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则天扼杀亲女，嫁祸于王皇后，促使唐高宗决心废立的记载，在史书与故事中均可见到。然而，在多种史料的对照之下，不难看出，这一事件的有无仍然是一宗历史的悬案。以下谈一些看法，以求学者的指正。
《资治通鉴》作为编年史，对此事记载是比较详细的。它在永徽五年十月的整段记事中，写明女婴出生的环境，是在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的激烈斗争中，并且是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后的关键时刻。这个时间正是永徽五年十月，单就本文看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和《旧唐书》与近年出土的章怀太子墓志铭对照分析，就觉欠妥了。《旧唐书·高宗本纪》中清楚地记着，“永徽五年十二月戌午，发京师谒昭陵，在路生皇子贤”。章怀太子墓志铭也写明，“贤于文明元年二月廿七日死于巴州别馆，春秋卅有一”。据此推算他生于永徽五年是对的。皇子贤的出生是有时间地点，有他本人的墓志铭为佐证的。经此对比，《资治通鉴》所说的永徽五年十月，会昭仪生女的记载就必在否定之列。因为武则天决不能在生皇子贤前两个月先生一个女儿。
鉴于上述矛盾，有的学者把这个女婴的出生时间推在永徽五年初。诚如此论，这个女婴只能出生在永徽五年一月或二月。然而，这个时候武则天与王皇后的矛盾还没有表现出来，因为武则天拜为昭仪是在王皇后帮助下实现的。拜昭仪的时间应该在永徽五年三月，这一记载见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纲鉴易知录》等书。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虽然没有写明具体时间，但所记情节是与此相符的。如《资治通鉴》在写了永徽五年三月庚申加赠屈突通等13人官之后，紧接着记了武则天入宫及册为昭仪和发生矛盾的前后情况，最后写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而武士彟预焉。按《资治通鉴》的记事规律，此处所记是永徽五年三月的两件事：追封13人官和册封昭仪，其它文字均属补叙资料。
从情理上看，加封其父以提高武则天的出身门第，在当时来说是关系前途的头等大事，所以，它必然是武则天拜昭仪后要走的第一步棋。也正是这头一步的迈出，使王皇后认识到武则天对自己形成威胁。史书记载为：“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在武则天拜为昭仪之前，王皇后的主要情敌是萧淑妃，她俩的矛盾在当皇后的第一天就存在了。因为，在贞观十七年后，王氏为皇太子妃，萧淑妃也已是太子良娣。永徽元年之后，王氏立为皇后，但七八年中未生子女，而萧淑妃却是有儿有女又得皇上宠爱。从母以子贵这一点来看，她比王氏要占很大的优势，只要萧淑妃的儿子素节立为太子，王皇后就要变成徒有其名的假皇后，所以她联合大臣迫不及待地请李忠为太子，借此发补缺陷。这种种措施矛头所向都是肃淑妃，并不是武则天。
从时间与结果上看，永徽三年七月丁巳立李忠为皇太子，八天后，乙丑，便以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张行成兼太子少傅，高季辅兼太子少保，以加固太子的地位。这些措施表明到永徽三年七月，王皇后对萧淑妃的斗争已告胜利。至于武则天，这时候本人名份未定，儿子也未出生，仍然是卑词曲体以事后的阶段，根本谈不上夺嫡，在王皇后看来，有儿有女又能宠的后宫二号人物萧淑妃，已经败在脚下。自己是有太子又有政治靠山的后宫之主，地位稳如泰山，武则天既是在间宠中有功，又忠于己，提高她的身份，以取代萧淑妃的位置不是理所当然吗？所以她要数誉于上，促使高宗加封武则天。在武则天看来，首先，自己身份未定，没有抗争的资本；其次，皇后帮助自己，并无矛盾何以杀女加祸，并且即便杀女也不能嫁祸。所以永徽五年三月之前杀女加祸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王皇后宠衰的时间，虽然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但我们可以从柳爽的升降规律中看清这个问题。柳爽是王皇后的舅父，与皇后关系密切，荣辱与共。引《旧唐书，柳亨传》中说，“柳爽贞观中累迁中书舍人（正五品）。后以外甥女为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正四品）。及永徽元年妃为皇后，爽又迁中书侍郎（正三品）。永徽三年，代褚遂良为中书令，仍监修国史（正二品）。”这段升迁，是他沾了王皇后的光。《旧唐书》接着写道，“俄而，后渐见疏忌，爽忧惧，频上疏请辞枢密之任，转为吏部尚书（正三品），及后废，累贬爱州刺史（正四品）。”史书用“俄而”两字笔锋一转，把两年时间一笔代过，让人看后容易出现错觉。查《新唐书·高宗本纪》中载明，永徽三年三月辛巳柳爽守中书令，永徽四年十一月丁巳，柳爽为中书令。这是他官位最高的时候。永徽五年六月癸亥，柳爽罢。其罢官原因就是因为皇后宠衰，渐见疏忌，内不自安，请辞枢密之任。由此可见，至少在永徽五年初，王皇后并无宠衰表现。直到五六月间，作为王皇后的后台与参谋人物的柳爽才看出皇后宠衰这一现象，自请罢官。这就不难设想，王皇后与武则天的关系变化是以永徽五年三月庚申为转机的。
那么，武则天杀女究竟在何时呢？仍然是个历史之谜。如前所说，这一事件记载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但又都没有可靠的时间和条件。查《旧唐书》，正文中无此记载，仅见于史臣评论中有几句定性式的含糊评语，“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根据这一评论可以认为，在夺嫡斗争中杀害过襁褓婴儿；但不一定是武则天的，也未必要她亲手扼杀。在这场斗争中，仅贬黜王、萧两家，就是两个庞大的家族，其中大人遭难，或流放或处死，婴儿的被害都是平常事。这种杀害可能是兵丁杀害，也可能是大人绝望先杀婴儿，无论如何婴儿总是作了夺嫡之谋的牺牲品。只是因为杀害无辜婴儿，古往今来都被认为是残忍事，所以史家以此加罪于武则天。如果根据评论就认定武则天亲手扼杀亲生女儿，那么，下半句有菹醢碎椒涂之骨，难道她还对另一个儿女千刀剐，捣成肉泥吗？
把三种史书加以比较，也可以窥见其记事演变的基本过程。《旧唐书》出于当时封建政治需要写出以上内容的史臣评论，评论中出现了“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的文字，为后人留下口实。100年后《新唐书》的作者又根据此论，添枝加叶写成记事，并安排为夺嫡斗争的关键情节。即《旧唐书·后妃传》所记“……然未有以中也。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侍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资治通鉴》作者又参考新旧《唐书》写成“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复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即惊啼”。尽管两种史书的记事写得细致入微，但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来源，都无法写出可靠的时间和地点，也未能列入本纪，故两种史书的这条记事是不可信的。
在武则天之后100年的唐朝人刘肃所着的《大唐新语》一书中，收入不少贬责武则天的记事。其中在《酷忍》一章中记了武则天与王皇后、萧淑妃斗争的全部过程，还记了武则天杀害王、萧二人，杀害长孙无忌，及酷吏杀害等事件11条，但没有扼杀亲女、嫁祸于王皇后的记载。可见武则天杀女嫁祸之说，在唐朝是不存在的，如果确有其事，刘肃的笔下是不会留情的。
所以，我认为关于武则天生女与杀女的记载，是宋朝史家的附会之说，不像是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