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冲破文艺禁区，完成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后。1978年5月，由理论界肇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在思想、哲学战线，而且也在文艺、传播战线引起了强烈反响。文艺传播工作者开始认识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在文化艺术传播领域肃清文革余毒，弄清楚并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项根本的任务。而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必须要营造艺术民主的局面，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迷信，倡导科学，真真按照文艺规律、传播规律办事。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论调，为在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任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指明了航向。三中全会同样为文化艺术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破除了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人们面对着晴朗的天空，开始了自由的呼吸，开始了自由的思考，也开始了真正的活跃和解放。
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同志亲临大会并作祝词。邓小平同志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要求全国文艺工作者通过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创造活动。邓小平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这一阶段，全国文化艺术传播工作，深刻地反映四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促进和推动四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党按照文艺的基本规律来领导文艺。写什么，怎么写，都由文化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提倡和鼓励不同形式风格的自由发展，提倡和鼓励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充分发挥文化艺术家的聪明才智和个人创造精神。全国文艺传播界振奋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出了一种最适宜于艺术自由发展的气氛，广开文路，广开言路，广开才路，最充分地调动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崭新时期而努力奋斗。
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另外一个伟大成果就是，传播科学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源自西方的传播观念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新闻事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西方的传播思想、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理论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却遭到严重破坏，新闻无学之说甚嚣尘上，传播学的学科地位遭受到严重挑战，传播学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科门类而予以排斥、打倒，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专家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带头人物统统被打翻在地。文革结束后，遗留给中国传播界的是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一些极不科学的观点，而即将到来的文化事业改革，迫切需要文化传播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澄请是非，为具体的文化传播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从80年代开始，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在中国文化传播界渐成风气，在经过起步阶段后，传播学开始了对中国文化传媒实践的关注，为新时期文化事业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传播学首先对传统文化观念造成冲击，研究人员开始将文化传送机构成为“文化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等，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如“信息源”、“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通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也给文化宣传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相联系的是一套全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这套理论显然更接近文化传播的本来面目，对于中国的文化事业改革也更有借鉴意义。
很快，传播学首先为广大文化传播从业人员所接受，进行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建立相关信息库等传播学研究成为许多文化传播机构的日常工作。报纸、期刊经常进行读者调查、文艺演出机构也进行受众兴趣调查，电台电视台非常注意自己的收视率，电影戏剧等综合艺术也开始关注观众上座率和票房走向。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传播学越来越显示出在指导文化传播实践中的巨大作用，越来越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承认和接受，正在成为新时期名副其实的实用性专业学科。
3.4.2新时期文化艺术传播工作者职业修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文化艺术传播领域也呈现出一种琳琅满目而又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杂景象。在突破了文化艺术的单一格局后，文化艺术内容构成呈现出绰约多姿的景象。其间既有直面现实的当代生活的再现，也有寻觅纯朴古意的描摹；既有潜心于内心世界的探索，也有对五光十色的当代人心态的剖析。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手法也五光十色，写实的、写意的、抒情的、象征的、荒诞的，杂采纷呈。这样多样化的文化艺术景观，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文化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艺术家的创作，是有着自由权利的。艺术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对于创作自由，党和国家应该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气氛，文化艺术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也要自觉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艺术家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
新时期文化艺术传播活动中，各类文化流派和思潮扑面而来，引人注目，探索文艺、寻根文艺、通俗文艺的异军突起，就是其中引人关注的现象。它们为当代文坛艺苑带来了骚动和不安，引起了学界和受众的思考，他们犹如股股注入的活水，在新时期文化艺术传播的长河中激起了阵阵浪花。
一批代表着各自文化探索的作家艺术家应运而生，王蒙的探索小说、贾平凹的商州文化、张承志的中亚文化、韩少功的楚汉文化、王安忆的沪上文化、阿城返璞归真的老庄文化，这些艺术文化现象，追求的是对原始生命力的赞美、对优秀民族传统的发现和对传统桎梏的反叛。这些艺术作品既反映了历史的社会的变迁，又充溢着浓郁的民族色彩，还寄寓着清冽的当代意识。
通俗文艺的兴起和传播同样引人注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俗文艺作品成批问世，通俗文艺刊物争相涌现，打破了纯文艺一统天下的格局，据统计，仅1985年，传奇文艺刊物就出版有三十六种之多，平均发行量在二十万份以上，《今古传奇》印数甚至超过一百万份。武侠文艺、民间文艺、法制文艺、旅游文艺也有很大发展。这些通俗文艺作品以曲折惊险取胜，适应了特定知识层次读者的欣赏心理，满足了广大群众的不同审美需要。
这一时期，大陆同香港、澳门、台湾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的联系和合作大大加强。上世纪80年代，港澳台的优秀作家作品，如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琼瑶、三毛的散文、小说，白先勇、余光中的诗歌等，均大量引介入内地，有的作品更是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大大开阔了大陆受众的视野，增进了同胞手足之间的情谊。随着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大陆和港澳台的文化艺术创作传播，管制均有所松动，甚至逐渐在趋于一体。新世纪以来，两岸三地的文化艺术家，经常联袂创作传播，各类联合献映献艺活动层出不穷，在电影、电视剧、音乐、舞蹈、戏曲方面，这种联系与交流更是如火如荼，许多港澳台的演艺人员，在大陆都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