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已经毫不迟疑地来到了我们的面前。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努力，中国终于赶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从积贫积弱中崛起，成为我们人类大家庭中最有活力、最有希望的国度。就人类的发展历程来说，一百年的时间不算长，而对于中国来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却是非常之关键、非常之重要的。没有这一百年的努力变革，中国将仍然像沉睡的病狮一样，不能振作，难以进步。
更可怕的是，将被历史进步的车轮所抛弃。在今天这样一个充分地现代化、充分地信息化的时代，曾经辉煌并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就可能无法与整个世界对话，就可能被现代文明所淹没。因而，当我们回想二十世纪之初的那些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们时，内心无不涌起一种深深的敬意。他们面对几千年的积弊所做的努力，就成为今天激励我们奋发进步的精神动力。
二十世纪初最为重要的变革，毫无疑问是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革新力量对科学和民主的提倡。而这一批体现了时代精神，强烈要求变革的人们，主要集中在蔡元培长校后的北京大学。周策纵在他着名的《五四运动史》中曾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在对当时新旧两种不同的力量进行分析时发现，二者之间除了政治文化观念不同之外，所接受的教育也迥然有别。特别是在年龄上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他说，在五四时期，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学生领袖，大多只有二十岁上下，许多也只有十几岁左右。
而当时军阀政府的首领则都是中年人或比中年人还要大。如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周恩来都在二十三岁以下。而普遍认为年龄较大的学生领袖许德珩也只有二十四岁。相反，当时的段祺瑞已经五十五岁。在北京大学，提倡新思想的新派教授也是多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以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先生长校那年来看，陈独秀正是三十八岁，胡适二十六岁，鲁迅三十六岁，李大钊二十九岁，钱玄同三十岁，刘半农二十六岁。甚至蔡元培也只有四十一岁，刚刚进入四十的行列。与此相反，被视为保守派的旧派教授则年龄偏大。
如林纾已六十六岁，严复六十四岁，辜鸿铭六十岁。他们基本上是六十开外的“老人”。当然也有例外。
如刘师培只有三十三岁，黄侃也只有三十一岁。不过我们须注意在北大被视为旧派领袖的刘师培经历十分复杂。他的出身是旧学世家，而他在认识了章太炎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最为激进、最为坚决的革命党人。这样来看，也许黄侃是一个例外。
不过黄曾在日本从学于当时的革命党人章太炎，也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旧派”人物。当然，研究一个时代不能仅仅以人物的年龄为依据。但是，从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
比如，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五四时代是一个青春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向那些暮气沉沉的老人的宣战。虽然我们很清楚，这种所谓的宣战不仅仅是一种年龄之战，而是更为重要的关于文化、关于民族进步的大抉择。但无可否认的是，那些年龄不大的，比较早地接受了外来文化影响的青年们义无反顾地成了向旧的文化、政治势力开战的主力军。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四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朝气的时代，是一个青春的时代。
首先是当时新生力量的代表们都具有一种风风火火，舍我其谁的精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考虑，没有那么多的左顾右盼，也不会去掂量对自己的得失增减。只要是认定了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有益，他们就要去说，就要去做。想当年，胡适在美国留学，和一起的同学们讨论白话文的问题，受到了好多人的反对。但年轻的胡适“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
如果说胡适这时对文学的改良和革命还是“人各有志，不必强同”的话，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干脆直言，“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并且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要“甘冒全国学究之敌”，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且旗帜鲜明地宣称：“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
予愿托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这种血气方刚，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的确非青年莫属。连其用词造句，字里行间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虽然其中也多有偏激、武断，缺少了周到、公允，但这正是青年的冲击力，青年的情怀。如胡适晚年的弟子唐德刚在分析胡适为什么多“半本书”的原因时，很有见地地指出，是胡总怕自己的观点有问题，比如和过去相矛盾，缺少足够的论据等等。所以胡适必然要“小心求证”。而相关的论据是那样的繁杂，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推动一个，就必须不停地倒下去。
所以失去了昔日革命性的胡适就再也难以完成那些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着作了。这似乎是五四时期新派人物“青春情怀”的一个反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一位最为勇敢，最富于战斗精神的勇士。他对当时社会，乃至于对中国文化中落后和丑恶的东西的批判，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具有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也须注意到，这种批判乃是一种青春朝气勃发的批判。他的深刻，他的尖锐，都保持了年轻人的敏感，而不是老年人的持重和四平八稳。比如他在《狂人日记》中喊出了要“救救孩子”，乃是基于对中国四千年“吃人”历史的总结。鲁迅的思想在当时可谓深刻，对于批判封建礼教，传播民主思想，冲决军阀黑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然而平心而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似乎也不能简单地用“吃人”来概括就算完事。鲁迅的小说，实是彼时彼地所为，是年轻气盛、青春情怀的生动体现。它不求全面，不讲平稳，不及其余，抓住一点，就要痛击对手，至敌人于死地而后快。它出手如风，点穴如针，绝没有四平八稳、瞻前顾后式的“成熟气”。
再看看钱玄同、刘半农二人出演的“双簧戏”，我们就更感到那一群青年是多么的可亲可爱。一九一八年三月，新文化运动的猛士们耐不住在“寂寞中奔驰”，先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一封反对白话文的信，后又由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了一封《奉答王敬轩先生》，对“王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果然这“双簧戏”收到了积极的效应，引起了旧派文人对新文化的强烈的反击，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则用更为强烈的反击响应了他们的反击，使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真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期间，谁也不能否认或者轻看《新青年》所产生的重要作用。用“青年”来命名自己的刊物，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青春情怀”。在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也可以说是当时的新派人物对中国的一种期望和暗示。该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且提出了四个目标，即一是振作少年精神，二是研究真实学术，三是发展社会事业，四是转移末世风气。
用少年精神来进行研究、发展、转移，以创造“少年中国”，乃是当时最为典型的社会心理、社会需求。这也可以说是“青春情怀”的一种重要的体现。一九一九年七月的时候，胡适曾在少年中国学会上作演讲，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
他认为所谓少年中国之精神，就是少年中国的逻辑和人生观。少年中国的逻辑即是注重事实、假设和实证；少年中国的人生观即是要有批评的精神，要有冒险进取的精神，要有社会协进的精神。少年中国的逻辑强调的是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少年中国的人生观强调批评的精神，乃是为了改变无生气的守旧的社会。而冒险的精神则是强调不能静坐旁观，要“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
所谓社会协进，强调的是要为社会承担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种善果”。总而言之，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要用“少年中国的精神”来改变、重铸中国。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颇带抒情意味地说道：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这洋溢着强烈青春气息的语言的确是那一时代人精神和情怀的典型表现。
要说所谓的青春情怀，还要看到当时那些社会精英们对比自己年龄小的更年轻的人们的态度。虽然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自己也还应该算是青年，但他们毕竟已为人师。在对待那些更年轻的人们时，当然是师长辈的人了。尽管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把这些年轻人当做自己的朋友来看待的。比如胡适就认傅斯年为自己的朋友，说他在很多情况下保护了自己。
其实就年龄来说，傅与胡仅差几岁，而就国学的功底来说，胡适曾在许多场合表示自己不如傅斯年等人。但这只是就个别情形来说。一般的看来，师长总是师长，是负有指导、教育学生的责任的。他们除了在人生观方面给学生以教导外，同样在许多涉及青年们具体利害的事情上给他们以支持和帮助。这一点可以说是那时的一种风气。如蔡元培一到任，就对学生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这是蔡先生对青年如何做人求学的关心和教导。在具体的问题上，蔡元培对青年人也是倾力相助。大的如营救被捕的学生，小的如为青年们介绍工作等等。他虽然不一定支持北大的学生上街游行，但为营救学生却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蔡先生还有一个滥好人的谥号，就是人们说他不管谁求上门，他都要通过自己的关系给别人介绍事做。从人的个性来说，可能蔡先生不会拒绝别人。
但其中实际上也非常强烈地体现了蔡先生关心青年，善待青年的高尚人格。在众多的师长中，李大钊是一位被各方面人都认可的重要人物。他学养深厚，颇有文名；他为人真诚，广结善缘。他不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还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能力的革命家、活动家。如果说是蔡元培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蔡是北大的“凝聚剂”的话，李大钊则是北大的“润滑剂”。许多事情要靠他来组织，许多事情因为有了他才付诸实行。当然，也是因为有了他，青年们才有了实际行动的领袖和导师。他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组织，编辑《新青年》，创办《每周评论》，支持《新潮》、《国民》等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等等。他还是许多重要活动的组织者、亲历者。
因而章士钊说：“守常一入北大，比如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他对青年们的支持、帮助从来都是忘我的。也正因此，他才会安排一个说着南方土话的青年毛润之在自己主持的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他对青年的爱是和对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的。至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无不把青年当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倾注自己的心力来帮助他们。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一九零零年的时候，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文采斐然、情感充沛、论说有力的华文《少年中国说》。他说，“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
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因而，今日之责任，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在任公看来，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十九世纪之末也还才是处于少年时代。而少年，正是风华正茂、英姿勃发、希望无限的时代。他把祖国的未来寄托于“少年”，这似乎不仅是梁启超个人的情怀，而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情怀，是在黑暗和困苦中心怀希望、上下求索，对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的人们最为典型的心声。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零零年，似乎是一种兆示，是五千年历史凝结出的最后的声音。它将预言在新的世纪里，少年中国的崛起和中兴。所幸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终于自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有活力的民族。而那曾经激励了几代人奋勇前进的青春情怀，也将同样激励着今天的人们去努力。真是：
百年之后再回首，
方知所得不寻常。
凭我青春少年志，
图我华夏万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