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高台艺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发展，用优质钢筋作铁芯子，既安全且做得更高（最高可达8米）、更玄。由数人抬着走改为小型拖拉机载行。随着装潢业的发展和装潢用品不断出新，高台的装饰品由过去的粗彩色纸贴剪、染色胡麻毛团球、麻丝吊穗和土色粗布料等改为现在光彩夺目的各种色调的锡铂纸贴剪、腈纶线团球、金丝线吊穗，色彩艳丽的布绒等高档质料。一架高台由过去的几元钱花销增加到300多元钱花销。
铁芯子装扮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武戏，如《关公挑袍》《薛仁贵救驾》《岳飞枪挑小梁王》等，主角都是人民群众敬佩的英雄好汉，占据中心位置，配角或坐或立在主角“手持”的刀枪剑戟及其他兵器上。第二类是文戏，如《二度梅》《花亭会》《崔莺莺饯行》等，主角是人们喜爱的才子佳人，角色的座位常掩饰在树枝花卉或桌椅、酒壶、扇子、拐杖、塔等器物上。第三类是有动物的戏，如《武松打虎》《秦琼卖马》《刘邦斩蛇》等，常在下层或中层装饰一只动物造型，将人物角色附着在“动物”身上。此类戏大多按当年夏历生肖创编动物情节。
上世纪初，铁芯子就是春节闹社火的主要形式之一。那时没有钢筋，艺人用几个铡刀背扎成造型骨架，将下面铡把插在一个石磨眼中固定，上面分层次绑上供小孩坐的座位，然后把三至五个六岁至九岁的小孩化装成戏剧角色，固定在各自座位上。这种铁芯子连同下面的石磨底座很笨重，全靠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青年抬着在大街上展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艺人请铁匠按需要制作铁芯子，下面插在用厚木板拼制的正方形底座上，底座下面安装四条粗腿，这样既轻便好抬，又便于停放。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铁芯子发展较快。艺人和铁匠相结合，用钢筋加工成得心应手的铁芯子，精巧而安全，下面安插处有的改进为能旋转的设施，增强了艺术效果。底座安放在动力车上，时进时停，让观众从容地观赏艺术造型。
铁芯子的装台艺术十分精妙，在传统装法中讲究玄、妙、巧，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台装戏中，设计者将金箍棒插进白骨精腰间，将白骨精吊在棒尖，高空悬挂形成摇摇欲坠之感，观者手握冷汗，演者安然无恙。铁芯子除了传统的玄、妙、巧之外，又采用了动与静、声与影的结合等多种新奇表现手段。如原来铁芯子固定在抬盘上，只能随着众多抬芯人的转动而转动，现今有的铁芯子根据剧情需要安装了滚珠，整台芯子不停转动，满足了不同视角的观众。有的铁芯子利用电动原理，设计了能够有动作的动物造型，如《西游记》中白龙马的设计，四蹄腾空不停地奔跑，是用汽车雨刷的原理制作的。《蛟龙出水》中的小龙口中喷水洒向人群，是借用了喷雾器的原理设计的。在声与影的结合上，则结合剧情内容配以音乐，人们在观瞻过程中同时欣赏了音乐，如《李彦贵卖水》中配以剧中人物的唱腔录音，使观众赏心悦目。
“站芯子”演员在铁芯子上的绑法：将裤子的一个裤腿里装假腿，露假脚。另一裤腿套在铁芯子的踏板上，将长10米、宽0，5米的布带于“芯头”处系“瓶子扣”。“站芯子”演员跨在座板上，双腿并拢，双脚踏踏板。布带从胸到脚多次前后交叉，绕至小腿处打结，然后把“站芯子”的两条腿穿进套在踏板上的一个裤腿里，再和踏板下的假腿绑在一起，最后再穿好上身服装。铁芯子表演的服装同戏装。
现在铁芯子经过民间艺人的创造和革新，在造型、制作工艺、演出内容、表演技巧等方面日益丰富和完善。一般都安装在卡车上，既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又有安全保证。
高跷
高跷，庆阳人称“柳木腿”、“踩跷”。扮演者足踩木杆，长腿舞跳，为社火增添了别具一格的风采。有首古诗形容：“高跷秧歌夸捷足，群儿联臂欲升天，可怜立脚无根据，局蹐终朝傀儡牵。”
高跷的历史久远，据考，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高跷，《列子》中就有“双伎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的记述。到后魏时在杂剧中就出现过高跷。晋时称为“长脚”、“乔人”，北魏称“长跷伎”，宋称“踏跷”。《续阅微草堂笔记》说，表演者“皆上与楼齐。”可见当时踩高跷要比现在高得多。
高跷源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发明。一是古时，人们在沼泽、草地工作步履不便，以踩此高跷走路，或在果林修枝、采果、采叶，用高跷以代替梯，方便易动。还有一说，过去有一演杂戏的，因身材矮小，常招来观众辱笑，后来他看见农人在生产中多用高跷，引起他的兴趣，就用踩高跷以补身体缺陷，结果得到了意料不到的效果，后高跷被引入社火。
高跷多用柳木做成，称“柳木腿”。采用柳木，一是木质柔软而坚实，不易折断；二是木质轻，易动；三是取柳，以示吉祥。
高跷是汉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流行于中国很多地区，表演者扮成各种人物，手持道具，双脚踩着木高跷（高者1米多，低者40厘米左右）按照一定的规矩，一定的套路，或行或走，或演或唱，给人一种生动的艺术享受。高跷是庙会或喜庆佳节中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活动。高跷多在秧歌、旱船、竹马儿表演后出现。高跷不拘形式，花样繁多。扮演者分文相、武相、丑相三类，以所演故事内的人物而定。从创始于清朝同治年（公元1862年—1874年）张掖农村各村、寨、堡秧歌来看，在表演队形上有大小篱笆、巡回插花、蒜瓣子等。在表演技巧上，集体技巧有“堆山子”、“拉骆驼”、“叠罗汉”，个人技巧上有“张翁背张婆”、“蝎子爬”等。高跷中的丑角，虽是秧歌集体舞队的附属部分，但却表现着有趣的民间传说，折射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情趣。丑角的表演大多不受秧歌节奏制约，自由穿插于秧歌队列的前后即兴做戏，调情逗趣，引入发笑，使秧歌表演气氛更加热烈、喜庆。
高跷分高、低两种。高者五六尺，低者尺余。在甘肃最高的高跷当属永登苦水的高高跷，木腿子有3米3高，上部有脚踏，木腿子用绑带牢固地捆在演员的小腿上。在苦水街，每年要举办盛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社火，在社火表演中最抢眼的就是高高跷。登高高跷的演员多是扮演传统秦腔戏中的角色，且人物按剧目成台出现。表演时，观众一边观赏高高跷演员的惊险表演，一边想象着戏剧情节，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苦水高高跷已成为永登二月二龙社火的代名词。
天水云阳板
云阳板，亦称“夹板”，唐代时称“拍板”。《旧唐书·音乐志》：“拍板长阔如手，厚寸余，以韦连之，击以代抃（即“拍手”）。”溯其源，拍板源于上古时的“击壤”。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平，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于世。”宋元时期，云阳板不仅用于民间喜庆盛事，而且用于皇家庄严肃穆场合。
1985年在麦积区南集宋墓出土的画像砖中，《男伎击拍板图》中的拍板与天水早期云阳板样式基本相同。1992年出土于陕西彬县的五代冯晖墓中的彩绘砖雕男、女“打拍板”图，其动作、姿势、执板与天水云阳板一模一样。天水云阳板是我国唯一遗存的古老而原始的一种群众性“拍板”乐舞活动。
清代以前，天水人沿袭继承了祖上打夹板习俗，久盛不衰。清代初期，鉴于州城水患所致，天水云阳板与宗教祭祀相联系。据《秦州直隶州新志》记载，顺治九年秦陇大水，东关瓦窑巷、十方堂、官墙里等地灾情尤为严重，房倒屋塌，人畜伤亡惨重。屡遭祸害的东关父老无力改变这一现状，把减免灾难的希望寄托给神灵。他们在玉泉观玉皇大帝像前许愿，每年正月初九（玉皇大帝诞辰）率众舞打云阳板到玉泉观进香。从此，每年正月初九，由东关民众组成的三支云阳板队都要经由大城、中城、西关、伏羲城至玉泉观进香。
天水云阳板舞属男性集体舞蹈，由数十名身着青衣白云边、腰系彩绸带、头结布巾的男子手持云阳板，在黄罗伞盖、飞龙旗、飞虎旗、五色旗的引导下，在锣鼓并吹奏的古代法曲遗音《太子游四门》乐伴奏下，在震耳欲聋的自制铁炮声中起步，列队沿街表演行进，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天水人历来习惯称其为“朝山会”。“朝山会”打云阳板自清代历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沿袭不断。1958年大跃进年代自行停止，上世纪六十年代再起，“文革”中被禁止。改革开放后受到重视，云阳板的唯一继承人文忠老艺人积极培养新人，一度受冷遇的云阳板再度活跃于天水。
从调查得知，天水云阳板舞表演从道具、队伍、内容、形式、乐器、乐曲都有一套基本程式，集祭祀与民间娱乐于一体，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民族文化信息，其粗犷、雄浑的表演风格与天水自古以来的尚武风俗融为一体。开发和创新的天水夹板舞，队员男女各半，人数最多以64人为限，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
云阳板舞中重要的道具是云阳板。云阳板，是用两条质坚而轻的红椿木、槐木或桐木制成，长约75厘米，宽6厘米，厚2，5厘米，用彩漆绘有兰彩带图案，上端系以筋绳连接缠穗挽彩，下端可开合，用于手执击打。“云阳板”有成年人使用的，尺寸如前述，也有长至99厘米，宽到9厘米的。还有小孩用的，尺寸略小些，结构完全一致。
能够参加“打板”的都是各村挑选出来的精壮汉子，他们头梳双髻，身穿五彩斑斓类似仙童的装饰，披云肩，系战裙，足登蓝线编织的战鞋，足尖一颗大红缨，步履轻盈，装束洒脱。舞者手持云阳板作舞器，双手各持两片下端，排成双行，两人一列，作对称式挥舞行进。旗队前导，锣鼓队奏拍，舞者随乐器节奏，大跨三步向前对齐，把板举成“人”字形时，一足蹬空鹤立，接着大锣“咣”的一响，足即落地，舞板随之齐拍“啪嗒”，节奏整齐，极有韵致。表演者首先将云阳板举至胸前，合紧，这叫做“行香步”，然后开右脚向前一步，同时，右手拉开云阳板，左手握板回归至胸前，顺次左脚向前，右手翻腕打板一下，且很快拉开云阳板，右脚再次向前，而左手翻腕再打云阳板一下，左脚再向前而做小步向后一退，双手将夹板举至胸前，走四步，击三下，呈“啪！啪！啪！”之声，节奏感强，技巧要求高，富有音乐感。如此循环往复，向前行进。表演者舞步整齐划一，神态严肃虔诚。击打的动作刚健潇洒，时而舞板着地，铿锵有力；时而舞板互拍，金戈齐鸣；时而舞板划空，风声呼啸，好似天兵天将下凡，令人眼花缭乱。
“云阳板队”的表演过去以“架”（即1队）为单位，一“架”约五十至六十人不等，依人数情况而定。打夹板的人至少二十四人，二十四象征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这样规定，显然寓有古代人民祈求四季风调雨顺，歌颂太平盛世的意义。天水旧时最多有三“架”夹板队，现在只有一“架”。夹板歌舞是以一杆彩色龙旗为首，其后跟着黑、白、青、蓝、黄、靛、飞龙、飞虎各色旗，缀饰流苏的黄罗伞，大红宫灯、彩幡、八仙人像等。舞队纵向两列行进，中间行走着乐队，最重要的乐器是唢呐，配有管子、笙、笛、鼓、锣、镲、七星子、三星子、呆锣和暴锣等。天水云阳板舞吹奏的曲目主要是《太子游四门》，这一乐曲原是古代的法曲遗音，体现了道教音乐全真派的特点，唱本以《全真正韵》为范本。
新中国成立前，“水会”（以求雨为目的的庙会）普遍活动在甘肃各地。而天水乐班中独有的云阳板舞，使它在众多水会乐班中享有盛名，因此在举行水会时，庙主都争相邀请他们前去参加，在当地影响很大。寺庙祭神仪式完毕，锣鼓再响，举旗人打开场子，云阳板舞出场表演。表演终了，朝会也告结束。
陇南高山戏
陇南高山戏是甘肃省一个主要的传统戏曲剧种，是我国民族地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个因发源于陇南高山地区而得名的戏曲剧种，据说最早出现于元末明初，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1959年以前，鱼龙乡人民叫它“演故事”、“走过场”、“哟嗬咳”。武都县隆兴、甘泉等镇人民叫它“耍灯”、“耍社火”。其唱腔曲牌武都安化、马街、金厂、龙坝等乡镇，以及西和县、礼县的边境地区都有流传。高山剧演出时间是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这种习俗与拜神祭祀的师公赞神的活动颇有渊源。高山剧唱腔由曲牌和小调构成（小调属辅助性唱腔）。
被当地群众俗称为“演故事”的高山戏，短小精悍，选材立意新颖深刻，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故事情节简练紧凑，矛盾冲突尖锐激烈，非常感人。戏曲作为程式化的艺术，唱腔和表演是一个剧种的标志。高山戏的唱腔，共有“开门帘”、“过板”、“哭腔”、“曲曲”、“花花”、“耍耍”、“盏盏”、“二簧”等十余大类，每大类中又有若干小类。这些唱腔曲调挺拔高亢，委婉悠扬，明快活泼，朴素健康。高山戏的表演，情趣独特，舞姿别致。男角以跳、摇为主，粗犷豪放；女角以扭、摆为主，质朴豪爽。高山戏的唱腔和表演相当好听和好看，其表现力和感染力比起秦腔、陇剧毫不逊色。
高山戏的“高山”，是因为武都境内鱼龙一带高山连绵而得名。起源于民间社火。鱼龙镇，位于武都区东北部，距县城55公里左右。其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15公里，东北方向有隆兴乡，西北方向有安化镇、马街乡，西南方向为甘泉和佛崖等乡镇。这里群山叠峰、沟壑纵横，交通非常落后（多为人背马驮）。从仅有的有关鱼龙的最早史料看，鱼龙人在1500多年前就已在鱼龙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据考证，鱼龙曾设立过孔堤县、孔堤郡，具体地点在今鱼龙张湾坪上。鱼龙经济文化落后、处于自然、封闭状态，靠天吃饭的鱼龙人因而对神灵有着无比的虔诚与敬畏。他们每到一定月份（多是每年七月、十月）选好吉日，念经、赞神，即让师公子把鱼龙境内的各方神灵招集一处，烧香祭拜，大力赞扬其恩威。目的是通过赞美之辞让神灵高兴，以保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在物质、特别是精神生活都贫乏的鱼龙人心中，一定时日的师公祭神活动就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唯一寄托。他们或旁观或参与到师公子的敲锣打鼓、连跳带唱的活动中，心理上既有了神灵保佑下的慰藉，又有了自娱自乐的快慰，同时又缓解了辛苦劳作后的疲乏与苦闷。经过多年的衍变，这种简单的师公跳唱的表演活动就逐渐形成了高山剧文化产生的源头。
高山剧过去只能在每年正月，作为当地社火的主要节目演出。演出时，先由包括艺人在内的社火队，以秧歌行列绕大场唱《四季调》《十二月》等应景歌子；然后是二旦一丑唱“开场”，很像元杂剧的“楔子”，唱罢才开始“正戏”。角色分生、旦、净、丑，而旦角多由男演员装扮。戏班没有文字脚本，演出前由有经验的老艺人担任“戏母子”，讲剧情和大致要做的动作，然后由演员灵活编词，即兴表演。经过多年实践，不少剧目得以定型，成为口传心授的保留剧目。高山戏唱腔丰富多变，富有山区民歌风味，主要伴奏乐器武场有云板、鼓乐子、大鼓、大钹，文场多用树皮制作的“大筒子”、“土琶琶”和二胡。唱腔结尾常以“哟嗬咳”帮腔，使人物感情充分发挥，气氛热烈。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挖掘、整理、加工，高山戏已经搬上了舞台，传统剧目有《咸阳讨账》《白玉霜》等，现代剧目有《请婆婆》《清明时节》等。
灵台灯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