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求美国对华贷款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向英国借款的接洽。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电令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要求英国给予中国1亿英镑的贷款。1942年2月2日，英国外相艾登通知顾维钧，英国决定给中国5000万英镑。3月，英方提出了借款草案，对借款用途有所限制。对此，蒋介石指示顾维钧，中英借款条文性质不宜越出已签订的中美5亿美元借款合同条文之外，若另有拘束或限制条件则不如不借。随后，英方对借款合同作了修正。5月13日，英方提交修正草案，中国方面仍不满意，顾维钧与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与英方进行了多轮交涉，终于达成协定。1944年5月2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与英国外交大臣在伦敦签订《中英财政协定》，又称《中英5000万英镑借款协定》。协定规定，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借款总额不超过5000万英镑，用于：（1）中国因战争之需，购买由英镑区内各国生产或制造的物资；（2）支付在英镑区内与购料有关的服务费用；（3）充作中国发行内债基金以制止通货膨胀，但两国对内债发行条件应取得一致意见，且首次提用之款不得超过1000万英镑；（4）支付中国在印度和缅甸军队之薪饷及当地其他开支；（5）支付两国政府随时商定在英镑区内所担负的与战争有关的其他服务费用。两国并将最后决定此项给予财政援助之条件，包括报答英国政府之利益在内，延至战后；在决定最后条件及利益时，必须充分认识在战后及战时均宜维持中国健全及稳定之经济与财政情况，并宜促进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间互利之经济与财政关系，且改善全世界经济与财政关系。
美英对华巨额贷款，有利于稳定中国的经济与财政，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但也增大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附性。
盛世才反共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苏联援助中国的必经之地，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采取了联苏和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并派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大批干部到新疆工作，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新疆、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37年到1940年，共产党帮助盛世才政府先后举办了县长训练班、政治干部训练班，培养各级管理人才；废除乡约、农官制度，建立区、村政权；取消锡伯营、察哈尔营等封建军事组织，设立县制；成立省政委员会，以及各县的县政委员会，吸收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协助政府推行各项工作。这些措施，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共产党员在新疆省政府中担任了要职。共产党员汪啸春在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期间，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黄火青在任反帝会秘书长期间，积极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抗日活动；毛泽民在1939年担任财政厅长后，采取了改组省银行，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建立经济预算和核算制度，减轻税收，发放工、商、农、牧业贷款等措施，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林基路在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倡导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建校方针，贯彻"学用合一"的革命学风，聘请进步教师，改革教学内容，使新疆学院成为培养革命青年新的阵地。
盛世才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十分恐惧，因此转而采取抑制和反对共产党人、迫害进步力量的政策。1938年，盛世才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以反对托派为名，把派来新疆的25名联共党员逮捕送交苏联，甚至连他的妹夫王寿成（即俞秀松）也不能幸免。盛世才还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告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英帝国主义间谍、挑拨苏联政府与新疆政府的关系，结果导致阿布列索夫被苏联处决。1939年，盛世才将从事宣教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往边远地区。1940年，盛世才又解除了毛泽民财政厅长的职务。随着国内皖南事变和国外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国内反共势力气焰嚣张。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法西斯力量无法阻挡；共产党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即将被消灭，因而彻底撕下了进步的伪装，公开反共。1942年4月12日，盛世才背信弃义，诬陷中国共产党，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以所谓保护和另有任用为名，将南北疆各区县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回迪化，先后集中在羊毛湖和八户梁等处，并命令航空队全体学员离开航空队，也集中在南梁招待所，实际上是将共产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全部软禁起来。9月17日中午，盛世才派全副武装军警包围软禁在新疆的共产党人住地八户梁，把陈潭秋、毛泽民等软禁在邱公馆；下午，盛世才又将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等共产党在新疆全部人员100多人软禁起来。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杀害。不少人或被秘密杀害，或被折磨死在狱中。
盛世才的反革命活动，得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1942年初，盛世才派五弟盛世骥到重庆面见蒋介石。8月15日，蒋介石飞兰州处理新疆各项问题。8月20日，蒋介石指示盛世才抗苏反共方针：（1）中央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控制在哈密的苏军；（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中央收回外交权，使苏联在新疆的外交纳入正轨；（3）肃清新疆共产党；（4）令苏军撤离新疆；（5）收回迪化飞机场。8月30日，宋美龄携蒋介石致盛世才函飞往迪化，吴忠信、朱绍良、毛邦初等随行。宋美龄与盛世才在迪化进行了秘密谈判。31日，宋美龄携盛世才致蒋介石复函飞抵西宁。盛世才在复函中称遵照蒋介石指示，切实奉行。至此，盛世才正式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随后，盛世才政府宣布改组，取消了亲苏和共政策，解散了反帝会，成立新疆省和县各级党部。国民政府乘机派人控制了新疆省政府各个部门，国民党军队也源源开入新疆。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要职。1943年9月4日，盛世才到重庆述职。1944年8月29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至此，盛世才在新疆的军阀统治宣告结束。
延安文艺座谈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经过彻底改造，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还没有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思想感情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由于解放区面临严重的困难，他们对解放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看法和情绪，轻视工农，脱离实际，对火热的抗日斗争漠不关心。他们主张艺术第一，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未能正确解决歌颂光明与暴露某些阴暗面的问题；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工农兵群众缺乏了解，作品中流露了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流行着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例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于1942年3、4月间，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散布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污蔑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在杂文《野百合花》中，王实味把延安污蔑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地方，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没有民主自由、等级森严的场所。这些说明，延安文艺界需要整风。
为切实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批判王实昧等人的错误，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大会一共开了三次。5月2日，召开第一次大会，毛泽东作了启发性的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5月8日，召开第二次大会，代表们进行了积极的讨论；5月23日，召开闭幕会，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毛泽东在讲话中，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要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那种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那么，怎样为工农兵服务呢？也就是普及与提高。所谓普及，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就是从工农兵中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毛泽东论述了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两者的关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毛泽东还论述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毛泽东还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就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革命的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
毛泽东还对"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和糊涂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号召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党外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经过整风积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人民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延安文艺界在会后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讲话，并据此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展开了整风运动。与此同时，文艺界对王实味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中央研究院连续召开座谈会，批判了王实味思想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范文澜、周扬、艾思奇、罗迈等对王实昧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延安文艺界和中央研究院还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通过整风，大大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识别能力，分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限，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与政治的正确关系。除延安外，其他根据地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开展整风运动。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着重解决了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斗争的态度问题。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许多党内外文艺工作者纷纷到工人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如萧三、艾青、塞克到了南泥湾，刘白羽、陈学昭到部队和农村，高原、柳青到陇东等。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全党的文艺工作者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阶段。文艺工作者深人部队、农村、工厂，奔赴前线，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等的《白毛女》等，文艺创作获得了巨大的丰收。
浙赣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