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位于秦淮河入江口地带，西临长江，北枕玄武湖，东依钟山，形势险要，向有“虎踞龙盘”之称。南朝都城建康最早为春秋末年越国灭吴后建的越城，历东晋、宋、齐、梁、陈三百余年，共有六朝建都于此。
建康城周围20里，有12座城门。宫城位于都城北侧，周围8里。官署多沿宫城前中间御街向南延伸；居民多集中于都城以南秦淮河两岸的广阔地区，大臣贵族多居于青溪、潮沟两岸。在宫城南面两侧又各建小城两座，东面是供宰相居住的东府城，西面是扬州刺史所在的西州城。濒临长江的石头城则是保卫建康的重要军垒。
整个建康城按地形布置，形成了不规则的布局，中间的御街砥直向南，可直望城南牛首山，其他道路都是“纡余委曲，若不可测”，可见地形对城市布局起着明显的作用。相比其他新建都城，建康城具有更为丰富的城市轮廓线，更贴近自然山水的人居环境，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城市特色。
此外，南朝佛教极盛，尤其是梁代，故建康城内有几百座佛寺，唐朝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建康还是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内有不少外国使者、商人及僧侣，为城市增添了几分活力。
北魏洛阳
北魏洛阳参照西晋洛阳都城宫室而建，一年后规模初具。七年后于京城四面筑居民里坊及外郭。
北魏洛阳的总体城市布局是，京城居于外郭的中轴线上，宫城位于京城偏北，官署、太庙和永宁寺木塔，都在宫城前御道两侧。城南还设有灵台、名堂和太学。市场集中在城东的洛阳小市和城西的洛阳大市两处，外国商人则集中在南郭门外四通市。
宫城吸收了东晋、南朝建康宫的特点，建有内外三重宫墙，最高政权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在第二重墙内，第三重墙内分为朝、寝两区。朝区中以主殿太极殿和与之并列的东堂、西堂为中心，殿南有广庭，与宫城南面正门阊阖门和门外的铜驼街相对，形成全宫、全城的主轴线。太极殿与东堂、西堂间有横墙，墙上有门，门内即寝区。在中轴线上建有前后两组宫院。前一组为式乾殿和显阳殿，后一组为宣光殿和嘉福殿。四殿前后相重，左右各建一翼殿，都形成和太极殿及东西堂相似的三殿并列布局，并前有殿门，左右有廊庑，围成四个宫殿庭院。在显阳殿和宣光殿之间有一条横街，称为永巷，将寝区中轴线上的四所宫院分为两组。永巷东西经东西面宫墙上的三重门可通到宫外。在中轴线上四座宫院的两侧还有次要轴线，建有若干次要宫院。寝区的布局虽然和魏晋时基本相同，但在性质上已有改变。式乾、显阳两所宫院已不再像魏晋洛阳宫和东晋建康宫那样用为帝寝、后寝，皇帝常在这里进行公务活动，性质近于东堂、西堂。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居民有十万九千余户，加上皇室、军队、佛寺等，人口当在六七十万以上。城郭之间采用里坊制，里坊的规模是一里300步见方，每里开4座门，每门有里正2人，吏4人，门士8人，管理里中住户，可见当时对居民控制是很严的。
荟林苑
古都洛阳是东汉、魏、西晋、北朝历代的首都。东汉末年，在洛阳已有皇家园林十余所之多，魏晋时期在汉旧有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建，在洛阳城内北偏东的芸林苑是魏明帝时加以扩建的。
据《魏春秋》记载：“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帝愈增崇宫殿，雕饰楼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子太行谷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芸林之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居力。”扩建芸林苑时皇帝也亲自率百官参加，可见芸林苑是重要的一座皇家园林了。
又据《魏略》记载：“青龙三年（公元235年）……于芸林苑中起陂池，楫掉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技歌者各有数千。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片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水，使博士马均作司市东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景初元年起土山于芸林苑西阪，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以禽兽置其中。”
芸林苑可以说是仿写自然，人工为主的一个皇家园林，园内的西北面以各色文石堆筑为土石山，东南面开凿水池，名为“天渊池”，引来谷水绕过主要殿堂前，形成园内完整的水系。沿水系有雕刻精致的小品，又有各种动物和树木花草，还有供演出活动的场所。从布局和使用内容来看，既继承了汉代苑囿的某些特点，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为以后的皇家园林所模仿。
云冈石窟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当时的佛教领袖“沙门统”昙曜为主管，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开凿洞窟，镌亥4佛像。根据昙曜的建议，当时开凿了五个洞窟，共雕刻出释迦像五尊，象征着北魏太祖、太宗、世祖、高宗和高祖五位皇帝，体现了“皇帝即佛”的宗教主题。这五个石窟现在分别被命名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窟，也称“昙曜五窟”。
文成帝去世后，献文帝和孝文帝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形成了云冈石窟建造的第二个时期，也是最繁盛的时期。这时期开凿的石窟共分五组，即现在的第七、八双窟，第九、十双窟，第一、二双窟，第五、六双窟和第十一、十二、十三窟。此外，这期间还修建了云冈石窟中最大但中途停工的第三窟的基础工程，第十六、十七窟中未完成的部分以及第二十窟以西的个别小窟。
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至农民起义军攻陷平城（公元526年）期间，云冈石窟的工程继续进行，但大都是一些小型窟龛。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以完整而精妙的佛像造型于2001年12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云冈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最小的佛像2厘米，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
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
云冈第五、六窟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约公元465～494年开凿的一组双窟。庙前有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楼阁，朱红柱栏，琉璃瓦顶，颇为壮观。第五窟开作椭圆形草庐形式，分前后室。后室北壁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外部经唐代泥塑重装。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六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二层方形塔柱，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有代表性的一窟，也是中期造像艺术汇集的大检阅。
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较早的石窟。第七、八窟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第七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为二胁侍菩萨。下龛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东西两壁对称开凿，壁与顶部相接处雕一排千佛。下分四层，雕有八个不同的佛龛。南壁凿有一门一窗，左右两侧各雕四个佛龛。门窗间有六个供养人和伎乐天人像。明窗内雕菩萨和禅定比丘。内拱内雕力士、护法天王和飞天。顶部分格雕平棋，中为团莲，周雕飞天，把整个窟顶装饰得花团锦簇。第七、八窟与前期窟群比，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变革的洪流。
昙曜五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十六窟本尊释迦立像高13.5米，面相清秀，英俊潇洒。第十七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十八窟本尊为身披各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15.5米，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十九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二十窟为露天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13.75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面部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