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转身对叔父说：“叔父，我来泰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些天来，我明白了不少的道理。您跟哥哥之间的争吵我不管，我现在只想跟您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我这次回泰国来，很高兴见到这么多的亲人，特别是看到叔父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辉煌，我打心眼儿里高兴。至于家产的事，我只想谈几点。
第一，从现在我不想再听，也不想再看，以前的事情早已过去了，我已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第二，我的父亲跟叔父是亲兄弟，你们的事是上一代的事，我们下一代应该分开来对待。
第三，我父亲到底有没有财产我不知道，即使有，我也不会要一分钱的。我自己有双手，我自己可以劳动，我自己可以挣钱。
第四，抗日战争前夕，我的父亲即使有财产，经过战乱，大家都流离失所，估计即使有财产也不会再有了。”
这就是我的整个态度，我不想因为钱而让我们亲近或生疏。对一个人来说，多一点钱和少一点钱又有什么区别呢？而多一份关怀和少一份关怀却是有着大大的不同的。”
叔父、叔公们听了这些话，都不再言语了。
望着面带愧色的几位长辈，曾宪梓又说到：“叔父现在有财有势，那是他靠自己的本事挣得的，和我父亲的财产根本没多大关系。我如今虽然是一贫如洗，但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我一定会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很好的生活的。
所以，我现在宣布：今后我们只是叔侄关系，我父亲的一切财产与我无关，一切遗产与我无关。从今以后，叔父和我哥哥之间怎么斗争，都不要把我拉扯进去，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在这些钱财的问题上，与我纠缠不休。
至于我哥哥，他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要求，那是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你们自己解决吧。总之，从今之后，我们只是叔侄关系，而没有斗争关系。”
曾宪梓的这一番话令在场的叔叔、叔公们惊讶万分，这是他们有生以来从没有想到过、也从没有看到过的事情。一个很喜剧化的、戏剧化的结局。
本来自从曾宪梓到了香港之后，叔父、叔母就非常紧张，十分害怕曾家这两个孩子联起手来对付他们，使得一直以来在泰国德高望重的自己，下不了台。
可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从大陆来的年轻有为的侄子却用实际行动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们明白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亲情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他们这些常年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混战的人，心里实在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曾宪梓就这样解决了家产问题，而这样的结局，对于十几岁就出来闯荡世界的曾宪概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曾宪梓决定拜叔父和哥哥为师，跟他们学习从商的本事，再靠自己的努力打好基础。儿时的梦想、少时的志向，家庭的重担、报国的愿望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在接下来商旅生涯的拼搏中了。
最初曾宪梓就这样不停地来往于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锻炼着自己。
1966年的2月，黄丽群终于能够带着两个儿子来和曾宪梓团聚了。迎来了妻儿的曾宪梓浑身又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而且他再也不用思前想后，总是有许多的牵挂，而无法定下心来干他自己的事业了。他有了更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努力工作，要尽一切力量做好生意，他要赚钱，要养活自己的太太和儿子们。
安顿好一家定居在香港之后，曾宪梓又不得不开始考虑他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1967年年初，香港劳资双方发生纠纷，引发反英抗暴斗争，香港人心惶惶，股市大跌，楼市急挫，而对动荡不安的时局，人们纷纷逃离香港。曾宪梓决定带着全家去泰国谋求发展。
在哥哥的执意要求下，曾宪梓和黄丽群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开始寄居在哥哥家里，与哥哥联手共创家业的新生活。
曾宪梓因为不会讲泰国话，所以就替哥哥管理工厂，而能说会道的哥哥则负责整个公司以及进行领带的推销工作。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的曾宪梓在哥哥的工厂里，以冲天的干劲、万分投入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拼命精神，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着。
在帮助哥哥管理工厂的同时，天生有商业头脑的曾宪梓一面学习经验，一面慢慢地发现了工厂里的许多弊（bì）病。例如，员工管理松散，奖惩制度不分明，领带质量无法保证等等。
为了使哥哥的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曾宪梓提出了许多很合理的建议并进行了一些管理制度方面的改进。
他加班加点，废除掉了许多不合规格的领带样板，而重新设计出美观别致的红黑领带样板。同时又明确奖惩条例，严明纪律，提高技术能力，加强生产效率，严格地把好质量关。
在曾宪梓一丝不苟（一丝不苟（ɡǒu）：形容办事认真，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马虎。）的管理下，工厂的整个生产有条不紊（有条不紊（wěn）：有条理，有次序，一点不乱）。地运行着。而曾宪梓的威信也不知不觉地树立了起来。
工厂里有的经理见不得曾宪梓一步步地得心应手，开始在哥哥、嫂嫂面前吹风了：“你的弟弟会把你压下去的，小心啊！”
哥哥嫂嫂不是那种成就大事的人，自然也就不会有能容纳人的大度。于是，兄弟俩之间又开始有了矛盾，曾宪梓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压力。
终于有一天夜里，曾宪梓与哥哥、嫂嫂大吵了一通，而嫂嫂最后让他们走，快点走，即刻走。这一夜，曾宪梓和黄丽群谁也没合眼，两个人都觉得心里面像压了一座沉重的大山，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辛勤地劳动，而人生的路还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宪梓就向哥哥请了假，出去找房子。他们只有住在贫民区。而身无分文的曾宪梓还是得回到哥哥那里去工作。
绝情绝义的哥哥竟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万般无奈的曾宪梓只有变卖了他的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凑足了一点本钱，并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由此开始了他独立制作领带的生涯。
他所有的资本只是一台借来的缝纫机和一些用变卖家产而换得的钱买来的有限的布料，另外就是他那双灵巧的双手，善于创造的大脑和在哥哥工厂里所取得的一点经验。
于是，在简陋的住房里，曾宪梓开始了一针一线的缝制领带的工作。贤惠的妻子和善良的母亲也用她们仅有的力量帮助他干这干那。他们贫穷然而他们没有屈服，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胜利。
终于，第一批领带顺利做好了。
曾宪梓只有自己当推销员。而由于做工不熟练、布料廉价、花样陈旧、式样守旧种种限制，曾宪梓的领带只能在街头寻找市场，只能一条一条地零售推销。
当曾宪梓在唐人街上向那些经营领带的同乡推销他自己的领带的时候，所到之处的客家乡亲却因为不愿意得罪他的哥哥而不要他的领带。现实似乎正在将他逼入绝路。
越穷越挣不到钱，似乎是一条必然的规律。而正当曾宪梓一家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愁眉不展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曾经被曾宪梓深深打动的叔父正在寻找他们一家的下落。
叔父决心帮助曾宪梓，不是因为曾宪梓是他的侄儿，而是因为曾宪梓就是曾宪梓。当然，他必须想出曾宪梓可以接受的方式。
在叔父看望过他们一家后没几天，叔父就交给曾宪梓一匹布，并让他在限定时间内做成一批领带，要求做工质量保证，做完后他付工钱。
这是用自己的劳动赚钱的机会，里面不存在施舍，也不存在伤害自尊，曾宪梓理所当然的接受了。
他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了一个星期，终于将60条领带整整齐齐放在了叔父的面前。叔父很满意他的做工和速度，再加上想帮助他的心情，就一下子付给了他相当于一万块港币的工钱。
而曾宪梓只留下了900块，在他的原则里，工钱与付出的劳动应该是等价的。
曾宪梓终于通过自己的双手挣得了一笔在他们来说已是很大一笔数目的工钱了。
那一天，他们一家一起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那丰盛比起如今的美味佳肴来，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然而那种香甜的感觉却是再也无法找到的。
1968年年初，曾宪梓终于又返回了香港。安置好家人，购置好日常的必需用品，他的家终于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家了。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俩相对笑了，他们经受的最严重的考验已经过去了。
900元钱由于租房、买家具、吃饭，已经渐渐花得差不多了，而他们又根本没有本钱，又是一片阴影向他们飘了过来。
而热心的叔父又一次的雪中送炭，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燃眉之急：像火烧眉毛那样的紧急，比喻非常紧迫的情况。。一万港币的汇款对他们来说太及时而且太重要了，而善解人意的叔父来信说明了这笔钱不是给曾宪梓的，而是给黄丽群和孩子们安置家用的。
叔父的用心良苦曾宪梓是明白的，他不能再拒绝叔父善意的真心帮助。否则那就是虚伪、不通情理和故作清高。
有了这笔钱，曾宪梓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对当时的曾宪梓来说，他惟一缺的，就是本钱，而现在，他有了，他事业的风帆终于可以起航了。
他自己本身的情况和条件其实很简单：生活安定；小有本钱；无职业；有一定的从商经验；会做领带；能吃苦耐劳；很会动脑筋，善于创造；有一定的管理组织能力；还有其他一些他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素质。
他应该选择自己创业，而且应该从制作领带入手。
领带行业是小本钱、设备简单的行业，对于当时的曾宪梓是很适合的。况且，在事实上，香港的领带市场还远远没有开发，曾宪梓当时也许并没有这么长远的战略眼光，但他所作的选择却无疑是极为正确的。
没有余钱再去雇小工，所以一切的制作过程都得由母亲、妻子和曾宪梓自己三个人一点一点地完成。
曾宪梓一方面用自己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丝制作泰国丝领带；另一方面，由于泰国丝的原料在泰国，他就自己充当设计师，画好图样，配好颜色，然后寄给在泰国的叔父，请叔父帮忙让泰国的丝织厂去织，织好后再由叔父寄回来。
已经是个比较成功的生意人的叔父看准了曾宪梓身上那种能成大事的精神，而且他很乐意去帮助曾宪梓度过难关。所以，每次只要曾宪梓一有什么要求，叔父总是尽力尽快尽心地做好应该为他办好的事。对于曾宪梓来说，叔父在最初几个月里对他的帮助，在他以后的事业和成功中，起了不容忽视和十分必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叔父的大力支持，曾宪梓是很难一步步坚持走下来的。
他是厂长，他只有两个工人：母亲和妻子。然而他们三个都共同拥有勤劳的品质和灵巧的双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团结一致、任劳任怨，这就使得小小的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是出奇的高，而且他们的亲密使工作产生了乐观、产生了希望、甚至产生了无数的乐趣，从而让这条充满了泪水和汗水的创业之路上也同时洒满了欢笑和快乐。
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仍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同样激烈地冲击着整个香港，使得曾经繁荣一时的香港经济陷入低潮。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未来之忧、前途之忧上，对于自身的衣着服饰打扮根本无时间和精力去重视。所以在当时，穿西装、打领带的人还不是很普遍，况且，就算一些有钱阶级、上层阶级的人物打领带，他们的领带也几乎全部是在大商场销售的国外进口领带。所以，这样的环境对以制作领带、出售领带为生的曾宪梓来说可谓步履步履：行走艰难。
当曾宪梓拿着妻子为他第一次推销而亲自包扎好的一盒领带走出家门后，他是满怀信心的，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
由于他住的地方是油麻地，所以他选好的推销地点是全香港旅游业最旺盛的地段——地处香港九龙的尖沙嘴。
虽然拎着沉甸甸的一大盒领带，但他还是不愿坐出租车，而是坐巴士来到尖沙嘴。
下了车，曾宪梓就开始兜售他的领带。虽然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毕竟这是第一次推销他自己辛辛苦苦制作出来的东西。虽然他知道自己的领带做工精良，质量也不错，但无论是谁，对自己的作品都永远不会作出一个完全准确和客观的评价，而由此带来的不自信却会常常影响制作者的情绪。
这一天也许是老天在故意跟他作对，他跑了有近20家商店，说得口干舌燥，才售完了他为自己规定的定额，当完成任务后，他已累得不想再走一步了。
从此，曾宪梓的身影便频频出现在尖沙嘴的街头上。
他将自己的领带摆在行人的面前，摆在小摊贩的面前，摆在洋服店老板的面前……
街头的曾宪梓在不断地真正成长着。他学会了察言观色，他学会了体察心理，他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忍耐，也学会了坚持，他学会了对别人的礼貌和尊敬，也学会了对自己原则的不放松……而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做生意其实也是在做人。
许多天以来，一直忙于在家里的工厂和街头的兜售之间奔波的曾宪梓，由于过于辛苦的劳作，也由于过于忙碌的推销，对自己的形象已不如以前那样的注重，况且他也没条件没时间修饰，所以渐渐变得不修边幅、胡子拉碴起来。
就是这样一个的曾宪梓，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汗流浃背地走进了一家洋服店。
当时，这家洋服店的老板正在接待一位客人，并且在做这位客人的生意。而那时十分的疲倦以至显得有点反应迟钝的曾宪梓根本没有注意观察此时店里的情形。
其实只要稍为细心一点的人都会明白，这时候千万不能去打扰老板。因为从事做生意这一行最起码的规矩，就是在人家正在做买卖的时候，你如果不是买他的东西，就最好不要去打扰他。
所以，当曾宪梓正准备将所拎着的领带拿出来供老板挑选的时候，老板突然像见到瘟神一样，马上毫不客气地冲着他大声吼叫着：“干什么！你进来干什么？出去！出去！走！快走！”
就这样，曾宪梓被狼狈地赶了出来，一种极大的侮辱袭遍了他的全身，以至于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之后，身边似乎还响着洋服店老板那极凶恶极嫌弃的声音……
曾宪梓终于忍不住流下了滚烫的眼泪……
这一天余下的时光，曾宪梓是在苦苦地思索中度过的：
“为什么他会这样毫不客气地赶我呢？连一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二天，还是同一个时间，曾宪梓又走进了同一家洋服店。不过，这一次，他是有备而来。
他没有像平时那样拎着沉甸甸的领带盒，而且还特意修饰打扮了一番，穿得齐齐整整，一改往日的穷酸相儿。
他走进店内，并面带笑容地走向老板，老板的诧异程度不亚于见到了外星人，以至于当曾宪梓极诚恳地对他说：“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对不起，惹您生气了。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赔礼道歉的。”听到这些话时，他竟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还有些怀疑自己是否是在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