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散文和杂文仍然是进步作家常用的武器。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和当时重要文艺刊物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都经常发表杂文。在桂林还有以刊登杂文为主的《野草》月刊（夏衍、聂绀弩、秦似等编辑）。同时，政治性或学术性比较强的议论散文数量也不少。像郭沫若的《羽书集》、《今昔蒲剑》、《沸羹集》、《天地玄黄》等散文集中，就不仅有杂文，还有政治评论、文艺评论等，记录了抗战时期他在政治战线、文化战线上的战绩。针对国内外时事和各种社会现象，揭露或批判反动势力，提出自己对时局的进步见解，几乎是所有各家杂文的共同特点。
从抗日战争时期批判日本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和侵略罪行，揭露汉奸的丑恶嘴脸，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到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实行特务统治，揭示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等等，涉及面相当广，可以说杂文里振荡着的始终是时代的频率。虽因政治水平的差别，在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时，并不一定全都得体精当；但其总的方向是朝向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郭沫若的议论散文中，常常包含作家对坚持抗战和复兴民族的广阔、深宏的政治见解，也包含着渊博的文化学识和科学的精神。作为鲁迅之后又一面文化革命的旗帜，他的许多议论散文是文艺战线上斗争的成果。这部分文字坚决与国民党的法西斯文艺政策斗争，扫除文艺界各种错误思潮的迷雾，热情评价解放区文艺，让新的人民文艺的阳光照进国统区。像《新缪斯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诸文，都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斗争的重要文献。郭沫若还有一些优美的散文诗，如《银杏》、《丁东草》等。朱自清认为，抗战时期的自由体诗得以兴盛，因为这是一个散文的时代，诗歌散文化了。郭沫若则反之，他的一些抒情散文则是散文的诗化，其中洋溢着的盎然诗意，已超过他自己此时的白话诗了。
20世纪40年代后期，被毛泽东同志称颂为“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闻一多、朱自清，也多创作议论性散文。闻一多在长期埋首古书之后参加社会活动，成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坚强民主战士。他曾表示：“因为经过10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所以他的杂文在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同时，特别注重挖掘其深刻的封建主义的历史根源。同时，也强调发扬“五四”精神，继续批判封建主义的意义。他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怒斥反动派，表现了面对特务手枪拍案而起的伟大气概，是一位民族英雄形象的最后完成。朱自清这时有《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两部散文集，其中多文学评论、书评、书序等，发表许多对新文学的宝贵见解。
曾经是湖畔派诗人的冯雪峰，此时曾写过《灵山歌》等诗作，但主要从事散文写作，出版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垮的日子》。除针对现实有所发之外，突出之处在于对社会上各种思想的分析、批判，如在《简论市侩主义》和《论平庸》中对市侩主义、平庸主义做了层层剥析。他的这类杂文文字素净，作风也很从容，把批判的锋芒藏于细密的说理之中。冯雪峰还有《寓言三百篇》，故事平实但深醇有味。
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出版的杂文集，有聂绀弩的《血书》和林默涵的《狮和龙》。聂绀弩，笔名耳耶，抗战后出过《历史的奥秘》（1940）和《蛇与塔》（1941）。1948年在香港出版《血书》。书中既有对旧统治者的讪笑、挞伐，也有对文化界某些谬论的驳斥。他的杂文不满足于揭露和批判，而注重文章的思想深度，针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思考，而且常常有独到的见地。《蛇与塔》中就有许多对妇女问题的见解。《血书》一篇则从读土改文件引出谁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启发农民觉悟、如何看待斗争地主等问题，很有现实的针对性。但不用论证的方法，而写成一篇漫笔。引证的范围很广，以古代圣经贤传、历史人物、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结合有关土改文件，深入浅出，侃侃而谈，表达了作者对土地问题的许多见解。不仅针对土改运动中的一些思想问题，也有助于提高人们分析问题的能力。
林默涵的《狮和龙》一文，从故乡民间节日文艺活动说起，娓娓动听，在富有趣味性的描述中，说明人民力量如狮，必然战胜缥缈的龙。这种杂文的重点不在于向生活的深层突进，而在于以象征的手法，预示人民革命胜利的必定到来，因此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杂文多写于香港，以鲜明的观点在文化战线斗争中发挥作用。杂文在新文学发展第三期中继续被广泛运用，产生不少优秀的作品。这证明鲁迅等文学革命先驱者所创造的这种文体，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发挥着独特的战斗作用，始终保持其青春活力。如果这时期的杂文成就较之二、三十年代有所逊色，那就是失去了鲁迅。鲁迅逝世对新文学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也许在杂文领域中十分容易被人们感觉到。
抗战时期，茅盾的散文创作，收获相当丰富。他接连出版了《炮火的洗礼》、《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等多种散文集。这些散文多根据自己的经历，记录了抗战时期的社会风云。但往往含有很浓的感情色彩，有的托物寄情，更像优美的散文诗。把记叙与抒情相结合，是此时茅盾许多散文的特色。
1941年写的《白杨礼赞》就是一篇壮美雄健的散文诗。它以西北黄土高原的似乎单调的景色，来衬托傲然耸立在这里的白杨。白杨虽然缺少点华丽与妩媚，却伟岸、正直、朴质、严肃、温和，作者用它作为北方农民的象征。通过它，同时也是对在艰苦环境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共产党人的热烈赞颂。
同时茅盾还有一篇《风景谈》，同样以西北的自然景色为背景，表现生活在这里的革命青年。写的虽然只是他们的生产、学习等活动，并没有作精细的刻绘，却发现了他们精神生活的充实、丰富，文中洋溢着难以抑制的赞美之情。作者把这些在艰苦中自强奋进的人，看成是“民族的精神化身”。这是一幅淡彩的解放区社会风景画，也是一曲美丽的青春赞歌。巴金的散文除了记叙漂泊生活中的旅途见闻之外，也有许多优美的散文诗。他出版了《龙·虎·狗》、《废园外》等集子。
《废园外》描写敌机的轰炸使一个幽居的少女丧生，对日寇的暴行表示无比愤怒，对被害者寄予深挚的同情。他的许多篇章用幻想和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激情和愿望。
如《灯》以灯象征热情，它给人以安慰、鼓舞、勇气和温暖，给人以光和热。通过描绘神话和现实的灯，表达一种对生活的信心。
《龙》写“我”没有接受因反抗上帝而受到处罚的龙的规劝，以表达“我要走，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的顽强追求光明的信念。
《日》则表示愿飞向日球，宁愿在那里化为一阵烟、一撮灰。它好比一首新的《太阳礼赞》。这些散文是浪漫主义园地里的新花。20世纪40年代在小品文领域中产生的新人并不多，但也有郭风、秦牧等，前者以写作抒情性的散文诗见长，后者善于将知识性、哲理性与战斗性相统一。他们都已在散文领域中初露锋芒。
1941年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国统区的报告文学衰落了下去，记叙性散文便不太发达。只有一些游记之类的文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如郭沫若的《苏联纪行》、《南京印象》，茅盾的《杂谈苏联》、《苏联见闻录》等。这些集子既有访问游览见闻的记载，也常常发表自己的感触，表现着鲜明的感情倾向。1944年何其芳到重庆工作，次年出版了《星火集》。他在重庆写了一些回忆延安生活、报道解放区情况的散文，也有一些夹叙夹议地描写重庆生活的篇章。这些作品多收于《星火集续编》中。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出过《湘行散记》。1944年又出版《湘西》一书。这些散文大量记叙了湘西的风土人情，所述风俗既是情味浓深，又有相当动人的描写，具有牧歌情调。但间或也写到人民的苦难、旧制度的流弊等。这两部作品都可作为特定地区的风俗史来读，在现代散文中是独具特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