生亦愤而辞职，与一部分退学学生创办了爱国学社。蔡先生自不必说，他属于“名人”，是名留史籍的大人物。而那些因不满学校当局的学生，竟然诸生请，斥诸生；全级请，斥全级；全校请，斥全校。他们并没有因为事不关己而处之以冷漠和旁观。在是与非的面前，他们宁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也要求得正义的胜利。虽然这种胜利很可能就不存在。
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曾回忆自己是如何开始思考与提倡白话文的。他说这件事与当时的一位在华盛顿做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的职员钟文鳌有很大的关系。胡说钟虽然是一个办事的“书记员”，却要在每月给留学生发月费的支票的时候，在信封里夹寄一些宣传社会改革的小传单。诸如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尽管胡适等留学生对钟的“宣传”很不满，甚至写信责骂他，但钟仍然照写不误。是谁让他这样做的呢？没有人认为他不这样做就要受到惩罚，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指派。但这位执着的小职员就是这样坚持着，做着对社会来说有益而又自己能做的事。这样的事事实上是不分大小的。大有大的意义，而小亦有小的价值。重要的问题是，不论我们的能力有大小，都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
晚清的时代早已随风而去，她成了真正的历史。在我们面对这一历史的时候，也许会想一想，为什么在那个令人屈辱的时期，能够涌现出那么多的杰出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成为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灿烂景观，构成了中华民族求真理、求解放、求自由的生动画卷，当然也构成了晚清令人难忘的“魅力”。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魅力的另一方面是源于那些最普通、最平凡，不为人所瞩目的芸芸众生的。火种还在，人心不死，他们构成了我们民族不论遇到什么坎坷、曲折都仍然能够奋进的最强大的力量。
18、百年视点--介绍《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纽约时报》从十九世纪创刊以来，至今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这份报纸在一个半的世纪之中，一直雄居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其中，它对中国的观察和报道成为这份报纸十分重要的内容。曾经在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的郑曦原先生，比较系统地查阅了《纽约时报》从一八五三年至一九九七年的对华报道目录，并阅读了其中关于晚清时期的篇目后，编辑了这本《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晚清期间的报道的着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对中国，或者说大清国的种种态度和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的生动描述。
在十九世纪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非常受人瞩目的。这一战争当然无疑是中国人民的一场灾难。那么，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这一罪恶的鸦片贸易的呢？《纽约时报》在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的述评中写道：“这场可耻的战争的结果正如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文明世界终于在远东获得了贸易上的极大的便利，而大清国却丧失了它控制毒品进入其国境的全部权力，尽管她是这样地痛恨鸦片！”“在人们的记忆中，以前的大清国上上下下都充满着战斗精神，拥有强大的国防实力，而现在，烟毒令她显得多么卑弱。
国家的人口停止增长了，国家的财政也在急剧地缩减……不错，英格兰国库确实得到了极其丰盈的进项，这也是她所创造出那些悲惨需求所获得的巨大回报，但她却丧失了所有如下可能的收益，即她如果把对大清国的出口设定为工业品时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可怕的鸦片烟瘾不只是消耗这个民族的劳动力和财力，从而直接导致了这个国家的贫穷，而更抑制了它对其他商品的进口，进而使所有期望从事正当贸易的工业国家蒙受了损失。”这一述评不仅从道义的角度，而且也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鸦片贸易对中国，乃至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损害。在其他有关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亲历者对吸食鸦片者的描写。
比如“他们的样子看上去都相当龌龊，尤其是他们那邪恶和令人厌恶的神情”，以及类似于“英国人无耻的勒索和欺诈”，“罪恶的鸦片贸易”等。从这些美国报纸的描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百多年前人类的理性和正义。那就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遭受另一个国家的欺压时，仍然能有不同的声音对这样的事件提出批评和指责。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一八六零年十月九日的《纽约时报》刊出了《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的报道。文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英法联军，特别是英军的进军情况和对圆明园的洗劫：“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有的被带走，有的体积太大无法搬走就把它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窗帘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一群法国人拿着棍子又到各个房间去搜寻了一遍，打碎了剩下的每一样东西。”
而圆明园则是一处“无论怎样形容都无法道出这所宫廷花园的辉煌、绚丽和壮美”的地方。在许多关于圆明园的介绍中，只是概念性地谈到了英法联军的抢掠，而缺少具体的描述。这是因为作者对当时的了解还很不够。而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由亲历者撰写的报道，也就显得十分珍贵。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无可取代的历史见证。
在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纽约时报》中，以极大的篇幅非常详细地报道了《李鸿章纽约访问记》。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访问轰动了美国朝野。当日在纽约自发迎接李鸿章，欲一睹其风采者，据《纽约时报》报道，有五十万人。在纽约的河岸码头，“十分拥挤，以至从西街到维思街都挤满了人，而且大家都喜气洋洋，像过节一样。在人群嘈杂的闲聊中，还听到有人提出放假的建议。人们互相打听着李的富有和权势，对这个人物充满着无限的好奇”。“曼哈顿西街挤满了人，有许多人清晨就开始赶来。到中午时分，黑压压的人群已挤满美航码头附近的两个街区，并排在通往炮台公园的道路两边。码头上所有包装货箱上、米袋上和一切能越过人群占有了望优势的突出物上，都挤满了汗流浃背等候多时的人们。人要穿过街区是很不容易的，街上汽车的行驶也极为困难。”当李乘坐的“圣·路易斯号”邮轮出现后，“十五分钟内，一下子挤来了大约一百余艘大小各异的船”。即使是美国政府也给予李鸿章以“史无前例的礼遇”。这份报纸还详细地描绘了李鸿章在访美时的服饰、神态，以及众多的随从和行李。特别是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专程乘坐“蓝宝石号”游艇赶到纽约接见李鸿章一事，以及代表总统前来迎接的卢杰将军对李所说的此次访美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的比喻都令我们感到耳目一新。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可以感到百年之前的中国在国际大家庭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屈辱，而是还保存着古老帝国的尊严。
《帝国的回忆》一书全部原始文献均采选自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库，时间跨度为一八五七年一月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它主要选择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如直观反映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文电；反映传统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而发生相应变化的文电；描述中国上层社会政治生活的文电，以及中国近代重大外交活动、军事战争、变法革命和华侨生活习俗等的文电，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使我们对晚清的中国有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进而能够重新认识那一段对中国人民来说非常重要的历史。晚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段悲痛的历史，却也是一段令中国人觉醒和奋进的历史。当我们重新走进这一历史时，大概就不再仅仅是悲哀和愁苦，而更多的是反思和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