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瑶
秋叶春花计日程，
寸阴真欲惜余生。
敢谋著述千秋业，
欲揽山川万里行。
挥翰尽偿儿女债，
推笺遍答友生情。
一囊芜稿须重理，
半世俗篇待辑成。
我一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唱秧歌半个多世纪，究竟唱了多少首秧歌，因为都是兴之所至，随口而唱，自己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子。今天，我重新翻检了《伞头秧歌》《秧歌精选》《阳歌史话》《湫水文集》等书，将我唱过的秧歌进行回顾整理，同时，动用亲戚朋友、子弟儿女对散落在村野民间的我唱过的大量秧歌进行搜集，这才发现，五十多年来，我唱了的秧歌竟数以万计。望着一沓厚厚的稿纸，听着朋友们口头吟诵我的秧歌，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老来心事浓如酒。直到此时，我才体验到生活对我的格外偏爱，才体验到我的一生竟如我的秧歌一样丰富多彩。
我于1930年2月3日出生在临县林家坪镇杨家山村。家乡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但是有着浓厚的群众文化传统习惯。每到农闲时节，村里的人便会三五成群地自发组织起来，击锣擂鼓热闹一番。热闹的主要内容当然是即兴编唱秧歌。这样的热闹，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闹红火，除了娱乐之外，还在为村里的秧歌队发现和选拔人才。我们村有一支秧歌队，每年的正月，都要到周边的村子里“道喜”。因为有了一支不错的秧歌队，村里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与外村人相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而在外村人眼里，我们村的人能演会唱，非同一般。我就是在这种浓郁的秧歌氛围中成长起来，从小耳濡目染，最后成为一个秧歌人的。
1949年8月，我由县师范班毕业，分配到县民教馆（文化馆前身），完全从事了文化工作，如鱼得水，对秧歌更是大唱特唱。1957年，我被调到临县晋剧团，由于工作的关系，唱秧歌的时间少了，只能偶尔过一下瘾气，但内心里对秧歌的情结，仍然系缚得非常牢固。1964年我回到文化局，兼搞文化工作队。原以为能好好地唱秧歌了，谁知，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只好缩骨闭气，躲在一旁，看着别人“造反有理”，自己却脑中构思秧歌，心中哼唱秧歌。秧歌伴我度过了那一段不平常的岁月。
粉碎“四人帮”后，能放开歌喉唱了，但文化工作百废待兴，唱秧歌的时间不多，只能偶尔为之。1984年，我退居二线。这个时候，精力未衰，心无旁骛，自我感觉良好，唱了不少秧歌，可以说过足了瘾气。1991年离休后，仍然歌不离口。进入新世纪，渐觉腿脚不灵，气运不畅，但脑子里考虑最多的还是秧歌。有时候在秧歌爱好者们的邀请之下，还到那些红火场所凑凑热闹，兴致所至，还能唱上几句。然而，毕竟是年龄不饶人，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风头十足。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的老伴渠英，她也是一个不错的伞头。共同的爱好，把我们俩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秧歌是我们家庭生活的润滑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用秧歌解愁、用秧歌倾诉、用秧歌慰藉、用秧歌激励，相伴相依，风风雨雨，走过了五十余年的人生旅程。可叹的是，老妻却已先我而去！但她所唱的歌时时在我耳边回响，好像还在不断提醒我吃药，提醒我穿衣……我知道，虽然到了另一个世界，她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关注着我。我们这个家没有老妻不行，我也离不开我的老妻。好在她的歌声还在，她的歌声如同她那一双温暖的手，时时在抚摸着我哀伤的心，轻轻地将我按入沉沉的梦中，在梦中，我们又到了一起。
细想自己五十多年来所唱的秧歌，虽然只是祀神、颂人、咏事之类的应景之作，但也符合孔老夫子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也符合晋西北乃至陕北广大地区劳动人民的需求。唯其如此，我唱的秧歌才得以在民间流传。
《湫水谣》收录的秧歌，只是因地、因时、因人的一些口头歌谣创作，并无多大的保存价值，况且“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更谈不到文化上的分量。之所以要辑录成册，付梓传世，完全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报答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告慰相依相伴五十余年的老伴。
歌曰：
一路走来伴歌行，
咏山咏水抒激情。
黄河文化再传承，
湫水歌谣唱不停。
丁亥冬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