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促成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谈判之后，共产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国内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均有一定改善和宽松。西安事变开辟了一个民族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抗日战争战略发展态势的转折点。同时，它也成为范长江个人思想发展上的转折点。如果说，西安事变前范长江还只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自由文人的话，西安事变，尤其是陕北之行后的范长江，则开始倾心于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开始了向一名共产主义斗士的逐渐转变。
3.1共产主义思想启蒙
谈到西安事变，就不得不提到此前的绥远抗战。1936年，日本侵略者调集重兵，进犯绥远。绥远的浴血奋战开始了。长江来往于归绥与集宁之间，斗志昂扬地投入战地采访。
长江在战场采访，迅速写出了几篇通讯：《百灵庙战后行》、《沉静了的绥远》《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在通讯中，长江称赞这次战争是“超军事的战争”，是“全国的胜利”！因为论兵力，论装备，都是敌强我弱。但是，由于我军指挥坚定、士气旺盛，因而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震撼全国的重大胜利；它振奋了中国军队和民众的抗日信心。
绥远抗战与随之而来的西安事变有紧密联系。绥远抗战在政治上发生了极大影响，战争的胜利使唯武器论者、长期准备论者和先安内后能攘外论者，都受了事实的反证，大大地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全国人民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慰劳绥远将士运动，全国军人更仰慕于绥远将士的光荣。这种种社会情势对于西安事变之激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力主和平解决，并派遣周恩来等人进入西安，主持谈判。长江敏锐地感觉到，西安事变的发展，已经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个人行动，而将是牵涉到中国重大政治变革的大事，中国政局即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长江认为要弄清当时的政治大方向，必须采访当时这桩世界性的大新闻，但是当时《大公报》是反对西安事变的，《大公报》发表反对张、杨的社论，由何应钦派飞机运载报纸到西安城上空散发。因此，长江并未征求报社领导人的意见，毅然决定只身前往西安考察。
当时进入西安极其困难，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经过多重封锁线。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同意他去西安，因为生命没有保障。虽然朋友们苦口婆心劝导，但长江的决心没有任何动摇。他认为当新闻记者的人，有责任将各种政治问题详细公正为读者报道。为了向社会报道事实真相，应该不辞辛苦，甚至置生命于度外，当有了名气，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后，仍必须保持这种勇气。这一方面，长江又一次作出了表率。
2月2日，几经辗转后长江来到西安。当时，事变已近尾声，张学良部王以哲军长已被杀害。长江马上向大公报发出了专电：
[西安4日下午9时发加急专电]
“本报特派员今日由兰州到西安，得知陕局和平解决初步已告成。战争决可避免，杨虎城、于学忠二氏4日联名通电，渭水南岸军队已开始撤退到渭水北岸。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周内可入西安。至于全盘军事调动，此间似望张学良回陕后实行。12月12日后组织之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日内完全实际结束。东北军成立临时指挥部，日内在州建立。2日东北军之少数军事政治人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主使刺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总部第一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四人。欲劫持部队，反对和平，已经杨、于妥善解决，并于4日联名加以通缉。”
长江在层层封锁、战云密布中进入西安，使西安各界人士大感惊奇。经过各方奔走联系，长江于2月4日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在谈话中，周恩来谈到了西安事变，也谈到了中共的有关政策。周恩来说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但是此时共产党的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蒋。而张学良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中央政治局参考张学良之意见，结合国内外大势重新研究，认为在现实情形下，应转而联蒋抗日。周恩来指出，这样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族战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
周恩来还谈到，中共当前的政治目标，在于争取党的自由，政治走上民主，不至于再被任意逮捕。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暴动，取消苏维埃，同时取消红军名称，并承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周恩来的这番话，使长江顿有相见恨晚之感。他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好前景，中国政局未来的走向和前途，似乎已在他的眼前慢慢呈现。希望和信心鼓舞着他，他要进行深入的采访，开辟新的报道领域。
3.2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1937年2月6日，经中共中央同意，长江进入延安采访。经过自身努力，范长江成为第一位进入苏区采访的国统区记者。
长江对毛泽东的最初描述是：“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象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晚十时，长江应邀去毛泽东窑洞长谈。毛泽东思维敏捷、博览群书，不论是现实情况，还是外间舆论趋势，他都很清楚地娓娓而谈。”
毛泽东谈到，希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所以为了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善的运动。
毛泽东的谈话，使长江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他茅塞顿开，从此解决了长久以来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通过自己的亲身调查和亲身体会，范长江从此倾心于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与社会革命。基于对新工作、新生活的向往，范长江甚至直接提出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写作。毛泽东耐心地劝说，希望长江立即赶回上海，尽快地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以便对日抗战。
2月14日，长江经西安回上海。次日即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之日，范长江迅速着手写作，反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国共双方团结一致，共同御侮。在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支持下，毅然违检发表，终于促成了这篇名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文章的顺利问世。文章指出：
“双十二以来全国人士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不外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立即抗日等流行政治宣传，而实际上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上述各说，而恰与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动向，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至于对外应有一定步骤与准备充分一点，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之下，除少数感情冲动者外，实无人加以反对。”
“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卫国家之生存。”
“中央当局和全国国民必须正确了解，西北目前的局势，已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不是过去任何一次地方事件可以比拟；同时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下军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厌战悔祸之心，异常普遍；第二，大多数的军民决无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的企图，最多不过政策的商讨；第三，连过去坚强的反对派算上，对于蒋委员长勤苦谋国的精诚，已有深切了解，只望蒋先生能以更大之胸襟，从政治机构的改善上促进和平统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在巨大爱国热情的感染下，作为受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和民族革命思想初步影响的革命文人，长江陆续发表了前些时的采访见闻《西北近影》和《陕北之行》。这些报道，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路线，报道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政策。在历史的关键转折关头，将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公正公开地传给国统区的广大读者，为使党的声音能为最广大热爱和平、热爱民主、要求抗战的人民大众所同情、所接受作出了努力。
西安采访、陕北之行，成为范长江个人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开导，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此，他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有了归宿，一生再没有动摇。长江的报道重心转向国共两党的合作，进而探讨民族与阶级关系的调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单纯的了解和报道国家大事，转向了探索、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意味着长江新闻实践功力的进步，也说明了他新闻写作和研究领域的拓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