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我们住所不远处有一小块空地，地面用鹅卵石铺成一段十几米长的小路，一端摆放着石桌和石墩，路旁十多个矮木桩错落地排成一排，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小说里大侠站桩“练功”的场景。周围虽不像花园那样有各种花草树木，但连成片的一块块青菜地不会让这里缺少绿色，瓜果蔬菜的香气则给它平添几分田园味道，所以我们都称它为“小花园”。
四个石墩不够用，玉宁从旁边挪来一块大石头坐下。大家分别找好自己的位置之后，把目光投向玉宁，等着这位发起者说开场白。而玉宁似乎被大家盯得有些紧张，先环视了我们一圈，傻笑了几声之后才说话。
“不知道师兄师姐们对今天寒春讲的故事怎么看，我是非常吃惊的。因为她所描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互助、平等、无私的关系我从来没认为存在过。我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玉宁稍稍停顿，吸了一口气，然后说，“我想毕业之后自己开一家电脑方面的小公司，尝试着做点事情，找两三个，或者三四个朋友和我一起干。
“为了这个想法，我读了很多关于管理方面的书，看怎样去创立和经营一家公司，怎么挖掘人才，如何让员工更好地工作，让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主动性为公司出力。我在书里找到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倡导一种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实行绩效考核制度、给员工优厚的福利待遇、明确奖惩等等。可是今天听寒春讲的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原先想到的那些方法只是外在的措施，而主动积极的劳动才是最高效的。
“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寒春那个时候，现在除了外在的措施外，怎么能再次找到能激发人们高昂劳动热情的方法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答案。所以，想听听师兄师姐还有大鹏你们有什么看法和好建议。”
一口气把想说的话说完，玉宁似乎释放了紧张的情绪，轻松了许多，然后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大家，等待我们回答。
听了玉宁的打算，我多少有些意外，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玉宁师弟刚刚上了大学一年级就有如此长远的考虑，打算自主创业，真是让人佩服。而且他坦率地和我们几个谈他的远大计划，也让我感觉到他由衷的信任。
“你小子行啊，自己当老板！到时候记得拉兄弟一把！”大鹏笑着和玉宁打趣。
听大鹏这样说，玉宁一本正经地补充道：“我是说真的呢！没开玩笑！”
“我也是说真的啊！因为有积极性就得找到动力，激发出激情来，我跟着你干就有动力，还有激情，哈哈！”大鹏说完看了看其他人，见到玉宁认真的表情，大家也都认真起来，没理会大鹏开的玩笑。
“我觉得，人工作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劳动的积极性有多高，关键得看他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人们工作都是为了挣钱，那么自然挣钱多的活儿积极性高，挣钱少的积极性差。所以，现在用金钱来刺激是最直接有效的。”
“多干多拿，少干少拿，按劳分配也无可厚非。”大鹏跟着说。
“话虽那么说，但按劳分配并不那么简单。不仅不同种类劳动的价值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斤斤计较于每付出的一点劳动能获得多少回报，恐怕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了。”刚哥加入讨论，对他俩的说法表示异议。
“当然不能用金钱衡量所有劳动，我的意思也只是相对而言，在没有其他更好激励机制的条件下，用物质刺激效果来得更直接些。况且各种机制都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如果领导者有能力，懂得统筹安排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就可以收到好效果。”
“怎么又是领导，你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也太重的吧！”在这个问题上刚哥已经不是第一次和铭宇争了，也让我想起前几天一起修整葫芦藤时铭宇说的话，他语气中的那股劲头用刚哥说的“个人英雄主义”来形容真是非常贴切。
被刚哥一说，铭宇有些不服气，反驳道：“只要是经过严密论证并且得到大家认可的激励制度就可以有效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机制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制度制定者的能力因素是无论如何不能排除的。”
“我看未必，听说寒春以前在草滩农场时就是负责制订计件工资制具体实施办法的，当时从苏联学习来的这个新方法，号称是‘可以促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更加关心自己的劳动结果’。实行之初，大家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很多，每个人都争着抢着干活，可是没多久，大家相互协作相互关照的精神就变得越来越差，农场的总体产量和经济效益也降低了。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试行，整个生产被搞得一团糟。”
“这个结果恐怕是因为他们的计件工资不能做到量的标准化，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
“问题不是出在量化上，当时寒春计算了每一个人挤一斤牛奶，喂一头牛，养一头猪，照顾一头小牛犊出生可得多少报酬，又计算每个工人每年超产的部分应该发多少奖金等等定额标准，还把以前在大学里学习的微积分等数学知识都用上了，计算可以说相当精确。在发现出了毛病之后，寒春不断地修改分配方案，增加具体条款。但不管计算得多详细、多精确，都不能计算出将一件工作完全做好需要给多少物质奖励。实际情况是那些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的人，最终却比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人拿的报酬少。”
刚哥的话很有道理，寒春今天所说的积极性和物质刺激根本没有关系，牛根心甘情愿的辛苦不是因为金钱，农场在“大跃进”时期“不坏一斤奶”的口号和人们的劳动热情不是用钱买来的，而那句“把自己的工作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话也绝不是随便说说。
铭宇一下子没了话说，大鹏这时插话道：“现在还不是一样，在单位里多干的往往是挣的少的。前辈们也警告说以后到了社会上不能太厚道，得多长心眼儿，在单位别光傻干活，否则肯定吃亏。”
“如果员工都这么想的话，那就太糟糕了。我希望在我的公司里大家都平等，都尽心尽力地工作，有融洽的氛围。每个人都乐于主动工作，每个人都干得开心，那该多好。我自己不愿在一个勾心斗角、处处计较个人利益的地方工作，也不想创立一个这样的公司。”玉宁重新把话题拉回到自己打算创办的公司上来。
看大家讨论得热闹，我也忍不住想说几句：“如果只是物质刺激的话，怎么可能达到玉宁所需要的平等和自主的积极性啊？如果人人都把追求金钱和物质回报放在第一位，那肯定是一场战争。而且，光挣钱不能让人获得真正持久的快乐，我姐姐就跟我说过，她一个月当中只有领薪水的那天才是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只为挣钱而干的工作肯定不能给人带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持久的快乐。”
“要让人满怀热情积极而快乐地劳动，应该让他爱上这份工作。”刚哥总结说。
“可是有的工作是容易被人喜欢的，而有些工作就不怎么可爱，比如洗厕所、疏通下水道、殡葬服务等等，我敢打保票十个人里面有十个不喜欢。”大鹏提出新的问题。
听大鹏这么说，玉宁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说：“也有啊！以前有个掏粪工人叫时传祥，人家就热爱自己的工作，被评为全国劳模，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呢。”
“这例子太特殊了，你说他能真的喜欢掏粪吗？我不信。”大鹏仍不认同。
“人家时传祥是思想觉悟高，他把掏粪工作解释为‘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他在其中找到了信念的支撑，也是他的精神支柱。”
“一个人在工作中需要看到自己劳动的价值，在工作本身和金钱之外找到一种信念，有更多精神上的支撑。”刚哥补充道。
“你的意思是说，让员工在工作中始终有精神支撑，需要帮助他们找到自己劳动的价值定位？”听了刚哥这句话，玉宁好像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迫不及待地说。
刚哥点点头：“应该是吧。”
“可我觉得问题不会那么简单，你说，寒春那时候人们劳动积极性高，是所有人都清楚自己劳动的意义吗？以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怎么可能呢？”我问。
“估计有人明白，也有人不太明白，大多数可能只是盲目地跟着大家干。或许是领导的个人魅力使然也未可知。”铭宇仍继续坚持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立场，而这次他得到了大鹏的响应。
“对，我同意！如果遇到一个自私的领导，天天光想着自己捞钱，不管底下人死活，我一准儿什么积极性都没了。”
刚哥抬头看着这两个人，不紧不慢地说：“不要总是拿个人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激励机制的关系，我觉得关键得看大环境在倡导什么，如果形成了一种有钱就是成功，有身份就是光荣的氛围，那么每个人只为自己收入和前途去劳动，‘在其位，捞其钱’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说到底还得有一个不以追求物质利益为核心的制度氛围，就像寒春认为延安根本区别于美国的地方在于社会制度，在一种全新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出全新的人际关系。”我想了一会儿，似乎有所收获。
“嗯，有道理……不过，现在不讲经济利益的公司怎么活下去啊？”玉宁抬头看了看我们，他刚才还闪着光的眼中又重新被疑惑所占据。这一问似乎正中要害，我们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大家只是皱着眉头互相看看，小花园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正在这时，不远处传来脚步声，一位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朝我们走过来，是陈站长。见我们五个表情严肃地围坐在一起，他便停下来询问出了什么事情。在得知我们在讨论玉宁未来“公司”的问题之后，陈站长呵呵呵地笑起来，说：“你们这些学生毕竟是学生，要想知道怎么干，你得先干着看。想解决群众积极性问题，你得先弄明白他们为啥有积极性，心里是咋想的，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光坐着瞎琢磨哪行？走，先吃饭去，这也是了解群众的一个法。”说完，陈站长向我们几个挥手示意，让我们跟他一起去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