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的文学概述
抗日战争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沿海大城市特别是文化中心上海的失守，文艺活动和出版界一时陷入沉滞状态，一些历史较长的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如《文学》、《文丛》以及《光明》、《中流》等相继停刊，代之以《呐喊》、《烽火》、《光明战时号外》、《战时演剧》、《战时联合特刊》等等小型刊物。面对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作家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纷纷摆脱原先比较狭隘的生活圈子，走向内地和抗日前线。上海救亡演剧队的组成，标志着文艺工作者有计划、有系统地为抗日战争效劳。当时武汉又成为内地文艺活动的中心。从上海、平津和东北等地来的大批作家和诗人，陆续汇集于武汉三镇。
最初，他们虽然“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往民间伸出去”，但“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特别是缺乏思想上的领导，以致文艺工作者的抗日激情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和发挥，文艺的宣传、创作和出版工作往往形成自流，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认识上的混乱。1937年12月，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来到武汉。他十分关心抗日文艺运动的开展，亲自领导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国统区文艺运动。他通过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以及亲身参加各种抗日的重要文艺活动，与文艺界保持广泛的联系，把聚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这些人中，一部分人后来到了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余绝大部分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都被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文艺大军。一时间，武汉三镇抗日歌声回荡，戏剧演出盛行，诗歌朗诵活动到处兴起，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作者精神振奋。这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新气象相适应的文艺方面生气蓬勃的新局面。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继戏剧界抗敌协会之后最早出现的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发起人包括文学界各方面的代表97人。周恩来在“文协”成立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由老舍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党通过“文协”中的党员与进步作家，有力地领导与推动抗日文艺活动。“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文协”之后，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抗敌协会也先后成立。“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于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协”还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等活动，推动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31期，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对于推动抗日文艺活动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文协”开展活动的同时，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进行了各种街头宣传和文艺演出、战地巡回演出，举办了各种讲演会和战地文化供应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演剧队的组织和活动。
1938年8月，“第三厅”将各地来武汉的救亡戏剧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以上海的救亡演剧队为骨干，组成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第三厅”改组后，它们合并为10个队，改称“抗敌演剧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和电影放映队，出发去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进行抗日的文艺宣传。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文艺队伍坚持了抗日民主的宣传。演剧队的活动持续了11年，足迹遍及全国，在前进过程中，大部分团队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改编、淘汰、掺杂和分化，却仍然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积极演出，毫不倦怠，在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有的团队曾经全队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的禁闭，还有一些队员如着名的戏剧工作者、原左翼戏剧家联盟书记刘保罗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停止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性进攻，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场。同时，又加紧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开始限制与取缔各种抗日活动，对一切主张坚决抗日的进步人士，首先和主要的是共产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又连续制造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1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国统区抗日的进步的文艺活动，他们采取种种限制和镇压的反动措施。为了加紧文化统治而成立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分布全国。有的抗日文艺团体被强令改组或解散，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被关进集中营（如冯雪峰），甚至惨遭杀害。一度蓬勃兴起的国统区抗日文艺活动，受到严酷的摧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方针，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包括少部分演剧队）陆续转移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春还有一批转移到香港等地。留在国统区的大批进步作家，在反动的政治压迫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被迫分散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少数几个较大的城市，活动受到极大限制。
因此，从武汉失陷到皖南事变这段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相对地显得比较沉寂；战争初期曾经出现的抗日文艺运动的新气象，也在政治压迫下逐渐消失；一度大量涌现的抗日作品，尤其是戏剧演出活动，明显地减少，许多作家转向长篇小说和多幕剧的创作。在内容上，一部分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彷徨和苦闷的情绪，代替了初期多少存在的乐观倾向。虽然有的作家又从“入伍”和“下乡”，退居到大后方比较狭隘的生活圈子里，但不少进步作家依然在国统区坚持着艰苦的斗争。
1940年剧本《雾重庆》的出现，使前一阶段由《华威先生》开始的揭露国统区黑暗的进步文学传统得到了新的发展。长篇小说《淘金记》由于深刻地反映了大后方农村的现实而受到文艺界的重视。
此后，《腐蚀》和《屈原》等作品分别以现实和历史题材，揭露、抨击国民党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把作家运用文学武器同顽固派的斗争推进到更为尖锐的新的阶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一些进步作家先后批判了梁实秋等主张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张道藩等提出的“不专写社会的黑暗”论，以及为法西斯特务政治张目的“战国策派”。
1940年9月军委会政治部改组后，郭沫若为了抗议政府当局强迫“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参加国民党，愤然脱离“第三厅”，于同年11月在重庆另外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主要成员有沈钧儒、茅盾、老舍、翦伯赞、杜国庠、田汉、洪深等。文工会分为国际问题研究、敌情研究、艺术研究（包括戏剧、诗歌、音乐、美术等）3个组开展活动。它是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中心，直至1945年3月30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
抗战前期以上海“孤岛”为中心的华东非沦陷区的进步文艺运动也比较活跃。1937年11月上海四周沦陷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去内地、前线或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是，上海的抗日文艺活动并没有停止。直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前长达4年零1个月的时间里，留在上海的一批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利用英法等国的“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继续开展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抗日文艺活动。这就是人们习惯地称呼的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运动。他们利用戏剧舞台和进步报刊，在敌、伪、顽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日爱国宣传和对敌斗争，发表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出版了《鲁迅全集》、《大时代文艺丛书》和每集10本、共出5集的《剧本丛刊》，以及方志敏、瞿秋白的着译，翻译了斯诺介绍延安革命根据地抗日斗争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他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汉奸文人，以“奴化教育”和色情内容为特色的“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展开了批判（曾发表《文化界反色情文化宣言》）；还大力推动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动员了一批有爱国心的文艺工作者，包括一部分戏曲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与敌、伪、顽势力进行斗争。在皖南事变之前，上海“孤岛”的进步文艺运动曾经相当活跃。
戏剧活动以上海剧艺社为主，各剧团纷起，是当时比较兴旺、取得显着成效的一个方面。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充分利用戏剧舞台，通过话剧、历史剧、外国进步戏剧，以及各种改编旧剧和民间戏曲等，宣传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表现抗击外敌侵略的民族英雄，起到了振奋人心的教育作用。于伶的《夜上海》、《花溅泪》和历史剧《大明英烈传》，阿英《钱杏邨》的历史剧《明末遗恨》（后更名《碧血花》），李健吾翻译的《爱与死之搏斗》（罗曼·罗兰）等相继上演，在当时吸引了大批观众，发挥了广泛的政治影响。杂文创作也在“孤岛”风行一时。
在这个特殊环境里，杂文是进行对敌斗争，揭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有力武器。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有《杂文丛刊》、《鲁迅风》（并非专登杂文）和几家报纸的副刊。由《文汇报》出版的六作家杂文合集《边鼓集》和世界书局出版的七人合集《横眉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文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注意。进步文艺界内部对于此时此地杂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认识。在巴人（王任叔）与阿英之间曾经引起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在稍后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鲁迅”杂文问题的意见》里，统一思想认识，肯定了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对汉奸文人的攻击和歪曲，给予有力的驳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孤岛”的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报刊被迫撤离或转入地下，进步文艺活动呈停顿状态。
1943年7月，柯灵接编商业性刊物《万象》，发动留居上海的作家，使他们重新提起笔来。王统照、师陀、徐调孚、楼适夷、傅雷等均为其执笔，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后来有较大发展的散文家和小说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由于处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里，文艺工作者具有接近工农兵、深入第一线的方便条件，文艺事业受到党和行政组织的关怀与支持，因此与国统区及“孤岛”的文艺运动呈现大不相同的面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当时的保安和稍后的延安，已经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后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形成了比较活跃的群众文艺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不少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及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使边区与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文艺性刊物纷纷创办（如《文艺战线》、《战地》、《诗建设》、《文艺突击》、《草叶》、《谷雨》、《文艺月报》等），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文艺社团。抗日的朗诵诗、墙头诗、传单诗以及抗战歌曲在延安和一些根据地十分流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奔赴前线或深入敌后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写出了一批真实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毛泽东关于文艺创作的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重视。
1939年前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延安鲁艺、太行山剧团、抗敌剧社、冀中火线剧社等专业团体的帮助指导下，根据地广大农村的戏剧演出和文艺宣传极为活跃。以华北的根据地为例：太行区1940年比较巩固的村剧团就有100多个，而冀中和北岳的剧团、文艺宣传队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已达到1000个以上。它们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鼓舞教育农民群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其中有关“五四”以来文化运动和现阶段革命文化性质的精辟论述，对全国进步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也给边区和其他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带来深刻的影响。陕甘宁边区文协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而斗争。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辅导下，通过群众性文艺活动，涌现出一批民间诗人，如山西快板诗人李济胜，陕北民间诗人孙万福，他们创作了不少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用群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新形式，反映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抗日斗争的新生活，这确实是抗战前期民主根据地文艺开始呈现的一个新的特色。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这种根本不同于国统区的环境中，文艺工作也开始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能不能与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正如毛泽东说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必须经过长期的锻炼才能解决。尽管“抗战期间，由于客观实际的要求与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很多人到前方去过，那也可以说成了一种运动。然而那时大家只有朦胧的为抗战服务的观念，缺乏明确地为群众服务的认识，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投笔从戎，不过是到前方去收集材料，回来好写自己的作品。”此外，也还有少数文艺工作者虽然来到延安，却从未走到工农兵中间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