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端午仪式最初的祭祀对象，乃是龙图腾。随着龙图腾崇拜的消退，必然需要树立起新的偶像，这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不但如此，各地的情形也有不同，祭祀对象也就各有说法。李亦园在《端午与屈原》里说：“五月五日端午节最早似与介之推的传说一起搭配，后来却因为种种因素无法配合，所以才用屈原投江的传说来补充，而这就表现了古代季节性仪式与传说之间的‘任择’（arbitrary）关系。仪式与传说之间本来并无真正的关联，或者更明白地说，仪式的举行背后并不一定真正有一个戏剧性的‘本事’存在，但是为了保证仪式的合理执行，就需要借用一则动人或富有戏剧性的传说来支持肯定它，而这就是荀子之所以说：‘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对知识分子（士君子）来说，我们知道祭祀仪式是为人之道，所以可以安行之，然而对老百姓而言，则要以崇拜自然鬼神的办法来诱导，才能使之成俗。季节性仪式如寒食、端午等等，其实是非常象征性的仪礼，因此要借用动人的传说来支持它，使老百姓即使不知其所以然，却也能知其然地成俗举行各项仪式，此即是神话传说的辩证关系所在。”而在“任择”过程中，选择的祭祀人物，不但在本地区流传动人的传说，家喻户晓，还得符合本地区的民族心理，能为当地百姓所接受。
端午仪式的祭祀人物，最为人所知的是介之推、伍子胥、屈原，其中以屈原的传播最广。此外，还有东汉人陈临，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卷九引谢承《后汉书》说：“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治，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魏收《午日咏岭外风土》诗曰：“麦凉殊未毕，蜩鸣早欲闻。喧林尚黄鸟，浮天已白云。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但陈临在“任择”过程中被淘汰了。山东农村过端午是“为了纪念秃尾巴老李”（《山东民俗》）这“秃尾巴老李”就是民间传说的龙的绰号，不过是拟人化的说法而已。广东有的地方过端午，划龙船以祭屈原，划凤船以祀天后，让天后插上一脚，与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西南少数民族赛龙舟，祭祀的对象各不相同，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传说是为纪念一位贤明领袖新名勐；贵州清水江的苗族，为的是纪念一位杀死恶龙、为民除害的保儿。云南大理白族八月八日举行“耍海会”，则是为了纪念才貌双全的柏洁夫人，而洱海南边村子则为纪念杀蟒英雄段赤诚。
这里主要阐释介子推、伍子胥、屈原在祭祀上的意义，曹娥并不是端午节独立的祭祀对象，但在一些地方也将她作为陪祀，故也一并介绍。
1、介之推
介之推，又作介子推、介子绥，春秋时人。刘向《说苑》卷八《尊贤》说他十五岁相荆，孔子知道后，让人去打探，回来后汇报：“廊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孔子说：“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这当然是汉人的杜撰。关于他比较可靠的记载，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曰：“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这就要介绍一下他与晋文公重耳的关系。重耳系晋献公诡诸次子，献公晚年宠幸骊姬后，欲立骊姬子奚齐，杀太子申生，重耳就出奔于狄，历经卫、齐、鲁、宋、郑、楚、秦诸国，直至晋惠公十四年（前637）惠公卒，重耳在秦国的支持下，返晋即位，是为文公，时已流亡在外十九年。重耳流亡期间，有不少贤士始终追随着他，如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介之推也是一位，当重耳即位后，当年的追随者均得赏赐，惟介之推不得，这也就是《左传》里的这段情节。介之推最终乃隐入山林，默默无闻而死。
但后世好事者，就介之推的“隐而死”上大做文章，并且与龙蛇和五月五日联系起来。
李锴《尚史》卷四十六综合诸说如下：“《史记》：介子推，从者怜之，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求之则亡，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山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吕氏春秋》：文公反国，介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宫门而伏于山中，文公闻之，曰：‘此介子推也。’令曰：‘有善得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问焉曰：‘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新序》：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琴操》：介子绥割其腓股，以饵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匿于山。文公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韩非子》：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说苑》：龙饥无食，一蛇割股。《淮南子》：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按诸说，龙蛇之歌各异，而有割股、焚山之事。《说苑》又有龙蛇之歌而作舟之侨，又有三赏不及陶叔狐事，盖皆非实也。”
至两晋以后，介之推的故事更为详细，王嘉《拾遗记》卷三说：“僖公十四年，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鸦绕烟而噪，或集之推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木，木似柏而枝长柔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寿之华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网罗，呼曰仁乌。俗亦谓乌白臆者为慈乌，则其类也。”又，《殷芸小说》卷二说：“介子推不出，晋文公焚林求之，终抱木而死。公抚木哀嗟，伐树制履。毎怀割股之恩，辄潸然流涕视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将起于此。”
介之推作《龙蛇歌》，本来并无其事，后来却给坐实了，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就有《士失志操》四首，注即《龙蛇歌》，歌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有龙矫矫，遭天谴怒。三蛇从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国，厚蒙爵土。馀有一蛇，弃于草莽。”“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
太原旧俗有“龙忌”日，司马彪《续后汉书·周举传》说：“周举，字贞先，为并州刺史。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辄一月寒食，莫敢炊爨，老小不堪，岁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此即是寒食的由来。又相传介之推被焚死的那天是五月五日，故前引蔡邕《琴操》就说：“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陆翙《邺中记》则说：“邺俗，冬至一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是今之糗。”又说：“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盘相问遗，不为介子推也。”宋人葛立方对五月五日和寒食的关系，作这样的分析，《韵语阳秋》卷十九说：“予观《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发火。而《异苑》以谓寒食始禁烟。盖当时五月五日以周官正言之尔，今用夏正，乃三月也。”
虽然介子推与端午的关系比较曲折，但他的形象，综合了五月五日和龙的关系，闻一多《端午考》就说：“北方关于端午的传说尽管与南方不同，它所暗示与龙的关系，却是一样。”
2、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春秋楚人。父伍奢、兄伍员均被楚平王所杀，亡命奔吴，向公子姬光推荐刺客专诸，弑吴王僚而夺位，姬光即是阖闾。阖闾登基后，子胥被举为行人，与谋国政，起造大城，文献记载即今苏州古城。他又协助阖闾整军经武，西破强楚，累着功绩。吴王夫差立，败越于夫椒，越求和，子胥力谏，夫差勿听；吴伐齐，子胥又谏，夫差仍勿听。夫差十二年（前484）夫差伐齐归来，赐子胥屡镂之剑以死。《史记·伍子胥传》记子胥死后，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屈原《九章·惜诵》有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王逸注道：“伍子胥也，为吴王夫差臣，谏令伐越，夫差不听，遂赐剑而自杀，后越竟灭吴，故言逢殃。”
迟在汉代，子胥已被奉为潮神。袁康《越绝书》卷十四说：“吴王将杀子胥，使冯同征之。胥见冯同，知为吴王来也，泄言曰：‘王不亲辅弼之臣而亲众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头，必见越人入吴也，我王亲为禽哉！捐我深江，则亦已矣。’胥死之后，吴王闻，以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这是子胥为潮神的由来。后世于此更有生动的描述，《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引《钱塘志》说：“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夷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塘、鱼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馀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祀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二尺，广十馀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塘潮水相应焉。”
不但如此，就在汉代，伍子胥为潮神的传说，已深入人心。王充是无神论者，他在《论衡·书虚篇》里说：“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为涛。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卫菹子路而汉烹彭越，子胥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发怒于鼎镬之中，以烹汤菹汁渖摐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镬，后乃入江；在镬中之时，其神安居？岂怯于镬汤，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气前后不相副也？且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无涛，欲言投于钱唐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橐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雠未死，子孙遗在，可也。今吴国已灭，夫差无类，吴为会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复何怨苦，为涛不止，欲何求索？吴越在时，分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都今吴，馀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山阴、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为涛当自上吴界中，何为入越之地？怨恚吴王，发怒越江，违失道理，无神之验也。且夫水难驱而人易从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从生人营卫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绝，精魂飞散，安能为涛？使子胥之类数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汤镬之中，骨肉糜烂，成为羮菹，何能有害也？”
伍子胥不但是潮神，也是涛神，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七说：“吴相伍胥为涛之神，号曰灵胥。”并且还祔祭于江神祠庙，欧阳忞《舆地广记·淮南东路》卷二十记江都县“有江水祠，俗谓之子胥庙，盖以祭江神，而子胥配食耳”。故他的神职，以江河湖海为管辖范围。
在祭祀史上，伍子胥是颇为特殊的，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五说：“《史记》：伍子胥死，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论衡》：吴王杀子胥，煮之大镬，乃以鸱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人。故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其祠。《后汉书》：张禹为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当祀之。此两汉之祀伍庙也。《吴志》：孙綝悔慢明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烧伍庙而知世俗谓之慢神，则其时庙祀之显赫可知。《隋书》：高劢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乃严为禁止。则六朝以后伍庙显赫又可知。《唐书》：狄仁杰使江南，毁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不废。今按六朝以前所祭之神，俱已湮没，而子胥庙唐以后尚多崇祀，岂以梁公所未毁遂得留耶？抑神之灵尚不泯耶？《北梦琐言》：闽王审知患海中石磅为舟楫害，梦吴安王（即子胥）许为开导，乃遣刘山甫祭奠，甫毕，忽风雷勃兴，海中有黄物长千百丈，奋跃攻击，三日既霁，则石港已通畅，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马亮知杭州，会江涛大溢，亮祷伍员祠，明日潮却，出横沙数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显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显圣王。”
伍子胥祠庙，各地都有，以杭州吴山庙为最有名，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说：“杭州吴山庙，即涛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涛毁岸，遣内侍白崇庆致祭，涛势骤息。五月诏封神为英烈王，令本州每春秋二仲，就庙建道场三昼夜，及以素馔祠神明。”陆游《入蜀记》卷四记过沙市楚故城，“城在一冈阜上，甚小，南北有门，前临江水，对黄牛峡，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庙。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庙至多”。
有的祠庙中，伍子胥造像作五髭须，取与伍子胥同音，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谓之五髭须神。”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五下引《谈撰》说：“浙西吴风村，有吴子胥庙，村俗讹舛，相传为五卒须，因塑其像，即须分五处。傍又有拾遗杜祠，岁久像貌漫毁，讹传为杜十姨。一日秋成，乡老相与谋以杜十姨嫁伍卒须。”这虽是有趣的乡俚之谈，却也说明伍子胥受到俗信的程度。
八月既望，钱塘江上弄潮，一说就是迎伍子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一记道：“每仲秋既望，潮怒特甚，杭人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盖始于此。”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说：“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这是南宋临安风俗，而东汉时迎潮神却是在五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