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女皇帝武则天曾鸩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弘，是千百年来史书记载、民间流传、人们供认不讳的观点。近来本人有暇翻阅有关史书，反复推敲，觉得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太子弘并非武则天鸩杀，而是死于肺结核（古代称之为痨瘵），把太子之死嫁祸于武则天是冤枉的。笔者就此谈几点看法，以求识者指正。
一、太子弘死于不治之症
太子弘的合壁宫薨逝，是多年染病的必然结果。关于他的病情，《旧唐书·高宗诸子列传》中记载：“咸亨二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是时戴至德、张文瓘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召同为辅弼，太子多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由此可见太子弘在咸亨二年已经是疾病缠身，甚至不能自决政务，所以庶政皆决于戴至德等人，这是能够说明太子患病的例证之一。
时隔四年，到上元二年（675）太子从幸合壁宫薨，年24。关于太子之死，当时高宗有诏曰：“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诚趋驾，肃敬着于三朝；中寝向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征，俄迁上宾之驾，昔周文至爱，遂延庆于九龄：朕之不慈，遽永决于千古。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谥者，行之迹也；号者，事之表也，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这篇诏书除开头说太子弘的知情达理忠君孝父外，便说到他自立为太子之后就身染沉重的痨瘵。本打算等他病势痊复精神好转就禅以皇帝尊位。然而，太子弘天性仁厚，接受了父君的委命，便掩盖病情带病理政，以致操劳过度使旧病加剧，一个身负重任的皇室继承人，竟一命归天作了上帝之宾客。最后抒发了高宗皇帝的悲痛心情，高度评价太子弘的人品，按谥号的意义谥为孝敬皇帝。从通篇诏书可以看出，太子弘自立为太子后就染上了痨瘵，究竟何年无须查考，仅从咸亨二年算起也有四年。四年中痨瘵的发展是足以致他于死命的。
当时的痨瘵是使人毛骨悚然的不治之症，在唐朝以前就为人所公认了。魏孝文帝染痨瘵，虽然让医生徐謇暂时治好，他高兴地下诏，称之为“方穷丹英，药尽芝石，诚术两输，忠妙俱至，乃令沉痨胜愈，笃瘵克痊。论勤语效，实宜褒录。”但是，在高兴了一阵后，还是于第二年死于此症。唐朝名医孙思邈，在他的《干金要方》里，称之为飞尸鬼疰，论症状“大略令人寒热淋沥，不得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疰易旁人，乃至灭门。”宋朝医书《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有“痨瘵叙论”，除与孙思邈有相同论断外，更谈到它导致“咳嗽、痰涎或咯浓血……传变迁移；难以推测。故自古及今愈此病者十不得一。所谓狸骨、獭肝、天灵盖；铜鉴鼻徒有其说，未尝见效。”魏孝文帝一朝至尊，死于痨瘵，孙思邈古今名医，人称药王，对痨瘵束手无策，他用的处方也证实为无效；太子弘婴瘵多年难道还能死里逃生吗？武则天智慧聪颖，虽对医学未必精通，但痨瘵是不治之症，她当然了然于心。事已如此，她为什么还去加害一个将要死去的亲生儿子呢？可能性极小。退一步说即使武则天真想让太子死去，有此绝症已随心愿，何须行毒加害，空空落不仁之罪名？
太子弘既然不是鸩杀，那么史书所记是无风起尘吗？也不是。因为太子李弘身染肺病，病危时吐血、缺氧之类的症状可能出现，然而这些症状又和某些中毒症状很相似，所以后来出于政治需要，人们把它以讹传讹，传为鸩毒致死，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比如唐太宗遇鸩呕血数升，太子弘肺病临终吐血，这不是很相似的症状吗？正是这一现象，为人们讹传史实留下口实。
二、请嫁二公主史书有误
几种史书在谈到武则天鸩杀太子弘之前，都讲了失爱的原因，记载也略有差异。
《资治通鉴》写道：“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侧，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翌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壁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新唐书》列传中记载：“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帝尝语侍臣：‘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而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壁宫，遇鸩薨，年24，天下莫不痛之。”
《新唐书·高宗本纪》载：“上元二年（675）四月已亥，天后杀皇太子。”
《唐历》记云：“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
以上三种史书四处记载，都记了同一事件。其中有三处记载，把太子李弘请嫁二公主，作为母子结怨的理由，只是在李弘死亡的记载上稍有不同。
关于请嫁二公主的具体时间，三种史书都未写出，让人看了得出的印象是，请嫁二公主母子结怨，以致从幸合壁宫母下毒手。其实不然，《旧唐书》列传中记载是：“咸亨二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时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诏并许之。又诏诣东都，纳右卫将军裴居道女为妃。”这里整段记事并无发怒与结怨的迹象。况且请嫁二公主，事在咸亨二年，太子弘在合壁宫薨逝，事在上元二年，其间相隔四个年头。世界上不会有母怨亲子，怀恨在心，相隔四年，又去报复的。且不说武则天是日理万机的当政皇后，就是专门结怨的无赖妇女，也难以做到。更何况请嫁二公主之事无害于武则天，根本没有结怨的条件。史书也有写方图临朝为理由的。其实当时唐高宗只有48岁，太子弘已是24岁，二子三子的年龄也只是各差一两岁。在这两代人中的四位青壮年都能当政的情况下，武则天怎么能想到太子弘死就轮上她临朝呢？显然是不会的。至于史家为何要把相隔四年的两件事情抹去时间，拼凑一处，造成因果关系，那自然是作者在当时环境和意识的压力下故意篡改，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如此记载。
三、应该尊重历史的真实
上元二年，从幸合壁宫鸩杀太子的记载，只有《新唐书》是肯定地写出的。其余两书都未作肯定。《资治通鉴》记为“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且加按语说：“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唐历》记为“不以寿终”。《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写道：“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按李泌对肃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新书》盖据此及《唐历》也。《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等是北宋人，于公元1060年写成《新唐书》，距上元年有385年之久，其中内情何以得知呢？据司马光分析，是依据《唐历》记载和李泌对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李泌和《经历》的作者柳芳都是唐肃宗时候的人，离上元二年有80多年他们都没有亲自经历，只能靠别的史料或听人传说，论史料，最可靠的应该是宫廷实录和唐高宗的诏书。因为宫廷实录是出自宫廷记事的原始文献，其可靠性无庸置疑。诏书是皇帝用以指挥臣下号令全国的文献；受臣下和人民的直接监督，更加可靠。但以上所记事实又与此不同。那么这些史料从何而来呢？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嗣圣元年九月（684年）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文和由此引出的种种传说。正如前面所说，太子弘身染痨瘵，临终出现的一些症状，在宫人太监中和宗族王妃中都可能留下印象。8年后出现的武则天临朝，又是使李家宗族最敏感；最痛恨的事情，加之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文中有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内容，这样前后联系，人们把弑君理解为杀死储君，这就是李泌；柳芳与《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写出武则天鸩杀太子的真正消息来源。其实，骆宾王写《讨武曌檄》文目的在于发起反对武则天的舆论攻势，是为他的武装造反服务的。至于事情的真伪他当然不管；甚至还会刻意伪造，在徐敬业、骆宾王的反武大军中不是就有个假李贤太子吗？到以后的各代王朝中，都反对女性当权，武则天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骆宾王的造反舆论就正好迎合这一思潮，被人们当史实接受下来。这便是所记所传的武则天鸩杀太子之说能够流传的社会基础。”
四、历史根源
关于太子弘婴瘵而死的诏书，几种史书都有记载。《新唐书》也明确写了“太子婴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谥为孝敬皇帝”的内容。难道欧阳修不知道痨瘵当时是不治之症吗？明明自己编入《新唐书》的诏书正是说太子弘是婴瘵、感结加重致死的，为什么宁愿相信他人的片言只语，而不相信死者父亲的有始有终的叙述呢？他是出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写着他自己认为应该褒贬的有倾向性的文章。
众所周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江山朝政只能世袭家传，不能妇女干政。在宋代欧阳修写《新唐书》的年代里尤其是这样，因为欧阳修的君王宋仁宗；就是一个身受其害的皇帝。他原本是李宸妃所生，但由于刘皇后无子即把他养为己子，从13岁登基由刘皇后临朝，一直到23岁刘皇后死后，他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他的生母看着亲生儿子作皇帝，10年中不敢相认，其间地位和权力的压抑，明争暗斗的内心创伤。虽不似戏剧《狸猫换太子》所演的那样残酷，也是非常激烈的。后来，当宋仁宗迫封母后，听到人们追诋刘皇后的种种言论，能不迁怒于前朝女皇武则天吗？我想这就是《新唐书》为什么不顾史实昭然，要写武则天鸩杀太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余历代史家，由于多年封建社会，封建道德及其思想理论的存在，也只能写下冤枉武则天的这一事实。
至于我的结论，还是一句开头话。太子弘死于肺结核，即古书上所谓的痨瘵，而不是死于生母的鸩毒。欧阳修所撰史书，实为冤枉武则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