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9年9月，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地农民在程家沙洲取土护赣江堤坝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埋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的古代墓葬。新干县文化局闻讯后，连夜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次日清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也应邀赶来，随即投入科学的发掘当中。1990年11月5日，《中国文物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发掘的重大收获。
在这座大型的墓葬中，共出土青铜器480余件、玉器一百余件、陶器三百余件，其中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铸工之精巧，堪为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尚属首见。依据出土器物的特征，专家们推断，墓葬的时代应与吴城文化二期相同，即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距今约三千多年。
墓葬坐落在高耸的沙丘中央，墓底仅距地面2．15米，东西向，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8．22米，宽3．6米，东西两端各有高0．6米、宽1．5米的二层台。出土时，墓室中的各种器物均有规律地分布着，大部分器物都有用麻、丝织品包裹的痕迹，有的铜兵器上还明显地涂有红色，并用漆盒齐整装置；有的铜刀、玉戈等被有意折成数段后堆放在一起。同时还发现有大批陶器以及分属三个不同个体的24颗人牙等。根据发掘后整理的结果，墓内随葬的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家具和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具诸类，仅礼乐“重器”就有鼎、鬲、卣、簋、壶、豆、带把觚以及铙、镩等60余件。兵器有戈、矛、刀、镞、短剑、甲胄等等，计250余件。农具和手工工具有铲、犁铧、锥、砧和刻刀、靴形器等，计120件，器型大中小都有。大者气魄宏伟，十分壮观。如通高97厘米、重49．2公斤的大方鼎为巨制。小者制作细腻，纹饰繁褥，精美绝伦。如仅高10、13、5厘米的双耳鬲，假腹豆和扁兽足方鼎等。此外尚有奇异的双人面神器、羊角兽面器和立鸟双尾青铜虎等。堪与青铜器媲美的还有精雕细琢的玉琮、玉壁、玉块、玉环、玉簪和绿松石饰件以及玛瑙人物饰品等。陶器以鬲和小口折肩罐为大宗，还有尊、豆、壶、钵等器形，有的为带色釉系原始瓷质。
二
在考古学史上，商代的大墓多有出土，但像新干商墓这样的规模和出土如此多的器物，则是罕见的。除殷墟王陵外，考古学界还发现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等，但遗憾的是十墓九空，考古工作者只能由仅存的遗物来想象原来的宏富。真正被完整保存下来的，也只有殷墟妇好墓可与新干商墓相比。如果说像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大批青铜器曾使学术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的发现，同样使人惊叹不已。我们知道，在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已经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代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千百年来，人们为之自豪，为之感叹。然而，地处鄱阳湖周围地区的同时期的文化居于什么样一个水平？这里的青铜文化的面貌、特征、发展道路又是怎样的？它与周围的青铜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们以往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尤其是文献中常将这一地区称之为“荒蛮服地”，更影响到我们对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认识。
新干商代大墓中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有许多器物在江西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可贵的是，它们共出于一个单位，年代和组合关系十分明确。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出，不少青铜礼器和兵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同类器是一致的，反映了这里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然是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如出土的乐钟、虎形器和部分兵器及工具等。不仅如此，我们从很多器物的造型、纹样和铸造工艺还可以看出，像立耳上饰圆雕老虎的扁足鼎、虎尊、假腹豆、云纹尾部上翘的铙、刮刀等等，均是只见于江南或是首次出土的商时期的铜器。这应当都是当地工匠所铸造的。说明早在三千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已创造出自己富有特色的青铜文化。此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也相当精美，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如一件玉人头顶，用掏雕技法做成三个相连的链环，很难想像当时能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又有一件十几厘米的玉管，有贯通的细孔，即便是现在，雕琢这样一件玉器，也是相当不易，更何况是在年代久远的商代。
近十年来，长江以南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数量已经不少，且有不少精品和新奇之作。但是，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来自何方？许多人不敢相信其中有江南本地铸造的产品，特别是对那些铸造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往往认为是商代奴隶主由北方带来的，是在商王朝覆灭前由奴隶主准备逃亡时而埋在地下的；或说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从北方带来南方后埋藏的：或者干脆说是由于其他原因由北向南传过来的。还有将南方商代的青铜器年代定得很晚，甚至看成是春秋时期的铜器。新干商墓四百多件青铜器的出土，为解决南方青铜器的产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物证。同时也雄辩地证明江南地区当时已有非常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其冶铸技术和工艺已十分高超，某些青铜器的铸造水平，并不比中原逊色。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和丰富的随葬品，不能不让我们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墓的主人是谁？可以想见，墓主人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堪与同时期的商王陵相比。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南方一方国的最高统治者，即王侯或王室家族成员。也有人认为是商王朝派驻江南的重臣或方伯，更有人认为是南方越族的头领。这一问题，今天我们还难以作出最后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去探讨。
由新干大墓，还使我们联想到商人的疆域或势力范围问题。由汤灭夏桀后所建立的商朝，是一个君主专权的统一的奴隶制大国。它的疆土辽阔。商人的活动范围，一般认为，北起易水流域，东起泰山，西至太行山，南至淮河流域。但通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商人的活动范围实际上已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依据文献记载，商人的早期势力已南及荆楚地区。《诗·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北黄陂发现了商代的盘龙城遗址，城址平面近正方形，有城垣、壕沟，城内还发现三座宫殿基址，规模、形制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宫殿近似。所出的青铜器、陶器等形制特征与郑州二里冈同类器物非常相似。这座盘龙城如果不是商早期所设立的镇守南疆的军事重镇，便是臣服于商的方国首府。然而，盘龙城商代城址还并非是商王国最南的活动地。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以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了商文明已远播到鄱阳湖-赣江中下游地区，这无疑会改变我们以往对这一地区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