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玮，曾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自1995年先后任日本神奈川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专著《日本通史》《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互动》《〈菊花与刀〉精读》；合著《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另有英译汉《犹太思想》和日译汉《昭和时代见证录》等译著多本。
恶搞源流考
张生
公元前494年，57岁的孔子到达卫国。此前孔子带着一大帮学生，周游列国，多次断粮。路过匡地时，因为一个恶霸--貌似孔子的阳虎曾经欺负匡人，匡人竟将孔子非法拘留了5天。到达卫国后孔子接受了卫灵公授予的官职，俸粟6万。生存第一，这是所有政治家的第一要义，孔子也不能例外。
卫灵公的太太南子，是孔子的“粉丝”，要求见一面。按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要求，孔子该见一下，但南子是那个时代的猛女，“有淫声”。孔子应该犹豫过很久，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还是发生了：
《论语·雍也》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
为孔子该不该见南子，自事情发生以来，中国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专家们至少写过1000万字。但这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纳闷的是《论语》里23个字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到了《史记》中就成了快100字的标准版绯闻，而且故事的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司马迁的经历，肯定没有道理知道孔子与南子的二人对话，如何演绎得如此传奇？
我想，仅就形式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搞”鼻祖。自然，没有人说过，从此“恶搞”就获得合法身份，事实上，后人对司马迁充满文学想象的演绎颇多微辞。
但奇怪的是，司马迁之后，“恶搞”者无以数计，一一列举很占篇幅，我们挑几个有趣的。说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好家伙，相当地洒脱，但“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也是李白写的，韩荆州谁啊？一节度使而已，李白想叫人家引荐，连这种马屁也拍，不够“恶搞”吗？我们当然可以把那时的“恶搞”理解为一种黑色幽默，诸葛亮那么严肃的人不是也曾拿女人短裤羞辱司马懿激其出战吗？
“恶搞”的黑色幽默特质在百家讲坛和网络时代得到充分体现，但当黑色幽默过头了以后，历史会呈现出血淋淋的底色。
北宋宣和二年，金攻占汴梁，立张邦昌为主，张邦昌没有太多显赫的经历，此前不过为河北路割地使，一时篡登大宝，自然无法服众。秦桧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论辞进言金朝当局：“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倖，共为橐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秦桧出面阻止张邦昌当汉奸，够“恶搞”吧。但声震屋瓦的狂笑以后，应当是痛彻肺腑的沉思。
秦桧之后，“恶搞”有所变化，厚重的历史陈述中貌似不经意的闲笔，把历史血腥和仓惶抉择的苦痛如冰凌般刺入人心。《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都是些豆腐块式的“小”文章：明末名士龚鼎孳在清军破城之前与美妾相约殉国，南京城破，龚果然下水，但甫下即匆忙上岸，仅湿裤履，人问其故，答曰：“水凉刺骨”。1646年，另一江南名士钱谦益以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临行前，他穿着小领大袖的衣服游览虎丘，人问其衣服之奥妙，钱答：“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时人刺之：“大人确为两朝’领袖‘！”钱谦益后来致仕还乡，日日丹石，求壮其阳，其妾柳如是有妙评曰“大而无当”！“恶搞”到如此地步，映衬出时下的“段子”特别没文化，但除了无行文人，实在无可置评。
古人之“恶搞”，有其时代背景，可以莞尔宽容之，也可以蔑视之、鄙薄之，视情况而定--或奉之为古典文学之范本，或为家国巨变折射人心之不可思议。近人之“恶搞”，大体可分两类：政治性的与非政治性的。
有蒋某人40岁以前声名不著，给朋友写信比较坦率，曾在给张静江信中提到：“同志每言弟为好色”。本来，就像他的日记写到的，每到上海，“辄去北里”，免不了寻芳猎艳，麻醉自己，这一点很像他折服的胡林翼。胡林翼的岳父曾劝女儿：姑爷年轻时浪荡够了，将来正好专心为社稷办事。某人没有这么坦荡，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领袖了，不好意思于年轻时的孟浪，出版文集时把上文改成“同志每言弟脾气暴躁”。也许正像《陈洁如回忆录》所说的，某人好色时确实脾气暴躁，但这么一“恶搞”式的改编，是想达到塑造道德超人的政治目的吧。
汪精卫年轻时慷慨激昂，谋刺摄政王，事泄被捕，自度必死，乃做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气魄！后来当了汉奸，举国唾骂，他自知不好自圆其说，只好“恶搞”。1939年3月30日，他发表《复华侨某君书》：“如今日本已将和平条件提出来，这些和平条件，既然不能说是亡国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言和平？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为什么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有人说：欧洲战争起来，一定是英、法、俄和德、意对垒，美国一定是加入英、法、俄方面，德、意一定是失败，那么，英、法、俄、美移得胜之师以向日本，日本一定是除了屈服，只有灭亡；这样渺渺茫茫的乐观论，你难道就要根据之以决定抗战到底的策略吗？”这种强词夺理的“恶搞”，水平不免差了些，时人只好为之捉刀，改诗为：曾经慷慨歌燕市，难得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这大概是代表“恶搞”最高层面的春秋笔法吧。
“恶搞”不都是轻松搞笑。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说到海瑞要解决徐阶恶霸儿子横行乡里的问题，他说，海瑞看上去是与徐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为敌，实际上，却是要确保封建皇帝的长治久安，是最大的保皇派；海瑞教育自己老婆要忠君事亲，实际上宣扬封建道德，做孝子贤孙。邓拓说要把读书时间分成3个三分之一，姚文元说，另外的三分之二时间想必是读资产阶级的玩艺，思考“和平演变”。姚文元以为他的笔法属于独得之秘，何曾料想“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没结束”的今天，陈水扁曾因为马英九出生在香港就“恶搞”他为“香港脚”。
非政治性的“恶搞”，其实中外颇有人在，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用这个词。而他们通过反讽和数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揭露，表达出一种深长的人文关怀。
就说聂绀弩吧。人人都知道失去自由的日子难过，他先当“右派”，后当“反革命”，1976年以国民党县团级干部的身份被释放。二十多年，没改幽默。据他说，在北京郊外某监狱的时候，生活待遇不错，过段时间就改善伙食，每次改善，可以吃十几块红烧肉。聂先生以非常欣喜的心情写到这一段，说附近老乡逢年过节，犯个小事，也进来改善改善，而看守总是戏谑地打招呼：“又来啦！”聂先生感慨，要是全国人民也能这样改善多好啊！
“二战”电影《美丽人生》也是“恶搞”路子，说一个犹太人和他的小男孩进了集中营，爸爸为了不给孩子心里留下阴影，就说在玩一个游戏，每次孩子能猜对一个结果，爸爸会兑现一个奖励。于是，阴森恐怖的集中营在电影中是轻快的，甚至是迷人的。最后，爸爸因为参加逃跑未遂要被纳粹枪毙，他仍然告诉孩子这一切是游戏，并承诺孩子一辆坦克。结果，爸爸在孩子的期待中倒在血泊里，而苏军的坦克终于开了进来。这样的“恶搞”是反逻辑的，真实的世界在荒诞中呈现出异样的力量，“知道”真相的我们宁愿孩子永远生活在“恶搞”出的幻象中，真实的丑陋反而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尽管种种“恶搞”不能一概而论，但历史研究还是得告别“恶搞”。因为历史以追寻真相为本旨，而本来尚无可厚非的善意的讽刺与幽默正在变质。轻者，变成轻薄的调皮，在没有质感的嬉闹中娱乐时间，如《武林外史》，如《唐伯虎点秋香》；重者，变成变味的亵渎。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恶搞”是一种对“他者”的蹂躏。因为心理上的距离，“恶搞”者具有任意挥洒的巨大空间，“恶搞”产品的所谓洞察力和酷，由此而生。但也因为如此，“恶搞”者很难理解真实的历史当事人的感受与心路历程，快意中不免造次，比如网络上各种版本的漫画杜甫，比如出于对当下的反感而对民国的刻意美化和编造，什么“八尺协定”，什么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只消灭821日军之类。“恶搞”本身正在进入一个螺旋下降的旋涡里，那是一个没有标准、没有底线的世界。
事实上，任何文化中“恶搞”历史的空间都是有限的。在美国，有人发现美军在硫磺岛竖起国旗的照片是摆拍的，于是肆无忌惮地闹了起来，有人还找了美国国旗焚烧以体现其“自由”。但美国社会立即以巨大的鄙夷制止了哄笑，因为照片是摆拍的，硫磺岛20000余条年轻生命的损失却不是供后人调侃的。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恶搞”是一种文化切割，一种针对过分正经和宏观叙事的切割。没有人说已经遗留下来的文化全是珍宝，但过分的愤激对主流文化脊椎、胸腔和耻骨的切割，可能造成明末式的无调与委靡。
从哲学角度说，眼下的“恶搞”已经成为“概念拜物教”，似乎不“恶搞”就不够先锋，不够洒脱，不够反体制，不够思想高度。其实，就像阿多诺说的，概念拜物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奴役，只有从中觉醒，才能获得哲学性的解药。“先生们，别悬着太高期冀，在这儿空手走到最后会是常事。”哲人的话，送给已经成名的和渴望成名的“恶搞”者。无处归属的历史虚无感--这对以历史为信仰、甚至近乎宗教的中国来说，是件大事。
作者简介：张生，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首席专家。著作有：《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1927-1937）》《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华民国史》等。
“棒打”沈启无
张锐
读《今生今世·戒定真香》（大陆版），忽然觉得胡兰成笔杆棒打沈启无一篇，集道家萧散和兵家机变于一体。文势近于兵家之道，又怀有道家的萧散之美。《孙子兵法》云：“能之而示之不能，用之而示之不用。”此篇翩跹得意处，多见得沈启无的影子，露骨的褒贬之词不多，只在文末借张爱玲的一句戏谑玩笑微露锋芒，如解牛的庖丁轻轻一刀游走，把庞然的肥牛肢解得如土委地。左手是锦心绣口，右手是兵以诈立，萧散飘逸行云流水的文字，佐以兵家的权谋和机变，文采和兵家之布局谋篇结合在胡兰成的笔尖，你沈启无只是砧板上的一尾鱼。
沈启无在新中国成立后摇身一变成了沦陷区作家，对照胡兰成笔下的描述来读，倒很有意思。沈启无随胡兰成去武汉，同行的还有关永吉和潘龙潜，沈启无自恃才华，背后煽风点火，被胡兰成怒叱，见胡盛怒，沈启无不敢作声，只夹着公事皮包灰溜溜走路，后文有句是：“两人如此默默地一直走到医院，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头，像拖了一只在沉没的船。”胡兰成这句话机巧而漂亮。
有缺点的人未必可憎，胡兰成不愿在文字中把自己张扬成惟逞咄咄词锋、睚眦必报之人，故而行文先悠然退开一步，借《庄子》中几个形骸残缺之人来说事，即便身残，却依然有一种美，连丑怪的铁拐李也可以与年轻漂亮的韩湘子、何仙姑同列为八仙，但笔锋耍个花枪，究竟是年代久远，人心不古，当下有些人十足龌龊劣迹斑斑，难得他敬重。起笔引用《庄子》文字，其实姿态也是在学庄子。
继而闲说古来志存天下、开创基业之人，总是和市井之徒有朋友之意，正如初到武汉的自己，倒是和印刷工人、小编辑等人彼此相安不费心机。这例子摆出来，显见得自己和其他三人不合也未必是我胡兰成一人落落寡合，自古多了去。胡兰成举例子总喜欢抛书袋，却没有读腐书的人的酸味，在《今生今世·渔樵闲话》（全本）中写自己革职赋闲，偶然经过彼时上海滩如日中天的吴四宝府邸，吴四宝撇开一拨弟子，殷勤相待，茶酒伺候，依然当他是位国士敬重，一直送到门外。胡兰成信手拈来淮阴侯韩信路过樊哙府第的例子，樊哙当年见淮阴侯来访，跪拜送迎，他料不到昔日齐王居然到寒舍小坐，小坐后韩信出门哑然失笑，不料今日居然和樊哙这样的狗屠为伍了。胡兰成随手引用完，又添一句，这和我有点像，又有点不像。自负之意不言而喻。
虽说与三人不合，但还是爱才，胡兰成依然是一副宅心仁厚的面目。接着便一一来说三人，潘龙潜是小聪明，沾沾自喜，关永吉则是啥事都要做成拍案惊奇。数落过两人，详写沈启无。沈启无“风度凝庄，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这微言大义之笔见出沈为人内心猥琐，却又不明讲。冬日里胡兰成用朋友的钱给沈启无做了丝绵袍子，可他依然叫苦连天，不顾及别人。胡兰成举例用笔点到为止，不会一路杀伐下去，甚至将沈启无偶得的佳句如“大江隔断人语”拈来好好赞叹一番，但一句赞美随即又淹没在一串上不了台面的事实里，瑜终究败在了斑斑瑕疵上。
行文渐渐腾出杀气，忽又戛然而止。末段张爱玲来信，写上海防空灯火管制，爬上桌子套灯罩，把沈启无皱巴巴的白话诗闲闲念出来，引得姑姑大笑，玩笑开完后还要找个理由说这样冒渎沈启无的诗真不该，但对于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亦不妨开个小玩笑。沈启无的诗未必无佳句，但此处所引用的十足矫情，一如沈启无爱装风度庄凝的表情，被人开玩笑也是应当。结语说，刘邦是喜欢狎侮人的，而我胡兰成服善爱才，却每每被鬼神戏弄，以后我还应当学学他。仿佛是受人欺负后无奈的一笑，丰姿洒然，冲淡平和的微笑背后却是一招落井下石--最后一根稻草将沈启无压垮。
唐君毅曾写过胡兰成的权谋和机变，在现代语境中注定失败的事功里依然见得出胡兰成的谋略和兵家的重重机心，以此移植在谋篇布局的文章里，熟稔于心，裹以臻于华美的翩翩文采及一丝萧散飘逸的道家之气，这是许多人爱看胡兰成的原因，也是大陆版《今生今世》脱销的原因。
作者简介：张锐，笔名榜眼张，喜藏书，爱文艺，好写作，文化随笔多见于《语文报》（人教版）、《万象》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