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对她的了解却是多么的浅薄。知道她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位女作家，知道她的诗写得很好。但毕竟太少了，她不是属于最杰出的一类，以至于在我们所读的文学史中都没有她的名字。还知道她是徐志摩的恋人，后来嫁给了梁思成。再就是她的“太太客厅”。有人说，当时好多人以能参加她的“太太客厅”为荣。这应该是事实，但却似乎在词语间隐藏着一种暧昧。因为人们总是长于凭印象说事而缺少实事求是的了解。仅仅“诗人的恋人”、“太太客厅”的女主人就“闪闪烁烁地让今人猜测无限（张洁为张清平所着《林徽因》序）”。一位融美德与美貌及过人的才华于一身的人就这样被扭曲和遮蔽了。这不仅是我自己的悲哀，也是我们大家的悲哀，是我们文化的悲哀。我们过于习惯用不负责任的心理来评论别人，理解社会，而往往不屑于花费精力和时间来探求事情的真相。我们过于取巧，而缺少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我们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轻薄了自己的先人。
说林徽因，她首先是一位为中国建筑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建筑学家，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一九二零年，刚刚十六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走了半个世界来到了伦敦。在这里她萌生了当建筑师的志向，并一生为此而努力、奋斗，并且也影响了她的爱人梁思成。一九二四年，他们双双来到美国，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梁思成选择了建筑系。由于宾大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进美术系学习。这对她的人生选择来说，无疑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但是，林徽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她认定的路就要走下去。
这样的结果是不仅使她学到了更多的美术知识，而且也唤起了她学习建筑的更大的热情。宾夕法尼亚大学虽然以建筑系的学生要彻夜赶图，无人陪伴的女生很不方便为由把女生拒之门外，但却允许他的学生随便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这就为林徽因的学习提供了方便。她一方面在美术系学习美术，另一方面又在建筑系学习建筑，并且她的建筑学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或偶然的第二”。根据档案记录，到了一九二六年春季班开学时，林徽因已经是建筑系设计教授的助理，而到了下一学期，她又成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
一九二八年，他们结束了留学生涯，返国在东北大学共同创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后于一九三一年返回北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他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考察和研究。用林洙的话来说，从那时开始的十五年间，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先后考察了一百九十个县，二千七百三十八处古建筑。而许多重要的甚至是非常关键的发现都是林徽因完成的。
如五台山佛光寺为唐代木构建筑的确证，仅次于佛光寺等几处古代木构建筑的榆次雨花宫等等。尽管并不署名，她和梁思成共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清式营造则例》等非常重要的建筑学着作。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受聘返清华大学任教授，并负责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林徽因虽然不是清华的任何工作人员，却躺在病床上组织完成了许多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终于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学之中。她关注民间工艺品如景泰蓝的改造和生产，对北京老城的改造和建设提出了建设性保护意见，特别是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直至她去世前仍然躺在病床上为研究生讲课。她的一生是选择了建筑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一生，是在中国建筑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杰出贡献的一生。然而又是被一位巨大的身影所淹没的一生。人们只知道建筑学家梁思成，而很少有人知道另一位同样杰出的女建筑学家林徽因。当她以自己的热爱和意志战胜了今人不可思议的困难，在祖国的千山万水间跋涉、寻找、考证和了解先人们留下来的古建筑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以为她是在伴随着自己的丈夫游山玩水，寻奇览胜。这是我们的无知和浅薄，是我们对一位献身于人类事业的智者的大不敬。
林徽因出生世家。她的祖父是进士，曾留学日本，做过多个地方的知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并创办新学。他的父亲林长民亦为留日学者，曾官居司法总长等要职。像她这样的家庭和出生，在一般的人来看，自然是娇骄二气俱全，吃不了苦，也做不了什么事的。但林徽因不然。她认准的事是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她们在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对古建筑的调查。那时交通不便，战争的危机已经显露出来。他们要去的地方往往非常偏僻，吃住无着。有时要几个人挤在一间早已废弃的破庙里安身。
而在许多穷困的地方，老百姓是宁愿要一点粮食也不愿要他们的钱。因为那里的人们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几乎到了赤贫的程度，自己也无食可用。比如一九三三年他们第一次来山西大同考察，“那里没有旅馆，地里的庄稼长得不到一尺高，一片贫瘠的土地。他们实在找不到住处，最后一户农家答应把他的一间没有门窗只剩下屋顶和四壁的厢房借给他们。”
“他们在无门无窗的屋子里住了三天，白天吃的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连咸菜都非常宝贵。云冈的气候中午炎热，夜间却冷得要盖棉被，他们几个人冷得缩做一团。”在这其中，就有出身名门世家的林徽因。在那些寒冷的夜晚，她一个娇弱的女子和一伙男人们一起“冷得缩做一团”。这样的条件并没有改变她的向往和决心。费蔚梅在她的《中国建筑之魂》一书中曾经非常生动地记叙了他们一起从山西汾阳出发直到洪洞等地进行考察的艰难历程。她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坐毛驴车，一起在起伏连绵的山间小道中行走，一起睡破庙，住土房，在门洞中避雨过夜，一起饥一顿饱一顿吃粗茶淡饭甚至吃不上饭。而在工作的时候，她是那么的认真、投入、愉快。所有的艰难、困苦都被工作的神圣，被劳动的收获所淹没。她和男子一样，攀高爬低，面尘背土。我们在许多关于她的出版物上看到了她在梯子上，在建筑物上专注地工作着。
她的神态是那样地安详，那样地投入，我们完全看不到这背后所隐藏的艰难，以及由于时代和文化对一个女子的挑剔和苛求。她不仅要面对物质的困难，而且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和文化的挑战。但她对这些全然不顾。她视而不见，勇往直前。工作使她快乐，并增加了她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在抗战期间，她和更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从北京到天津，到长沙，到贵州，到昆明，到四川，到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公路，没有医院，甚至没有商店，没有车和驴子的“潮湿的李庄”。
而在这漫长而艰难的流浪和迁徙中，她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和老母，带着书和资料，陪伴着右腿受伤，终身穿着金刚马甲的丈夫，而她自己还身患重病。她的艰难非言语可表达。但是她和自己的丈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流浪。在李庄的大多数日子里，她染病躺在床上，不能与丈夫一起去野外考察。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工作。她开始大量地阅读，特别是根据丈夫的考察工作去了解历史，收集资料。如梁思成正在研究考察旅行中发现的汉代岩画，而林徽因则对汉代历史进行研究。
正如梁思成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所言，“她自己也探索过汉代历史……她一提起汉代人，简直像在谈论隔壁家要好的朋友！这还不打紧，她把他们的习惯、服装、建筑，甚至性情都牵连成一线。”虽然她似乎不能去田野里考察古代的建筑，但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工作。工作是她疏虞不可或离的第二生命。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受聘返清华大学筹备建筑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参加联合国大厦的设计。而不是清华职员也不是清华教员，或者可以说仅仅是清华家属的她躺在病床上承担了指导，实际上是指挥各项筹建工作的繁重事务。清华大学的有关人士，包括梁思成出国之后的代理系主任吴柳生教授都非常地尊重她，并且要新来的教师首先去拜访林先生。他们实实在在是把她当做了自己的一员，甚至可以说是当成了自己的主心骨。因而，一位生病的，并不是清华工作人员的林徽因就这样地承担起了筹建清筑华大学建筑系的重任。没有人聘请，没有人任命，而是出于一种信任，一种尊敬，和林徽因自己对工作的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
林徽因是富有灵性的。像她那样出生世家，接受新学，两度游欧，数年留美，同时学习作为工科的建筑学，又接受美术训练的人是很少的，而作为女性，则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她是新旧兼容，中西一体，集理性和感性于一身。这样特殊的也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教育作用于她那天生丽质之中，就表现得非常地不同凡响。在她身上，既承传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又具备了新思想新文化所体现的精神；既有理性的力量，又有感性的热情。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是那么完美地融为一体。在美国，她同时学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并且学得很好很优秀。除建筑和美术之外又到耶鲁大学学习了舞台设计。她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首先发现了古代建筑中许多不同凡响之处。如她和其他的考察人员爬上了从唐朝以来从没有人上去过的佛光寺大殿的梁上，在千年的尘土和无数的臭虫间首先看到了能够确证佛光寺为唐代建筑的证据，从此打破了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澜言。所以梁思成说她是“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稀奇的古庙的人”。她只是乘火车路过榆次，从车窗内遥望见雨花宫，就感到了它的不同凡响。
后来他们前去调查，果然是甚为少见的宋代木构建筑。他们在营造学社进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察是在河北蓟县。那里有一座建于宋代的寺庙独乐寺。而这寺庙所处的“山城”的环境氛围及其建筑的“廊院形制”是她首先发现的。
用林宣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她非常善于“发现”。这是因为她的天赋、学识和敏感。别人可能有其一，而她则是汇于一身。她从来不把建筑单纯地只当做建筑来看，而是把建筑当做富有灵性的文化社会现象来看。她是这样了解建筑的。她会问自己的学生，宋词概括写景常用哪些语句？能否找到这些语句结合起来使用的例子？她认为这些训练对学生了解历史和时代、文化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对了解那时的建筑也非常地重要。在她和梁思成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中非常生动地表达了她对“建筑”的理解。她说，北平四郊二三百年间的建筑很多。“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诗意的感受，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受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建筑是材料，是融汇了人的聪明才智的材料，是体现了美术和历史、地理的灵性，也就是说融合了美的法则、人的活动与时代的精神、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被“建筑意”化了的建筑。她从建筑上面看到了建筑之外的内容，体会到了更为广大深远的精神。
所以她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与建筑相通。她的善于发现乃是她对建筑的一种富有灵气的感受和体验。
更何况她还是那样地多才多艺。当那些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们还在“尝试”，并写出了许多文言夹杂的白话文时，她已经用非常流畅的白话文发表文章了。如她在一九二三年的时候已经用比较准确的白话文发表了她翻译的王尔德的小说。在三十年代初，她的诗歌大量地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还有小说、戏剧、散文等一系列作品问世。她不是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和作家，当然更谈不上划时代之类的称誉。但她是新文学中十分重要的女作家和女诗人。她并不以文学创作为业，而是在不经意间拿起了笔。但她的诗和文感动了一个时代。
她为现代汉语的纯洁和完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我们可以说这贡献是在她于不经意间完成的。她还写过剧本，做过演员，搞过舞台美术设计。她的画被人收藏转卖。她在刚刚二十岁的时候就为印度诗人泰戈尔做翻译。
在东北大学任教时，她经过努力为学生开设了专业英语。她有非常突出的语言天赋。她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神采飞扬，所言多为建筑、哲学、文学、艺术，以及历史、人生，比如希腊建筑上的装饰文样如何经印度传到中国等等。杨永生在《关于林徽因……》中介绍说，她与丈夫“吵嘴”用英语，与老母亲“吵嘴”用福建话，而与小保姆则说普通话。她是在什么时候就这样熟练地掌握了这些语言的呢？
林徽因是极具亲和力的。无论什么人，一与她接触，就会被她的美貌、智慧和热情所征服。她乐于助人。在一个普遍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环境中，她却坚定地坚持着“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只要是她认为能做的和该做的，她都会毫不犹豫不计名利地去做。她把帮助别人当做人生的一种境界，一种快乐。一九四八年，林洙到北京想请林徽因介绍进清华大学的先修班学习。不巧的是那时林徽因刚刚做了肾切除手术，林洙决定不去麻烦林徽因。“我不断地听到人们对她超人才智的赞扬，及对他们夫妇渊博的学问的敬佩……直到她听到我已到清华的消息，召见我时，我才去见她。”当她知道林洙怕学英语是语法不好时便立即决定帮助她补习，并定下了补习的时间；当知道林洙住在男教工宿舍不方便时便立刻说，要让她借住到吴柳生教授家。一九四六年，吴良镛从南京赶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筹建。学校安排他住在工字厅，与外文系的一位讲师合住。但是，“别人”感到不方便。林徽因马上给他想办法，让他住到金岳霖先生的一间空房里。虽然重病在身，并不是清华的职员，但她以病弱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与清华的教员们一起筹建建筑系。她“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的难题。”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她乐观豁达，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即使是在最为困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信心。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说，到河南开封的考察使她想起与费慰梅夫妇“一起踩着烂泥到（山西）灵石去的欢乐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