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过去从不代表有辉煌的今日。当中国紧闭双眼，在距离北京几千公里外的欧洲，第一缕蒸气已经升空。闭塞使古老的中国抱着陈旧思想犹自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当中。一艘英国铁舰从遥远的欧洲驶近中国，用最残酷的方式将这个国家惊醒。
一切都不是梦魇，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断的退让与忍耐让这个国家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西方的殖民者就像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洛，用强大的力量玩弄着中国这块“岛屿”上被看做是“小妖和精灵”的中国人。中国人民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屈辱中一点点用血擦亮自己的眼睛。
思维的硬伤：“中国中心论”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1982年9月24日，中国发出了强硬的声音。这一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中英两国正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进行着一场关系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邓小平在谈判之初就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出了如此掷地有声的话。最终，中国收回了香港的主权，赢得了在世界面前的尊严。历史的瞬间总不乏戏剧性，谈判结束时，神情落寞、脸色凝重的撒切尔夫人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一不小心“失足”，险些摔倒在台阶上。我们无从体会那一刻“铁娘子”的心情，但是回溯到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泥足巨人”——晚清政府的“失足”，才让我们失去了香港——这颗原本镶嵌在中国东南端璀璨的明珠。
曾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为什么会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呢？
曾几何时，汉风唐韵引得万国来朝。大唐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长安堪称世界大都会。唐朝与周边各国奉行友好往来、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东有朝鲜、日本遣使来长安，学习华夏文明，西有阿拉伯人慕名而来，不同肤色的人群云集长安，一睹大国气象。
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大唐气度在一千年后慢慢走进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死胡同。
时针指向晚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暮色时节，“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海纳百川的广博胸怀已作别西天的云彩，“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随江河日趋暗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盲目自信和“片帆不得入海”的闭关锁国状态。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到中国来商议通商。乾隆帝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要求马戛尔尼三跪九叩。马戛尔尼坚持只跪上帝，其他人一律不跪。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彼此让步，乾隆恩准其免三跪九叩，但是让他以觐见英王的礼仪行了单膝跪拜礼。
礼仪之争让马戛尔尼颇为恼火，但他还是期望自己带来的珍贵“礼物”可以打动大清皇帝的心。于是接下来，他们向乾隆展示了一系列“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启迪”的事物：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以及一系列能代表欧洲最先进科技的武器与生产工具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皇帝对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就连他最宠爱的福康安将军，对于英国卫队表演欧洲火器操也轻描淡写地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于马戛尔尼提出中国可以广开通商口岸的意见，乾隆一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彻底断了马戛尔尼“稚嫩”的期许。
这一次扫兴的访问在马戛尔尼的书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去，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是的，把乾隆的后半生算进去，清朝这艘大船再也没有出现能干的船长。道光皇帝也许并不知道英吉利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世界在跑步前进，中国却在倒退。闭关锁国政策挡住了中国人看世界的视线，助长了夜郎自大、愚昧无知和腐朽观念的蔓延。
回到鸦片战争之前，那时候，人们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有九州，中国为赤县、神州。大约从殷商时代起，中国人便认为“中原”是神州的中心，“天下”由中原向东西南北四方扩展，控制中原等于控制了神州的心脏，就能统治天下，让远方归附，四夷臣服。中国皇帝素来称为“天子”，也就是代表“天”统治一切。《诗经》中曾经说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域则为“天朝上国”。“中国中心观”慢慢地产生出朝贡制度这个附属品，并从中央向四方扩建和延伸，由边缘到中心，层层拱卫。中央处于拱卫的中心，即是“天下”的中心，“天朝上国”的思想由此定型。
追根溯源，“中国中心论”最初源于华夏文明的自豪感。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原就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与礼仪制度。相对于中原地区，东西南北四方因发展落后，礼仪不合于中原，被视为“野蛮人”，即“夷”。随着“夷”的外延逐渐扩大，四方少数民族都被纳入“夷”的范围。有学者考证，大概从唐代开始，“夷”的称谓已出了国界，《旧唐书·东夷列传》中的“东夷”就包括日本和高丽。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会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想当然地认为四方皆“夷”，中华文明无所不“化”。不可否认，大清王朝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让它拥有了“傲视天下”的资本，络绎不绝的朝贡身影在大清帝王眼里是“天朝上国”威严的体现。当大清皇帝们还在仰望“天国”蓝天的时候，一直被视为“外夷小国”的欧美国家已经“隆隆作响”，在工业化的喧嚣中开着火车跑了。
一艘庞大的旧船漂泊在风暴来临前的大海中，这几乎预示着国家会有一场大灾。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站在高处看一眼涌动的世界潮流难上加难。自大的文化中心感浸染了人们看待外界事物的视线，使人以一种有色的眼光把除自大感以外的一切东西拒之门外。在西方人面前我们保住了面子，于是马戛尔尼败退了，表面上“天朝”荣光无限，实际却一步步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思维陷阱。马戛尔尼几句话点出了“天朝”的硬伤，于是无数个马戛尔尼跟着来了。
梦醒了，被迫睁眼
今天，虎门的纪念碑依旧沉淀着150多年前的时代底色，如同这几个浑厚的字体，林则徐的那场销烟壮举在庄严的气氛中仍让人心潮澎湃。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晴空万里，广东虎门海滩上人山人海。一群群赤膊的士兵正将一箱箱的东西投入一个大池中，池上搭放的木板上还有不少人在倾倒石灰，并不停地用力搅拌着……沸水翻滚，油烟上冒，直冲云霄，顷刻间弥漫了整个海滩。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然而在此之前，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使得中国人对外来产品的需求很小。不难理解，无奈的英国人只能在广州以南的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这无疑击碎了已进入工业化、急需依靠贸易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在中国赚钱的美梦。为了打开清帝国的大
门，他们把用在印度人身上的手段用在了中国人身上——鸦片的蚕食。
从1813年到1833年，短短二十年间，仅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就从中国掠走了三四亿两白银。对此，马克思曾有过强烈谴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但事实上，鸦片的危害不仅仅是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外流、国库空虚，更严重的是它戕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让“天朝上国”的子民变成了委靡不振的“东亚病夫”。英国学者蒙哥马利·马丁在论述鸦片贸易的罪恶时，将其与血腥野蛮的奴隶贸易进行比较，他认为：“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要算是仁慈的；英国殖民者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英国殖民者的直接利益要求维持他们的生命），也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伤害他们的肉体。”
晚清时期，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皆吸食鸦片，置办烟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