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团是财政差额补贴事业单位，由剧团改编而来的演出公司仍然是差额补贴事业单位。演出经纪事业渐渐走下坡路，演出公司没有了明星走穴演出带来的那部分差额收入，大家的工资都发不全。为了解决差额收入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困境，演出公司便迎合了当时全民经商办企业“以副养文”的时代大潮，积极另寻出路，主动借帆出海，乘机而动，顺势而上，最后干脆“下海”了。反正剧团已经不演出了，也就没人练功了，排练厅闲着也是闲着，一直闲置下去反倒成了不良资产，大家都没事干也会无事生非，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好办法。找个活儿干干，说不定还能生出白花花的银子来，两全其美的好事为什么不干呢？于是，找了个大款投资，签了十年租房合同，将排练厅出租改成了火锅店，这就是当时兰州城里名噪一时异常火爆的“名人丽岛”。一部分人员在火锅店打工，其他人干脆回家去各尽所能，到领工资那天来侃侃大山聊聊天，继续“歇菜”，接着抱孩子做家务培养下一代。那个阶段，大家的孩子都还小，没事待在家里都不用花钱请保姆，何乐而不为呢。后来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了下来。假如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大家改行之后好好地经营餐饮业，弄出个“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连锁店，或者“全聚德”“贵宾楼”“王府饭店”倒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什么职业都是人干的，谁说唱戏的就不能开饭馆呢，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认识的名演员大角色童祥龄先生演完了杨子荣，不就是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吃店卖阳春面吗？
却没有料到，“名人丽岛”经营餐馆的这种局面维持到1997年左右，文化主管部门不允许这种“国有资产流失”的状况继续下去，要收回练功厅重新分配给其他剧团使用，终于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剧团的师兄弟们找到宣传部来上访告状，向我诉说文化局意图撤销演出公司的专横跋扈和决策的独断专行，我却不能随便表态发言褒贬时弊，我知道我的职位是无权直接对文化局指手画脚的，即使发表意见也不算数，表了态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真是束手无策，爱莫能助，只能积极地请示部领导出面接见他们。请出文化部门的上级领导与弟兄们对对话，其实也只是个高姿态而已，已经不可能力挽狂澜，推翻决策，扭转乾坤了。
这时候，我调到市委宣传部做文教处长都已经快七年了，离开剧团也已经十三年了。当年的放牛娃离开家乡跟着红军走，十三年之后再回来，都已经是“解放大军”的团长了（故事见现代京剧《苗岭风雷》）而在我离开后过了十三年，青年京剧团却面临着被撤销的境地。真是弹指一挥间，地覆又天翻，真乃岁月悠悠，往事不堪回首。
写到此处，潸然泪下，心弦震颤，泪洒键盘，呜呼哀哉，好不令人疼煞肝肺。
终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红头文件，干脆利索地拆了这座破庙，撤销了这个单位的事业建制，所有的人员都分配到其他各个剧团，能干活的干干活儿，不能干活儿的发个60%的基础工资回家。这批前京剧演员被分散到秦剧团、豫剧团、歌舞团去打杂，专业统统不对口，你说能干什么？乐队演奏员和舞美队师傅们还有碗专业饭吃，但也是差强人意了。
从莫名其妙的“革命样板戏学习班”到正儿八经的青年京剧团，再到红火热闹之后门可罗雀的演出公司，上演了27年（1970-1997）的这出大戏，终于闭幕歇菜了。
从灌满了政治汽油的“革命样板戏学习班”发动起步的这辆战车，在经过了27年的一路颠簸之后，终于燃尽内耗，抛锚解体，散架倒闭，寿终正寝，烟消云散。
大幕落下之后，难道不是我当年躺在空旷的舞台上体会到的千滋百味与凄凉寂寞的“你别无选择”吗？无可挽回，无话可说，无可奈何，也无人喝彩，只有我今天在这里为她做这篇凄凉的挽歌。这挽歌的剧情真可谓光怪陆离，主题说起来也不免过于复杂，却是用我们宝贵的青春年华为代价的。在文革年代上山下乡“蹉跎岁月”的知青故事思想深刻，很受欢迎，却还预料不到在“样板戏”里蹉跎了青春岁月的这部文稿一旦公诸于世，将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来，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能够理解并同情这种另类的“蹉跎岁月”吗？
好在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已经喝过几碗或浓或淡的蛋汤，经过一些不大不小的战场，见过一点红红绿绿的世面儿，懂得一些是是非非的曲折了，大概早就不在乎，或者根本也用不着在乎什么波涛汹涌，雷鸣电闪，风狂雨暴了。
高尔基早就发出过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虽然不是海燕，但确实早就登上过雄伟壮丽绵延万里的长城，还在长城上拿过一把大鼎。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观点来看，那一刻，我脚踏蓝天，用一只手托起了这小小寰球。——玩笑，玩笑，这怎么可能呢！
四 黄河之夏
一
我曾去过国内上百个城市，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的确各有千秋，无不风景如画，江山多娇，令人流连忘返。但我却不敢恭维我去过的任何一个城市的夏天。也许我孤陋寡闻，但我依然很固执地认为，没有哪个城市的夏天能够与兰州的夏天媲美？兰州的夏天没有那种令人喘不上气来的闷热与烦躁，也没有粘呼呼的汗水和潮湿，更绝少见到叮得你七荤八素的蚊子。夜里，你可以很安稳地在自己的床上入眠，用不着在弄堂或胡同里铺凉席挥蒲扇，更用不着在床头点燃蚊香，在熏走蚊子的同时不免把自己也一起熏得晕了过去。就凭这种难得的气候，就是兰州人的福气。
二
1986年，“文革”已经结束十年了，国家从百废待兴前进到了百业兴旺的历史阶段。兰州人已经不满足于夜里能够睡个安稳觉的平庸日子了，老百姓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与日俱增，要求更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但是，正如我前边所述，当时的兰州文艺界还拿不出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来满足群众的需求。于是，老百姓自己走出家门，走向山山水水，他们带着录音机走到河边，自己舞了起来；他们带着吉它走进草地，自己唱了起来；他们自己拉着胡琴，吼了起来。自娱自乐的活动蔚然成风。从1986年起，兰州人利用这可以夸耀的夏天，让金城夏日的傍晚到处飘荡着美妙的音符和动人的旋律。
1986年6月30日，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在友谊饭店召开全市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这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杨德儒，副市长张文范，文化局长田本君，宣传部长兼《兰州报》总编辑黄应寿等领导同志多次开会研究商讨振兴兰州文化事业的方针大计。作为市上领导，杨德儒和张文范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改造兰州文化环境的总体思路。他们指出，一个文化生活贫乏的城市，必然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而这样的城市是没有希望的。要尽快打破兰州文化工作的沉闷局面，创造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文化环境。田本君则从文化局长的角度提出，文化建设的重点要转移到群众文化工作上来，要搞“大文化”建设，文化局的眼睛不能只盯在几个专业剧团身上，不能关起门来搞文化，办文化要三扇门齐开，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群众文化群众办。黄应寿则以他新闻工作者的敏锐洞察力，观察到了这个夏天广大群众在文化生活中出现的自娱自乐的现象，提出顺应这种“文化热”的要求，由文化部门出面组织举办“黄河之夏群众音乐会”。这一非常具体的设想，立即得到各方面的赞同和支持。我的工作，就是将他们的这些想法和工作思路整理成书面语言，起草各种文件和讲话稿。
作为文化局分管日常政务协调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我参加了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每一次会议，并且做会议记录，起草会议材料。我至今依然保留着黄应寿为提倡此项活动的开展，随手抽出几张便签纸，一挥而就写下“本报评论员”文章的清晰记忆；保留着杨德儒、张文范、田本君和黄应寿等领导同志在那段时间里的谈话记录。我自己在半个月之内，连续为这几位领导同志起草讲话稿和工作报告的记忆，至今也难以忘怀，那种新鲜的记忆深刻地保存在心底深处。那种不知天高地厚，敢于满口答应由我一个人为同一个会议撰写三个主要材料的情形，今天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话题，同样的事情，只是讲话人的身份、角度、和高度不同，要把同样的素材炒成三盘不同的菜，的确是要有“两把刷子”的。那时候，我那“两把刷子”使得是真好。
在那段时间里，我整夜整夜地不睡觉，通宵达旦伏案奋笔疾书，为田本君局长起草了一万多字的《工作报告》，为杨德儒副书记写出了八千多字的讲话稿。都是一气呵成，一次通过，一稿定案。
会议开幕前两天，张文范副市长刚刚从北京公干回来，原定张市长不讲话的，市长临时决定也要讲讲话，以示对会议的重视。这就布置由我执笔起草讲话稿。张文范副市长是一位涵养深厚，待人温文尔雅的绅士。下午，在友谊宾馆房间里，他与我谈讲话稿的构思，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环境”这个概念，并且让我到图书馆去查查《辞海》，看看“环境”这个词条的规范解释，以便在讲话稿中使用，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很难忘记。夜里，我趴在桌子上洋洋洒洒五千多字一挥而就。天亮的时候就完稿了。张文范副市长看过后十分满意。当天下午开大会时，就用这个讲话稿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要知道，那时候没有电脑可用，上万字的稿件全凭一支笔，而且要用工整的字迹在稿纸上抄写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地送给领导审阅。那是多么艰苦的工作啊。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是那样的年轻。我那时候的思维反映写作速度以及那种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精神状态，真的令人心驰神往，回味悠长。
许多年后，我在北京某个场合见到已经调往国家民政部工作的张文范副市长，刚一见面，文范市长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并向我问好，并且绅士风度地送我一张名片。那上面的头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地名与区划管理司司长”，让人心头一热。伺候这样的首长，我心甘情愿，无悔无怨。多年后，文范司长升任民政部副部长，在电视新闻中露面，我对妻子说，我为这个人写过讲话稿。是的，从那时候起截至2001年我离开宣传部以前的十七年间，陆续调走或者后来继任的分管文艺工作的历任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局长副局长，哪一位没有读过我替他执笔写下的讲话稿呢？我仔细想了想，的确没有。我在本书《序言》里说，我写下的这类稿件汗牛充栋，确实一点都不夸张。由于我所处的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和社会文化科科长、群众文化处处长以及宣传部文教处长这几个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历年来的局领导、部领导和市上领导同志就文化工作所作的讲话，几乎所有的文稿都由我执笔起草。如果说，截至2001年6月我调离宣传部以前的这十七年来，我为之服务的同时期的兰州市有关领导同志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讲话稿都出自我一人之手，那是有些不切实际过于绝对化了。但是，如果说，这些文稿当中，有80％以上的稿件都由我执笔，那绝不是谎话虚言。然而，这些文稿都是所谓“职务作品”，是不属于我的文稿，我没有署名的权利。有位领导同志退下来后编辑出版了他的文稿《汇编》，将历年来的讲话报告和理论研究文章收集在一起，出了一本书，作为多年从政的成果总结。老领导还没忘记我，托人送给我一本，并且附了一封信，表达对曾经参与文稿起草的秘书们和其他曾经为他服务过的同志们的谢意。翻开这部文稿《汇编》，我看到了以文化艺术工作为主题的好几篇文章，几乎全部都是我以前替他执笔起草的。对此，我当然没有任何意见。我只是想就此说明，我确实做过这些工作，并感谢老领导还记得我。而这些文稿作为领导同志的讲话指示文件印发，不但记录了时代的发展变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兰州文化事业的前进脚步，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
我看过一些调侃秘书，揶揄领导的小品文，以及嘲笑秘书和首长之间微妙关系的所谓文学作品。比如说，——有个年轻秘书费尽心思写出领导的讲话稿。送去一稿不行，二稿也不行，三稿四稿送过去，领导仍然不满意。结果，这秘书听了机关里“老油条”的话，干脆去睡大觉。早晨起来把第一稿送去，领导倒满意了。也许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更愿意把这种说法当成文学虚构，当成一个不称职的秘书的“意淫”。说实话，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领导同志。我为各级领导同志写了二十多年的讲话稿子，就是目前也仍然经常在写，虽然反复修改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文稿被“枪毙”的情况，更不可能发生最后自作聪明地把初稿送给上级去糊弄人的情况。倒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去送稿子，有的领导同志往往拉开抽屉，取出一两盒“大前门”“牡丹”“红塔山”“中华”或者“吉祥兰州”的香烟扔给我，说，小岳，辛苦了。然后一起研究稿件的修改问题。那香烟的牌子在不同的年代是不同的，但是，许多领导同志的关心和爱护却是相同的。
这又说远了。回到“黄河之夏”来。
在这一年夏天举办“首届黄河之夏群众音乐会”期间，从7月21日开幕到9月底，每个星期六傍晚，大批的业余歌手和音乐爱好者聚集在市内各个景点，亮开嗓子演唱自己喜爱的京剧、秦腔、越剧、黄梅戏、花儿、民歌和当时刚刚开始流行起来的通俗歌曲。在桃花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星崇拜”情结，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宣泄方式，不但营造了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1987年元旦，刚刚从《兰州报》改版过来的《兰州晚报》公布了1986年兰州最引人注目的十二大新闻，以“笙箫管弦伴夏夜，十万知音度良宵”为题，将此次活动列为重要新闻之一。
从此，兰州的夏天更加绚丽多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