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的《胡适杂忆》也好，梁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好，都是“过去”的事。但现在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最近读到一本余英时先生新作的《重寻胡适历程》，是他研究胡适的成果的结集。全书的主体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共十余万字，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虽然它还只是全书的一部分，但如果从字数来看也可以说是一部着作了。这些文字的撰写，乃是余英时为经联公司重新编校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所做的序。如果单独出版的话当然是一部关于胡适的非常重要的书了。假如不算勉强的话，这也是把序写成书的一个生动的事例。
为什么能把序写成书？夏志清先生在他为《胡适杂忆》所做的“序”中的一段话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近年来我为朋友作序，借用胡适一句话，‘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力气的文章’。每篇序总言之有物，不是说两句空泛的捧场话就算数的。写《胡适杂忆》的序，我用气力更多，等于自己做了一番胡适研究，不得不把书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设和论点，加以评审。”夏志清的这番话是在说自己，其实也是在说一种学术品格。他为《胡适杂忆》所做的序虽然还不能说成了书，但其中对唐德刚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表明了不同的意见，当然是下过相当的工夫的，决非人云亦云，泛泛而谈之作。《胡适杂忆》之与《胡适口述自传》自然不用说，唐德刚先生在对胡适的研究上所下的工夫非一般人所能比。而《清代学术概论》之与《欧洲文艺复兴史》更不用说，梁启超的学识修养本非常人所能。即使是余英时也确实是在对胡适进行了一番“重新”研究之后才写出了《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单是其中关于胡适在不同时期思想行状的考释就不是能随便写出来的。序写成书，我并不是提倡大家都这样，但确确实实是在提倡一种学术品格。也许这种品格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14、谁在关心文化
二十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是中国文明发展进步最为重要的时刻。这期间，中国的文化完成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实现了文明发展的质的飞跃。可以说，就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而言，这场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是非常幸运的。它使白话文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和完善，逐步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语言规律和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的机会，因而，就为参与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竞争提供了可能。其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涌现出了一批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文化大师。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在新的世纪里的新景观。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文明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和进步，能够与世界前进的步伐一致。
但是，我在这里要谈的是，在那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是谁在关心文化？这一不同凡响的壮丽景观是不是一种只属于大师们的孤立的存在？
有一种说法叫衣食足而知礼仪。所谓衣食足，就是说物质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而所谓知礼仪是指超越了物质生活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就是说，人在得到物质生活的满足之后，就要更多地考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这话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也不尽然。我以为还不能一概而论。在得到物质保障之后去追求更为高尚的精神享受，表现了人类的进步和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当然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文化现象。但是，这并不排斥人在物质生活还很困乏的情况下，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样的行为似乎是一种更为高尚的举动。最近读了一些关于二十世纪初的人、事和生活的书，发现那时很有一批虽然生活没有起码的保障，但对文化却充满了执着的关心和追求的人们。所以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样一批人的存在，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基础。他们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文化的执着，成为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保证。
很多人都读过阿累的散文《一面》。那是他在鲁迅先生去世后为纪念先生而做的一篇短文。
文中描述了作者在内山书店因买书而与鲁迅先生的一次会面。阿累，本名朱一苇，一九三一年考入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是一个真正的工人。《一面》中所写的是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天，他在接班前到内山书店买书的遭遇。当时的阿累可以说十分的穷困，身上只有一块多钱，还是他与另一位失业的工友几天的饭钱。但是，他仍然向往着另一种生活：“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这种对书籍、对文化的向往是非常地难能可贵的。
阿累虽然是一个汽车公司工人，却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经常发表文章，并且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他的那种饭是要吃的，但书也太好了的“情结”正是当时许多生活贫困，但积极上进，富有责任感和进取精神的人们的典型心态。
另一位工人孙用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走上译介外国文学道路的。由于家贫，二十年代的时候，孙用在杭州邮局做工，只能业余从事翻译工作，并经常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投稿，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悉心指导。孙用曾撰文回忆鲁迅先生帮助他校译《勇敢的约翰》时的许多细小之事，认为没有鲁迅先生的帮助，《勇敢的约翰》是不能出版的。
后来孙用刻苦努力，成为很有成就的翻译家。解放后还参加了《鲁迅全集》十卷本、十六卷本的编辑和注释工作。当时的另一位青年工人是后来成为着名学者的唐弢先生。三十年代的时候，他在上海邮局做工，就经常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他和孙用两位可以说是当时在比较贫苦的环境中，学有所成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当时有很多青年都是在十分贫苦的情况下离开家乡，来到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寻求出路的。这所谓的“出路”就包括了读书、教书和作文。如许钦文刚到北京的时候，不仅生活十分贫困，而且还得担负养家的责任。于是他只能在北京大学做“偷听生”得以求学，靠给北京的一些报刊写稿以换取稿费。初到北京的丁玲也曾在北京大学做过“偷听生”。当时北大的学风比较开放、自由。所开课程，除选修的学生是正式的注册生之外，没有选修的学生也可以来旁听。而那些不是北大的学生，但喜欢听某一门课程的外校人士，包括青年，也可以随便来北大听课。这就是所谓的“偷听生”。当时的“偷听生”多为穷苦人家的子弟，无钱读书，只能“偷听”。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有许多贫困的青年。如左联的许多青年作家即是如此。即使是左联领导者之一的周扬也是长期依靠岳母在经济上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常常要去向人借钱来度日。就是像鲁迅、胡适这样的一代宗师，也是在贫穷、困苦中走过来的。
鲁迅在父亲去世后，家境中落，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每天掀开镬盖，饭架上只有腌鱼和咸菜。有时候，母亲叫建人到门口去买一块豆腐，给祖母和四弟换换口味，自己和鲁迅、作人、建人就只好委屈些了”（《鲁迅家世》，张能耿、张款着）。这时的鲁迅一家可以说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但是，鲁迅仍然决心去南京读书，而他的母亲则把自己的首饰当掉，凑了八块钱的路费，给鲁迅做盘缠。家境窘困的鲁迅是如何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情况下坚持读书的，我们似乎从二三十年代的那些进步青年的身上找到了影子。而他的一生，可谓艰难困顿、通缉诽谤、举债度日。恰恰是在这样的境遇下，鲁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和文化的进步事业上。另一位文化巨人胡适也是家道中落，孤儿寡母，度日艰难，依靠官费才读完学业。他在美国留学时，给母亲的家信中谈得最多的就是钱。他要在自己不多的官费中节省出一部分资助家用，并且常常要把自己的稿费省下来寄给母亲。
文化常常被人当做是一种奢侈的东西，以为那是在人的温饱得到满足后才能从事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在物质条件得到保证和提高后，对文化的关心就有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但同样需要我们认识到的是，并不是说只有在物质条件达到满足之后才能从事关于文化的工作。事实是许许多多的有关文化的创造、发明都是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一点已经被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所证明。在很多的情况下，困顿的物质条件被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人们转化为一种努力和进步的动力，成为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理性力量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证明。
同时，也是对那些误以为文化与自己无关的人的一种批判。人生活在物质文明的创造中，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无可辩驳地承认了。但人同样也生活在文化中。这一点大概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人的一切存在和行动事实上都是对文化的创造。只不过是这种创造的价值不同。即以我们前面所举的人事来看亦是如此。他们当中有的成了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化巨人，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某一历史阶段的代表和象征。
没有了他们，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发生逆转。而另一些人则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
他们谈不上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但以自己的努力丰富了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更多的人，则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者”。他们也努力了，也表达了自己对人类文明的关怀，但他们就像浩瀚天宇中不知名的行星，发过光，发过热，但不为人所知。然而，不为人所知，并不等于他们的存在就没有价值。如果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所谓“重要”的“恒星”，那么，我们的天空将变得不再迷人，我们的所谓“恒星”也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样看来，文化也有一个发展的生态问题。我们不可能不要小草而只要鲜花，也不可能只要那些耀眼富贵的牡丹，而不要那些不起眼的为人所不注意的马尾巴花。
不同的生物有其存在的不同的理由。不同的文化形态也有其存在的不同的意义。同样，不同的人也有其关心文化的不同的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那些在当年的北京大学“偷读”的人们，就不会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革命运动。因为，再好的主张也是要有人来响应的。我们难以相信，仅仅靠胡适和陈独秀的一两篇文章而没有那些普通的关心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的人们，就能形成风起云涌的新文学运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后者的存在，不论是改良也好，革命也好，都只能是空谷足音。所以我们在尊敬、钦佩那些文化大师的时候，千万不可忘记了那些同样对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充满了关心和责任的普普通通的“无名者”。他们虽然不见经传，为人所不知，作出的贡献不大，但同样值得我们尊敬、钦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那些所谓的“名人”、“大师”们更值得赞扬。因为名人们已经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名”，甚至“利”，而那些“无名者”则一无所得。这样，他们的关心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关心，他们的努力就成为一种摆脱了功利意义的努力，成为一种非常高尚的品格。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文化是“无名者”创造的，或者说是人民创造的。此言的确不假。因而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十分深切地述说“一块钱”的事情。
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道“……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这带体温的钱似乎是一种象征，一种昭示，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们对文化，对人类知识的向往。它之所以感动了鲁迅，乃是鲁迅对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问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认为文化是所谓“文化人”的事，或者认为文化是那些大人物的事，因而与己无关，自己对文化也就没有责任。而另一种更为可怕的事情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泛滥。认为关心文化得不到实际的利益，不能解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关于文化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文化对物质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文化本身对人类进步的积极意义。不过，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还不是这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文化所产生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是，即使是我们不从这样功利的观点来看待文化，人们还应不应该关心文化？在当下人们普遍比较浮躁的情况下，在人们更注重实际利益，而不是精神追求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像当年那样的虽然生活困窘，却热心于读书的“饭是要吃的，但书也太好了”的人呢？人们还能不能坚守一种超越了物质利益的操守呢？对文化的失守造成了“伪文化”和“亚文化”的泛滥。
在很大的意义上，文化成了一种点缀，一种装饰，而失却了本身所具有的对人类文明的承传意义。当人们对民族历史的了解是通过卡通画、戏说电视剧等“亚文化”渠道来了解，而不是通过对历史着作的研读和思考得到时，历史的真实和原本的意义、价值实际上就发生了“伪变”。历史就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历史。而当人们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比如互联网虚拟的世界来感应生命的意义时，生命也就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本真。
对文化的关心首先表现在读书上。我们有很多统计数字来说明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但还很少有对人的读书量、拥有图书量的统计。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读多少书，实际上是衡量一个人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对许多东西是不需要知道的，对许多东西是需要略知一二的，而对某一些东西则是需要有比较多的了解，甚至是需要进行研究的。读书不仅仅是一个求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内心世界那种向上、进取、超俗、爱心等美好品德的培养和训练。知识给人以力量。而书籍不仅使人明智，更使人高尚。当然，对于那些讲求实际利益的人来说，书，也会创造利益。不过，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读书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文明程度，使我们更有力量，更接近理想的生命形态，更接近真理。古人所谓“不读诗，无以言”的告诫，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15、我们怎样轻薄了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