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次文代会促进了我国各路文艺队伍的大会师、大团结，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健全文艺界的民主作风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保证。郭沫若的总报告也着重强调了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一切过去没有卷入革命的人们。这就使文艺统一战线也可能取得比过去更广泛的基础。”他特别指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和批评的关系：“文艺上和政治上一样，统一战线里面有着不同的阶级，就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可能一下子就归于一致。因此，我们容忍这些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是我们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团结之外，还希望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希望经过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努力，能够完全达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只有团结，没有批评，统一战线是不能巩固的。文艺界应该有一种健全的民主作风。”后来的实践证明，为全体代表所一致拥护的这些基本精神，对以后文艺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没有这种“健全的民主作风”，我们的文艺事业就要受到损害。
第一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它在思想斗争与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有原则地吸收了“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的总结和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这一性质的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制订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它预示着中国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这次会议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时提出，“除了思想领导之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第一次文代会成立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进行组织领导的机构。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都先后成立。这些机构的性质、形式、功能，既承接了30年代“左联”的经验，也直接向苏联作家协会学习。作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对文学界进行思想领导的重要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也在文代会后陆续创刊。
建国后的诗歌
建国后的诗歌创作，与同时期小说的繁荣局面相比，略为逊色，但总的看来，它的成就应该说也是显着的。
新中国的诗人不仅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优良传统，而且从丰富的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收了宝贵的营养，同时也从外国诗歌中取得了有益的借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不断探索着社会主义时期诗歌发展的道路，为开创一代新诗风而贡献出自己的才智。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反映中华民族心声的优秀诗篇。
从新中国成立到“反右派”斗争前夕这8年中，诗歌创作稳步发展，逐步走向繁荣。不论是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卓有贡献的老诗人，还是建国后登上诗坛的新歌手，都以强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歌颂充满活力、充满希望、日新月异的生活，唱出新时代人民的心声。从“五四”开始的新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中国新诗奠基人的郭沫若，在他的作品中，热烈欢呼中华民族的新生，欢呼“光芒万丈，辐射寰空”的人民中国屹立在亚洲的东方（《新华颂》）。何其芳以《最伟大的节日》为题，歌唱“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艾青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向未来的共和国欢呼”（《欢呼》），当共和国成立时，他高唱“礼炮震动着整个地壳。全世界都庆贺新中国的诞生！”（《我想念我的祖国》）朱子奇以《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献给建国一周年，诗中说：
在这空中飞翔的每只鸟都展开快活的翅膀，
在这路上行走的每个人都沐浴着幸福的阳光。
这正是开国之初人民群众的普遍感受和心情。冯至的《我的感谢》传达了广大知识分子对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感激和热爱的真挚之情。臧克家在开国之初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是诗人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诗，它以深刻的哲理和强烈的革命人生观激励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奋斗，诗中充满对旧社会的诅咒和对新社会的热爱。
诗人对新生活的热爱还倾注在他们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的歌颂中。石方禹的政治抒情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运用丰富的政治、历史知识，囊括几个世纪和整个世界，强烈地抒发了反侵略、保和平的感情，突出地写出了全世界反侵略、保和平正义斗争的巨大规模和强大声势。来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新诗人未央，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深入挖掘题材。他的《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曾深深打动过无数读者。老诗人柯仲平在长诗《献给志愿军》中，深情地歌颂志愿军是“栽种”和平与自由的英雄。诗人严辰、田间等都到过朝鲜前线，写诗反映战地生活，表现战士们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歌颂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新中国从1953年起迈出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人们生活日新月异，从祖国各地不断传来诗人们的歌唱。建国后诗歌的第一个丰收季节来到了。这个诗歌创作蓬勃发展的年代，一直持续到1957年的上半年。
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反映群众生活的优秀作品。如阮章竞赞美“伟大的建设计划，在创造新的大地和新的蓝天”。（《光辉灿烂的五年》）他不仅写了《金色的海螺》，以童话的形式歌颂那种为追求美好事物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而且以《新塞外行》这样的组诗歌唱祖国大地上童话般的奇迹。
李季以石油工人的生活为题材，创作了《玉门诗抄》、《生活之歌》等反映石油战线生活的力作。闻捷以社会主义建设中新疆兄弟民族的劳动和爱情为原料，酿造出他那动人的《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等诗篇，这使他成为诗坛上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而傅仇这个热爱森林的诗人，则在他的《森林之歌》中唱出了山区建设者的满怀豪情和理想。邵燕祥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唱出了动人的赞歌，他那《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的歌唱，能赋予枯燥的题材以诗情的美。
而严阵的《江南曲》、沙鸥的《故乡》、邹荻帆的《洪湖颂》、周良沛的《边疆晚会》以及蔡其矫那些大都离不开写江画海的轻盈柔美的诗篇等，也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新的诗情画意。
此外，白桦和公刘是吸取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养料和诗艺精英而成长起的有才华、有风格的青年诗人。白桦不仅吸收傣族古老传说写了长篇叙事诗《孔雀》，而且以真挚的感情和优美的笔调创作了描写藏民游击队战斗故事的长篇叙事诗《鹰群》，同时，他的那些反映边防战士生活的抒情短章（如《轻！重！》等）也写得构思巧妙。公刘描写边防战士和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在诗意的独创性的追求上也是引人注目的，如：“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西盟的早晨》组诗之一《山间小路》）；他从普通的剑麻上也发现了诗意：“它是哨兵的活刺刀，它是祖国的绿篱笆；然而对和平的客人，它捧上碗大的鲜花”（《剑麻》）。
在20世纪50年代的诗苑里，艾青的寓意深刻的国际题材的诗（如组诗《南美洲的旅行》和《大西洋》），金近的《我做了记工员》、柯岩的《“小兵”的故事》等动人的儿童诗，以及袁水拍、公木等的政治讽刺诗，也有着特殊的贡献。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在当时层出不穷众多诗作之中，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政治抒情诗，如奇峰突起，卓立诗坛。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以本民族传统诗歌的特有格调，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蒙族民间“好来宝”艺人毛依罕的《铁牤牛》尽情歌唱了幸福的新生活；而蒙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则把热情的歌献给了来草原修第一座发电厂的“毛泽东派来的北京的亲人”（《幸福和友谊》）。藏族诗人饶阶巴桑擅长描写边防战士和高原牧人生活。仡佬族诗人包玉堂发表了诗集《歌唱我的民族》，主调是歌唱“共产党，我的民族的太阳！”他根据苗族民间传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虹》也是优秀的作品。壮族诗人韦其麟以优美动人的叙事长诗《百鸟衣》而驰名诗坛，通过写民间传说中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来抒发对新生活的热爱。彝族诗人吴琪达拉的《奴隶解放之歌》也表达了这种感情。
诗歌在建国后的头8年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整个文学艺术包括诗歌创作，有了更大的生机。政治上艺术上浓厚的民主空气和诗人们心情的舒畅，使诗歌的评论和创作更加活跃。诗歌创作已经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不仅形式更加多样，题材更加丰富，而且思想更深，诗味更浓。诗人们进行着更大胆的探索和创造。诗的形式，从旧体诗词到各种格式的自由体新诗，都被诗人所采用。《星星》诗刊提出的宗旨是：“欢迎各种不同流派的诗歌”，“欢迎各种不同形式的诗歌”，“欢迎各种不同题材的诗歌”，“只有一个原则的要求：诗歌，为了人民！”当时整个诗坛的发展趋势正是这样的，例如，李季的朴实流畅；公刘、白桦的清新、纤丽；蔡其矫的轻柔、婉约；郭小川、贺敬之的激昂、奔放……这种景象，正如诗人所形容的那样：“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严重影响了诗歌的发展。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批卓有才华、颇有建树或初露头角的新老诗人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从而被迫停止了创作，如艾青、白桦、公刘、公木、邵燕祥等。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便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和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反映劳动人民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迫切心情和苦干精神的优秀作品，涌现了一些来自工农的诗人（如搬运工人黄声孝和他那些豪情洋溢的诗），另一方面，整个诗歌创作的路子（从题材到形式，从思想到风格），却越走越狭窄。像郭小川这样的优秀诗人，都不允许他在诗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稍有探索和突破，他的《白雪的赞歌》、《望星空》等均遭到粗暴的批评，而诗风轻柔的蔡其矫，更是屡受挞伐。于是，诗歌被迫向刚刚露头的风格多样化告别，诗人的创作开始躲避人的真情实感，小心翼翼地与严峻现实保持着距离。
诗人们纷纷下乡，去寻找新的诗情，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在诗的形式上注意向民歌学习，在民族化、群众化上下功夫。有见解的诗人（如郭小川等）既向民歌学习，又吸收古典诗歌、外国诗歌和新诗的优秀元素，进行着自己独特的创造。
在建国10年大庆前后，诗人们纷纷以自己长期积累、精心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向祖国献礼。当时发表的叙事长诗约有100部之多，形成建国以来长诗发展的一个高潮。
李季的《杨高传》以主人公杨高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故事线索，反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斗争生活。闻捷的《复仇的火焰》，三部只发表了两部（《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描写了新疆巴里坤草原上哈萨克族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与以上两部叙事长诗的宏伟气势不同，它显示了一种清新、隽永的风格，把抒情、叙事融为一体，重在表现主人公——将军的丰富而高尚的精神境界。
此外，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戈壁舟的《山歌传》、梁上泉的《红云崖》、雁翼的《彩桥》、王致远的《胡桃坡》等叙事长诗也都各具特色，产生过一定影响。少数民族作家的长诗有蒙族诗人琶杰的《英雄的格斯尔可汗》、傣族诗人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温的《彩虹》等。
抒情诗的创作，在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这段时间内，数量猛增，但深刻、扎实的作品不多。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相当一批诗人在长期磨炼和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创作趋向成熟，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
郭小川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抒情诗的创作上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甘蔗林——青纱帐》、《林区三唱》、《昆仑行》等诗，想象丰富、意境深远，闪耀着人生哲理的光芒，燃烧着火一般的政治热情，以很大的深度表达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心声。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长诗《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气势磅礴、激情洋溢，善于以生动的形象表现重大的政治命题，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对“楼梯式”这个新的诗体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达成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
张志民的《红旗颂》、《擂台》，质朴中包含着强烈奔放的感情。闻捷的《祖国！光辉的十月！》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比他的民歌体的抒情短诗有了新的发展，显得更加豪迈。阮章竞的《高唱〈国际歌〉挺进》，基调高昂、雄浑有力。李瑛的《一个纯粹的人的颂歌》，继续发展了他的抒情短章细腻精巧的特点。李季的《向昆仑》、魏巍的《井冈山漫游》各以自己的风格抒发了老战士永葆革命青春的情怀。
此外，沙白的《大江东去》、忆明珠的《跪石人辞》、陆棨的《重返杨柳村》、张万舒的《黄山松》等，也都是颇有影响的优秀抒情诗。少数民族诗人的抒情诗创作也有新的收获，如蒙族诗人纳·赛因朝克图的《狂欢之歌》、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傣族诗人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以及藏族战士饶阶巴桑的《山、林、江、雨》等，都有其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到之处。
一些劳动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业余诗人（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工人或农民），如王老九、刘章、刘勇、黄声孝、温承训、孙友田、李学鳌、晓凡、韩忆萍、郑成义等，他们有的在前一时期已经引人注意，有的是1958年以后才跨入诗苑，在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建国后至“文革”前的诗歌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就总体而言，它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首先，由于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认识片面、处理不当，不必要的行政干涉和简单粗暴的批评，常常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破坏了艺术民主，这就束缚了诗人的头脑，甚至扼杀了他们的诗才。于是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做“标语口号人”，大量制作那种“紧跟形势”的政治跟风诗，语言乏味、构思平庸、千篇一律。这种不正的诗风，极大地阻碍了诗歌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