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会的另一个原由，就是旱龙，乃由龙舟竞渡而来，这与祛疫除灾的意义是一脉相承的，这反过来也正好证明龙舟竞渡的风俗内涵，那就是送灾安徽、江西等地有旱龙之俗，本由竞渡而来，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乾隆《歙县志》记道：“城关一带，好事者更以锺馗偶像架诸肩，团团旋转于市衢，金鼓随之，旁人亦燃放爆竹，掷五色小纸块纷飞空中以助兴。”同治《祁门县志》记道：“是日，福会、船会迎神船，袭画心鳅（以十二人为神）载而游诸市，钲鼓导引。乡间有木制神船，彩画装金，肩舁游村落驱疫。”同治《南昌府志》记道：“五月五日，为旱龙舟，令数十人舁之，传葩代鼓，填溢通衢，士女施钱祈福，竞以爆竹辟除不祥。”民国《南昌县志》记道：“又有旱龙船，舁行村市，沿门击鼓，歌送神辞，妇女以香枝掬米与之，亦有裹盐米投火以厌之者。”乾隆《德安县志》记道：“城市内用缯纸作五色龙舟，执大鼗钲，沿户欢呼周遍，鼓吹沸城中，出南门焚之，以宣阴气，名曰‘除疫’。”嘉庆《湖口县志》记道：“初，竞龙舟于江中，后屡禁止，然犹有以小舟相角逐者。十八日为干船日，巨制龙文，装戏游市中，备极巧丽。十七日及是日先后送北门外焚之，所过家投以五谷、盐茶，曰‘收瘟’。历任知县禁止，不久即复，俗之难转如此。”同治《武宁县志》记道：“天中节，市井以纸印龙舟标插门外，晌午迎神，鼓吹沿门收之，送诸水以禳灾，夜则沿街歌唱为乐。”道光《金溪县志》记道：“近水者亦或竞渡，城中则作船形，妆杂戏于上，负之以趋。”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对金溪的情形，更有详细的描写：“自汨罗竞渡相习成风，人无异俗。独溪邑龙舟，谢波臣之劳，荡以人力，使临深者变为登高，千古奇观，难以名状。考其船制，修丈有六尺，广四尺，博三尺，绘以龙纹，泛海之槎高峙，其四横以木板，人立其上，有力者负之而趋，以游三市。每岁孟夏，出舟于通衢，至五月朔始迎‘鬼船’。当建治之初，遇堪舆杨院使者，以县治之对二山如舟，恐溪民无安乐之土，放设此以禳之，今仍其俗。‘鬼船’用七人，皆被朱衣，一人三头六臂，秉斧钺于前；一人居中位最高，金冠赤面；其次二人并立，青面秃角，目光如炬，各执色旗，书‘迎祥集福’字；一人状如行者，手摇飘带，跳跃于梢。此五人者，皆舟中之怪，小鬼鸣金，判官伐鼓，按节以送之，回则竞为得胜之声。至三日，则有正船，皆古今传奇，高者几五丈，有凌霄之意，天中之节，尤极其盛。聚而观者，几数万人，有谈笑者，有嚬蹙而睨者，而俯首不敢视者，然载瞻其上，飘飘乎若羽化而登仙焉。及其下而问之，则曰：‘予目与云平，飞鸟绕其膝，时闻惊风波涛之声，如有神助，是以不惧。’至七日，多传降魔伏怪之奇，以斩其缆，藏舟于庙，以成岁功。”
同书又记云梦的情形：“五月五日赛龙舟，因邑河水浅，作旱龙缚竹为之，剪五色绫缎为鳞甲，设层楼飞阁于其脊，缀以翡翠文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俗称娥为‘游江女娘’，及瘟司水神像，蟒袍锦带，朱冠剑佩，傍列水手十馀，装束整丽，择日出行，金鼓箫板，旗帜济济，导龙而游，曰‘迎船’。好事者取传奇中古事，扮肖人物，极其诡丽，用铁杆撑之空中，前后轮转，宛若半仙之戏，彼此角胜。自前月廿外，至此日无日不然。次日用牲牢、酒醴、角黍、时果祭之，极其敬畏。又以茶米楮币实仓中，若饯赆然，仍如前仪导送水涯，合炬焚之，曰‘送船’。”
水龙、旱龙、迎神赛会，究其根源，还是请龙，各地的情形大致相同。如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记道：“青浦朱香泾有月宁侯水神庙，每年端午将届，衙署胥役轧敛赀赛会，迎其入城，备物斋之。水中赛龙舟，且有饰成凤形虎形之船，船中有台阁，有秋千，自初一至初五，无日不然。某年闰五月，好事者又为展端阳之举，复迓神入城，张灯演剧，士女填咽，盖道光以前事也。”正因为是请龙，故迓迎入城的是水神庙的神道。这一风俗比较直观地反映了端午与龙的关系。
演戏也是端午前后常见的事，那是为了酬神，至于是何方神圣，各地不一，也无关紧要。叶绍袁《叶天寥年谱·别记》记吴江的情形：“壬申五月，正青苗插柳之时，城市竞相媚五方圣贤，各处设台演戏。郡中最有名之梨园毕集吾邑，北则外场书院前，南则垂虹亭、华严寺，西则西门外，东则荡上。一日斋筵及梨园供给价钱旨三十金不止，总计诸如一日百五六十金矣。”至于看戏的热闹，周作人在《关于迎神赛会》里说了一点，鲁迅的小说《社戏》更有生动具体的描写。
清代广州还盛行“唱龙舟”，又称“舞旱龙”、“扒龙舟”，乃是端午前后的街头卖艺。卖艺人胸前挂着小鼓，一手举着一只精美的木雕龙舟，一手拿着击鼓棒，先说一番吉祥话，然后敲响小鼓，再念几句“龙舟词”，就开始唱起来，一边唱，一边拉着龙舟上木偶的牵线，那些木偶们就奋力划桨，唱的节奏与木偶的动作快慢协调，煞是热闹，时常聚拢不少人来。有时沿街串巷，挨家按户，站在人家门口，就唱了起来，主人一高兴，就给赏钱。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广州街头还有“唱龙舟”。
值得一说的是，唐高祖李渊初即位，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曰：“近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以充妓衣，拟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此亦非所以为子孙法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三）这件事，看来有点荒诞不经，自然不可为“子孙法”，但它没有说出它的背景来，属于断章取义的议论，如果那“玄武门游戏”也是迎神赛会，恰好证明端午节俗活动中的“娱神”是由来已久的。
3、人家庆节
虽然五月是恶月、毒月，但民间自然有避祛的办法，并不真正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说：“杭城人不问大小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贱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苏州人却将五月称为善月，还有“修善月斋”之说，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今吴俗讳恶月为善月，僧道先期印送文疏于檀越，填注姓字，至五月朔日，焚化庙庭，谓之修善月斋，其实不修斋也。”
自五月初一起，除家家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作“端阳景”外，北京人家，凡有佛堂或供有佛龛或佛像的，凡有祠堂或供有宗亲牌位或画像的，从五月初一日上午起，焚香燃烛，设三堂供，一般有粽子、五毒饼各三至五碗，樱桃、黑桑葚、白桑葚各一碟。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家堂奉祀，蔬供米粽之外，果品则红樱桃、黑桑葚、文官果、八达杏。”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也说：“其供佛祀先者，仍以粽子及樱桃、桑葚为正供，亦荐其时食之义。”粽子、樱桃、桑葚在北京人看来是必不可少，老舍在《四世同堂》第三十八章就写道：“她的北平变了样子：过端阳节没有樱桃，桑葚与粽子！”那就不是北平了。另外，据让廉《京都风俗志》说：“此日，食黑色桑葚，或云夏月无食蝇之患。”
凡风雅人家，居室布置除悬挂天师、锺馗等禳灾镇邪的画像外，还要悬挂具有节俗意义的“端阳景”，文震亨《长物志》卷五《悬画月令》就说：“端五，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笔端阳景、龙舟、艾虎、五毒之类。”“端阳景”本是指节俗活动中的瓶插盆栽，画人据此写意，也称为“端阳景”。“端阳景”是一个传统的绘画题材，也是绘画史上与节俗活动紧密联系的创作方式。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人余穉所作《端阳景图》，就是一幅精品，他以挺秀细润笔法，画了菖蒲、蜀葵、蜻蜓、蟾蜍、青蛙诸物，构图简洁，疏密相宜，用笔工整，严而不板，秀润中颇野趣。也有人别出心裁，以人物出之，如荣宝斋藏清人万寿祺的《午纛神女图》就是，画上一女柳眉细目，手握蟾蜍，作细观状，上有恭楷自题：“宋洛阳女子柴氏真贞，修容倾国，年及笄，见石姝乘飚轮而至，曰：‘余巫山神女也，别子垂四十年，子昔九天司命，于衡山之芙蓉峰以诖误谪人间。吾为子遣蟾虎二帅于重午日，救除万灵疾厄，以释其盭。’世传午纛神女云。癸未五日。”根据传说故事而绘画，并必署端午时日，以应节令。
妇道人家则在端午前后制作各式各样小件，虽说意思还在辟邪，然而丰富绚丽，实在是一次女红的竞赛，《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唐宋遗记》说：“江淮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凡以缯绡剪制艾叶，或攒绣人物、禽鸟、虫鱼、百兽之形，八宝群花之属，绉纱蜘蛛，绮谷凤麟，茧虎绒蛇，排草晰蜴，螳螂蝉蝎，胡芦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璎、钟铃百状，或贯为串，名曰豆娘。”至清代依然，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吴中竞尚丽巧，端午节物，兰闺彩伴，各赌针神，炫异争奇，互相投赠，新制日增。有绣荷囊，绝小，中盛雄黄，名雄黄荷包。以彩绒缠铜钱，为五色符，名袅绒铜钱。又编钱为虎头形，系小儿胸前，以示服猛。择蒜头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名独囊网蒜，皆系于襟带间，云以辟邪。至于贵家大族，则镂翠叶五色葵榴，钿漆折扇、真珠百索钗符、牙筒香囊、艾朵彩团巧粽之属，互相馈贻，以矜新丽。”这个风气在明清时犹其盛行，它们的制作综合了绣艺、草艺、布艺、金银艺等多种技艺，大都由妇人制作。这在妇女生活史上也是值得一记的。
除上述种种端午节物外，晚近以来，龙舟的题材更运用到日常用品和服饰里。沈从文在《过节和观灯》里说：“至于应用到生活服用方面，实无过西南各省民间挑花刺绣：被面、帐檐、门帘、枕帕、围裙、手巾、头巾和小孩子穿的坎肩、涎围，戴的花帽，经常都把‘闹龙舟’作主题，加以各种不同艺术表现，作得异常精美出色。当地妇女制作这些刺绣时，照例必把个人节日欢乐的回忆，作新嫁娘作母亲对于家庭的幸福愿望，对于儿女的热爱关心，连同彩色丝线交织在图案中。”这些女红也是端午文化的记忆。
过端午，家家要宴饮，《水浒传》第十三回写道：“不觉光阴迅速，又早春尽夏来，时逢端午，蕤宾节至。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又第一百十回也写道：“正值五月五日天中节，宋江教宋清大排筵席。”至于太平盛世，人家过端午更是当桩事儿。那天是以中午为正餐的，《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写道：“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过节。”太平闲人在“午间”两字下批道：“不惟点五日，且必点午时，见正天中时方昌盛，而阴起于午矣。”这正是端午正餐必取中午的道理。
这席中餐很有讲究，关于南京的情形，夏仁虎《岁华忆语》说：“午酒必有一馔，则萱花、木耳、银鱼等五种炒之，曰炒五毒。午餐既竟，则相率至秦淮水滨看龙舟矣。”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说：“端午，人家取银鱼、虾米、茭菜、韭菜、黑干杂炒，名曰炒五毒。是日必啖苋菜，谓可免腹痛。又取蚕豆和雄黄炒之，曰雄黄豆。”杨心佛《金陵十记》也说：“端午是中午的节日，一般人家的午餐肴馔，都要精心安排。应景的时鲜如炒苋菜、炒四季豆、卤鸭蛋、凉拌黄瓜、油爆虾、油煎黄鱼等，都是不可少的。有人用茭儿菜、干子丝、肉丝、木耳、虾米等五样炒成‘五毒菜’，以象征蜈蚣、蜘蛛五毒全被吃掉。还有所谓‘十三红’的，是用一样赤红色的雄黄酒配上十二样带有红色的菜肴，大致是，一、红苋菜；二、红黄卤咸鸭蛋；三、干菜红烧肉，或蚕豆米红烧肉；四、菊花叶垫底红烧肉圆；五、红烧蹄髈；六、烧鸭；七、红烧黄鱼；八、油爆虾；九、拌红萝卜丝（配海蜇皮）十、火腿片；十一、炒猪肝；十二、酱油茭瓜，肉片猪肝汆汤。但不一定都是这十二样，只要菜肴能调成红色就行。条件差一点的，就采用‘五红’，也就是用五样具有红色的菜。”
唐鲁孙在《我家怎样过端午》里回忆：“中秋节旨在赏月，所以以晚宴为主，天中节以午火是尚，所以饮馔多取中午，这桌饭虽然无山珍海味，可是一切都以接近红色为首要，名为‘双五十二红’。素炒红苋菜、老腌咸鸭蛋、油爆虾、三和油拍水红萝卜、胡萝卜炒肉丁酱、红烧黄鱼、温朴拌白菜心、金糕拌梨丝、红果酪、樱桃羹、蒜泥白肉、鸡血汤。这桌菜以酒菜为主，除了雄黄酒是点缀时令的酒，大家要点缀一番外，真正要喝的酒是状元红、女儿红、玫瑰露。笔者幼年时最喜欢过午月节，菜又是些甜凉清淡爽口小菜，各种酒类又暂时对小孩开禁，准许浅尝两杯，大明大摆奉官饮酒，真说不出有多高兴啦。”
北京的时令糕点五毒饼，很值得一提。邓云乡在《端午小景》里说：“饼而名‘五毒’，这已是外地人想不到的，而这‘五毒’则又是‘蝎子、蛇、蛤蟆、蜈蚣、蝎虎子’等五样丑恶的东西，这岂不更可怕吗？其实说起来会哑然失笑，因为五毒饼实际就是玫瑰饼。用香喷喷、甜滋滋的玫瑰花瓣捣成娇红的玫瑰酱，加蜂蜜和好白糖等熬稀，加松仁等果料，调成馅子，做成雪白的翻毛酥皮饼，上面盖上鲜红的‘五毒’形象的印子，这便是《京都风俗志》所说的‘馈送亲友，称为上品’的五毒饼。这样的滋味佳美、色彩鲜艳而富有浪漫主义想象，以‘五毒’命名的饼饵，难道不是最好的艺术创造吗？当然，这五毒也是有来历的，不源于道家。清初庞嵦《长安杂兴》诗云：‘一粒丹砂九节蒲，金鱼池上酒重沽。天坛道士酬佳节，亲送真人五毒图。’这写的是端午风光，也是五毒饼的来历。所谓‘五毒’，是古代讲求卫生的一种措施，因为天气渐热，各种毒虫要出来，所以要采取预防办法。刘侗《帝京景物略》说：‘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避毒虫。’五毒饼是人把五毒吃了下去，当然它不能毒人了。滑稽而又风趣。”
端午节那天，苏州人家不但都要吃粽子，还要吃黄鱼，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石首鱼，苏州人吃石首鱼的历史很悠久，相传它的名字，也是吴人给起的。潘自牧《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二引《吴地记》说：“阖闾十年，东夷侵吴，吴王亲征之，逐之入海，据沙洲上，相守月馀。时风涛，粮不得渡，王焚香祷之。忽见海上金色逼海而来，绕王所百匝，所司捞得鱼，食之美，三军踊跃。夷人不得一鱼，遂降。吴王以咸水腌鱼腹肠与之，因号逐夷。王归，会群臣，索馀鱼，俱已曝干，其味美，因书‘美’下着‘鱼’，是为‘鲞’字。鱼作金色，不知其名，见脑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苏州人认为黄鱼是海鲜中的珍品，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九便说：“今惟海中，其味绝珍，大略如巨蟹之螯，为江海鱼中之冠。夏初则至，吴人甚珍之。以楝花时为候，谚曰：‘楝子开花石首来，笥中被絮舞三台。’言典卖冬具以买鱼也。”为了吃黄鱼，苏州人不惜典质被絮，可见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再说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家中的被絮不妨就先换钱买黄鱼吃吧。
黄鱼上市，也就在端午节前后，以为时新佳味。沈云《盛湖竹枝词》咏道：“石首鱼来三月天，埠头日日到冰鲜。如何蒲绿榴红后，冯铗空弹食客筵。”词下注道：“石首鱼即黄花鱼，往时端阳节，家家食黄鱼，近则春末夏初冰鲜已到，每届端阳，辄叹无鱼。”虽说有时黄鱼上市早了，端午节时也就不多，成为紧俏商品，然而苏州人家过端午的宴席上，总还是少不了这道美味佳肴。清代苏州葑门外有冰窑二十四座，海鲜行都集中在葑门外一带，端午节前人们纷至沓来，争买黄鱼，肩摩趾错，人声鼎沸，海鲜行的生意十分兴隆，苏州人称之为“黄鱼市”。袁学澜《姑苏竹枝词》咏道：“比户悬符五毒虫，黄鱼船集葑门东。画屏醉倒锺馗影，人在蒲香艾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