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俗称新年，是中华民族历史最为悠久、内涵最为丰富、庆贺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在几千年的岁月长河中，赤县神州的亿万子孙，从呀呀学语，就巴望过年，到耄耋高龄，仍难忘贺岁。一年复一年，谁曾不过年？说起新年的掌故和风俗，人人都能津津有味地来上一段。剥一句旧时的名言：中华儿女，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他都可以凭春节的风俗和记忆，给自己找到同胞。
然而，春节就像神州大地上一株蟠根错节的千年老树，真要想把它的来龙去脉、枝蔓根梢，一一梳理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春节”这个词，至迟在东汉已经出现，但那时的涵义与今天不同，并不是指夏历（农历）新年。汉安帝时太尉杨震上疏说旱情，“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春节，是泛指春天这个季节。南朝梁元帝《春日》诗“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江淹《杂体诗》“有弇兴春节，愁霖贯秋序”中的春节，同样是这个意思。以春节为节日，曾见于宋代一些诗文中，但指的则是“立春节”，即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也并非新年。
将夏历新年定名为春节，是在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即颁令改用阳历（公历），以1月1日为新年，也算是“与国际接轨”的举措；对过去沿用的夏历新年，则改称春节，以便于区分。只是这一命名的变化，长期停留在书面语言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开寅作《都中竹枝词》，尚有两首涉及这种情况：“爆竹声声响彻天，人从旧历度新年。久闻正朔颁阳历，习俗于今未易迁。”“阳历纷纷投刺忙，今朝故旧复登堂。一年两度逢新岁，六十堪称百二强。”直到今天，民间说到“过年”、“过大年”，多半还是指过春节；阳历新年则被称为“阳历年”或“元旦”。其实元旦也是夏历新年的旧称。公历新年称元旦，始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公历纪年，定1月1日为元旦。因为公历新年本不是中华民族的节日，政府又希望民众能够尽快熟悉和接受，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沿用过去的年节名称。
所以春节的源头，还得从“年”说起。
“年”这个字，产生很早。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谷穗成熟的象形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年”字列在禾部，解释是“谷孰（熟）也”。《诗经·周颂·丰年》的第一句，“丰年多黍多稌”（稌即稻谷），《春秋谷梁传·桓公三年》中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所取都是年的本义。与年相类的“岁”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像一把石斧，本义是一种砍削工具，也是收获农作物的工具。岁和年这两个与农作物成熟、收获紧密相关的概念，后来逐渐演化为与农作物生长周期相应的时间单位。这正像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所指出的，人类“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分隔来创造时间的”。
随着对天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开始制订历法。中国最初的历法，就是一种阴阳合历，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作为月的单位，以太阳的运行周期为年的单位（即回归年），而以闰月的方式协调两者的关系。天文学家根据观测太阳的运行规律，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代，已经测出冬至的准确时刻，并以冬至作为一年的起算点，以两次冬至之间的时日为一年。西汉刘安撰《淮南鸿烈集解·天文训》中，首次完整列出二十四节气，仍以冬至为首。所以在先秦典籍中，冬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冬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节日，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冬至这一天，要“荐黍糕，先荐玄冥以及祖祢，其进酒肴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祀祖敬老，像后世的新年一样。唐代称冬至为“亚岁”，将冬至前一夜称为“冬至除夜”，简称“冬除”，也称“冬住”，可见节俗活动不止一天。到宋代，为了避免与新年除夕相混，才将冬至除夜废弃。今天民间还流传着“冬至大似年”的俗谚。
不过，先秦时期对于年的称呼尚未统一。西汉《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我们今天常说“年深岁远”、“一年半载”，就是从这里来的。与此同时，“新年”也被作为一年开始的节日，简称“年”，或称“元日”、“元旦”，“元”是开始的意思，“旦”是早晨的意思，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或第一个早晨。不但年的名称各异，而且因各朝代采用历法的不同，一年开始的日期也不尽相同，虽然都称正月初一，但正月的内涵却相差甚远。《尚书大传》中说：“夏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夏代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商代以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后世学者对于这种变化，曾有过多种铨释，各有玄妙的道理，在此不赘。到秦代更以夏历十月初一为新年，并且为了避秦始皇赢政的讳，一度改正月为“端月”。汉承秦制，直到汉武帝时，才明令恢复以夏历正月初一为新年，此后再没有变动过。夏历的得名，是相传这一历法创始于夏代；今天则因其与农事节令相联系，多称为“农历”，或与阳历对称为“阴历”。
周作人先生说：“一年里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换年很有点儿抽象，说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新年风俗志序》）
探寻春节的源头，可以直追溯到原始社会一年一度的“腊祭”。
先秦时期，称祭百神为“蜡”，祭祖先为“腊”，秦始皇时一度改“腊”为“嘉平”，汉以后则统称为“腊”；举行祭祀之日称为“腊日”。古代“腊”字与“猎”相通，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八中的解释是：“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一说腊祭时要以野外猎得的禽兽为祭品，一说腊祭是新旧交接时的祭祀活动。因为当时人的生产技术水准较低，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很高，将未知的自然力量视为神秘，力图以种种方式与其协调。祭百神，祭祖先，就是为了感谢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庇护了百姓，希望来年仍能得到他们的庇佑。《礼记·月令》记孟冬之月的活动：“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劳农百姓也借腊祭的机会得以娱乐和休息。《礼记·杂记》记道：“子贡观于腊。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子贡只看到了百姓全都进入狂欢的现象，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孔子的意思是，百姓勤于稼穑，有百日之劳，才有一日之饮酒宴乐，这显示了帝王的恩泽，也符合周文王、武王张弛结合的道理。孔子没有讲到的一个层面是，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参予者都是演员，他们的表演，固然是为着全体的娱乐，也是为了全体的生活；这与后世专业演员出现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第五记道：“晋博士张亮议曰：‘腊，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谓之腊之明日为初岁，秦汉以来有贺，此皆古之遗语也。’”可见在秦汉时期，腊日的意义相当于后世的除夕。
《说文解字》释“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腊日肯定在冬至之后，但具体在哪一天，各朝代也不统一；取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则是汉代的规矩。古代以天干、地支记年、月、日，两个戌日间相隔十二天；第三个戌日，距冬至当在三十天左右。冬至在农历中的日子不固定，早到十一月初一，晚到十一月末，都有可能，所以俗称农历十一月为冬月。腊日虽因此也无法固定，但基本上在十二月内，包含腊日的十二月便被称为腊月。腊月结束了，新春就开始了，故而唐人以“腊破”喻腊尽春回。皇家宫廷实行腊祭，直至南宋仍有记载。吴自牧《梦粱录》卷六说：“自冬至后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谓之‘君王腊’。”而在民间，到南北朝时期，腊日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而渐与“腊八节”混为一谈了。
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以“十二月八日为腊日”，也就是沿续至今的“腊八节”。不过，将腊日固定在腊月初八，应该是佛教传入之后的事情。佛家相传释迦摩尼在农历十二月初八降伏六师外道，以此日为释迦摩尼的成道日，要举行诵经法会，并以五谷杂果煮粥分食僧众；民间佛教信徒受此影响，也以腊八为盛节，并且要以至少八种谷物果豆煮粥，称为“腊八粥”，以品种多者为佳胜。据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其竞奇斗巧，远过于古人。
中华民族原有冬至日要吃红豆粥的风俗，《荆楚岁时记》说：“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人厉，畏赤小豆，故作粥以禳之。”共工氏不成器的儿子死了变成厉鬼，还要为害人间，因为它怕红豆，所以人们在冬至这天要吃红豆粥以驱鬼。直到现代，煮腊八粥时，红豆为必不可少的原料；过年时吃的八宝饭、八宝粥，也是一定要有红豆；南方的元宵、北方的包子，都有以红豆沙为馅的，其源头就在这里。冬至和腊八都在冬季，时间相近，又都有吃粥的内容，两种习俗在流传中渐渐相混，并不奇怪。像这样由几种风俗渐渐融合变异的情形，在民间风俗的形成过程中，是不少见的。
而且腊祭活动中，又有祭祀“八神”的内容。《礼记·郊特牲》记道：“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古代的君主，凡是借助了谁的力量，就一定要有回报。东汉蔡邕《独断》卷上，列出“天子大蜡八神之别名”，所祭的八神是：先啬神，即神农；司啬神，即后稷；农神，即古时田官之神；邮表畷神，即始创田间庐舍、开道路、划疆界者之神；猫虎神，因为“猫食田鼠，虎食田豕”，保护了庄稼；坊神，祭堤防；水庸神，祭水沟；昆虫神，祭祀它是希望能免生虫害。这里的“大蜡八”，也是导致腊祭日与腊八节相混的一个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从后世腊八节的民俗活动内容看，它与古代的腊祭肯定不是一回事。倒是春节前除夕的民俗活动，以祀神、祭祖为重要内容，并且要供奉“猪头三牲”，分明继承着腊祭的传统；而且春节恰恰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与《风俗通义》中对“腊”的两种解释都相符合。《荆楚岁时记》所引的谚语“腊鼓鸣，春草生”，也是腊月将尽、春风复来时的气象。
此外，立春虽然曾被称为春节，但立春风俗活动自有其源流，与新年从来不相混同。在《汉书》中已明确记载，“正月朔，岁首；立春，四时之首”。而据简涛《立春风俗考》论证，立春礼俗活动的产生和正式实行，是在东汉。故而我们不能因为立春曾被称为春节，就误认立春也是春节的源头。
如前所述，汉代以后，都以夏历正月初一为新年，但辞旧迎新的活动，并不限于正月初一这一天，而是几乎包括了整个冬季。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秋收冬藏，冬天属于休息的季节，人们有充裕的时间，举行庆贺丰收、祭神祀祖、驱邪除秽、迎春纳福、休闲娱乐活动。这类活动从冬至就已发端，也有人以腊八节为春节的序幕，称为“小年”。直到近现代，从祭灶开始，除夕祭祖、守岁，初一拜年，初二或初五接财神，初七过人日，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这一系列节俗活动，都属新年的范畴。
祭灶，也称“祀灶”，是中国民间最为普遍的一种宗教习俗，也是重要的节俗活动，在很多地方被称为“小年”、“小年夜”。所祀的灶神，也称灶君、灶君菩萨、灶王、灶王爷、锅灶神君、东厨司命、司命菩萨、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等，由来已久。《礼记·祭法》记载，“王为群姓立七祀”，贵族的七种祭祀对象中就有灶；“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平民百姓也可以把灶作为祭祀对象。故而灶神是贵族与平民共有的一位神只。祭灶活动最初在夏天举行，《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汉班固《白虎通》说：“夏祭灶，灶者火之主，人所以自养也。”灶是火的象征。懂得用火、建灶，人能够保证熟食，与生食的动物拉开了距离，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事情。后来夏日祭灶的风俗渐渐淡化，而冬日祭灶风俗日趋强化。《风俗通义》卷八引《明堂月令》说：“孟冬之月，其祀灶也”；又引《东观汉记》阴子方腊日晨炊见灶神，以黄羊献祭而得福的故事。可见自汉代开始，腊月祭灶普遍流行。《荆楚岁时记》记腊八节的活动，也有“并以豚酒祭灶神”的内容。此后祭灶与腊八节俗渐相剥离，至迟在宋代，已经改以腊月二十四日祭祀灶神。明代仍用腊月二十四日，清初京城已改为二十三日，而南方人仍坚持二十四日；也有说法是“官三民四蛋家五”，即官府在二十三日，平民在二十四日，生活在船上的蛋民在二十五日。
关于灶神的由来，传说众多，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以上古圣贤死后为灶神，如《集说诠真》引《事物原会》说：“黄帝作灶，死为灶神”；《淮南鸿烈集解·泛论训》中说“炎帝於火，死而为灶”；《风俗通义》卷八引《周礼说》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炎帝就是传说中的神农，而祝融则是炎帝的后裔，又是传说中的火神。这一类传说与夏日祭灶的风俗一样，已近于湮没。
一说灶神是一种昆虫。在《庄子·达生篇》中，齐桓公与皇子告敖讨论鬼神有无，皇子告敖是相信有鬼神的，所举例子的前两种就是“沈有履，灶有髻”；西晋司马彪注疏：“沈者，水下污泥之中，有鬼曰履。灶神，其状如美女，着赤衣，名髻也。”“髻”是“蛣”的通假字，也就是灶蛣蟟。古代典籍中类似的记载颇多。《玉烛宝典》引《杂五行书》说：“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从灶中被发而去。”“禅”是“蝉”的通假字，同样指的是灶蛣蟟。民国年间丁山所着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对此做了慎密的论证，指出《史记·五帝本纪》中“帝颛顼生子曰穷蝉”；《索隐》指出“穷蝉”在《世本》中“作穷系”。扬雄《方言》释“蝉”曰：“楚谓之蜩，秦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郭璞注：“齐人呼为巨。”《广雅·释虫》曰：“蛣，蝉也。”此外，还有《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载，《索隐》引《白泽图》曰：“火之精曰宋无忌。”《荆楚岁时记》引许慎《五经异义》，说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抟颊”，则不但有灶王爷，还有了一位灶王奶奶。这里的黎、系、髻、蛣、忌、吉等，发音都相近。清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蜩，蜋蜩”：“今黄县人谓之蛣蟟，栖霞谓之蠽蟟，顺天谓之蝍蟟，皆语声之转也。”直到今天，民间口语仍将蝉呼为“知了”。丁山据此得出结论：“‘蝉’在古今方俗殊语里俱有音‘蛣’者。”后世所说的灶神，都是由“穷蝉”演化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