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的新作《脸对脸、背靠背》中，某文化馆副馆长王双立，精明强干，众望所归，在代理馆长三年之后，迫切希望能被上级“扶正”。这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牵连甚广、耗人心神的权力大战。通过设计文化馆馆长之位的争夺，老父亲渴望传宗接代的情书，为这部都市谐谑曲赋予沉重的寓言内涵，构成了一部新的微缩权力景观。
《遭遇激情》演绎的是电影摄制组临时工刘禾与身患绝症的少女梁小青的故事。在理解和关怀中小人物敢于直面死亡，承受琐屑、辛酸的人生；《大撒把》中的一对，在一场准婚姻游戏中逃离了分离中的孤独；《无人喝彩》则在四人重组家庭的游戏中，再度认可了婚姻的价值：不是幸福完满，而是别无选择。这些都市影片以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反映人生百态和普通中国人的基本生命存在状态，表达了城市里的普通人对于真挚爱情的追求以及关于婚姻恋爱的烦恼。《永失我爱》、《浪漫街头》、《城市爱情》、《留守女士》、《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等也是如此。
90年代以来的影视屏幕，以历史题材为主线的影视片大量涌现，但作品质量良莠不齐。从《大明宫词》、《唐明皇》、《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一代廉吏于成龙》、《天下粮仓》到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乾隆皇帝》等中国古代历史戏，掺杂正史、野史与民间传说，轮番上演，相继火暴荧屏。根据二月河历史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乾隆皇帝》无论在题材定位、人物塑造上，还是在叙事结构、语言上，均有独到之处。《雍正王朝》全剧贯穿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故事情节紧紧围绕着“当家难”这个思想主题展开，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雍正治国之难、利民之难，作品生动的展现出雍正的果敢刚毅、冷峻严猛，真实地表现了他内心的苦楚和孤独，把这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塑造得丰满、立体而富有张力。
随着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快速发展，人们迫切地需要寻找情感宣泄的突破口，来消除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的精神烦闷。喜剧题材的影视片应运而生，片中的幽默、讽刺、荒诞、滑稽以及那种极端化了的夸张所带来的笑声，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中国电视经历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室内情景剧之后，很快进入了《皇城根》、《爱你没商量》、《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纯粹肥皂剧”的制作。自1997年冯小刚导演了大陆第一部贺岁喜剧电影《甲方乙方》取得成功之后，贺岁片成了90年代电影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相继出现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有话好好说》等贺岁片。此外，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和电视片《围城》、《一地鸡毛》等都是风格独特的优秀喜剧影视片。
90年代以来，文化思想领域逐步开放，与国外的交流合作日益增多，中国电影也开始走向世界，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电影导演的第五代，以张艺谋、陈凯歌最为有名。
1990年，张艺谋的新作《菊豆》入围威尼斯和奥斯卡，开中国电影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先例。1991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再度入围威尼斯，获银狮奖；并再度入围奥斯卡。1992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又一次入围威尼斯并一举夺得金熊奖。接着，谢飞的《香魂女》也分享金熊。此外，陈凯歌1993年为香港汤臣公司制作的《霸王别姬》凯旋戛纳，夺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并入围奥斯卡。张艺谋的《活着》在1994年夺得了评委会特别大奖，在《霸王别姬》和《活着》里担当男主角的葛优更是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荣誉。1994年后，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的《风月》、《荆轲刺秦王》都相继来到戛纳参赛，并且都有所斩获。2000年华语电影《花样年华》、《卧虎藏龙》在戛纳电影节上大获全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此间，田壮壮的《蓝风筝》于东京电影节夺魁；第五代女导演李少红的影视片《血色清晨》、《四十不惑》、《红粉》、《太平公主》、《橘子红了》、宁瀛的《找乐》和《民警故事》、刘苗苗的《杂嘴子》相继在欧洲、亚洲、中国电影（视）节上参赛、获奖。
90年代电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荣誉，实现了中国电影的突破。第五代导演90年代的电影进行着新的艺术个人化多元化的翻新和调整：他们背负着的沉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在90年代转化为对现实人生的感悟；他们以叙述平常人的悲欢离合为主，把80年代理性客观的宏大历史叙事，转化为90年代的主观个人化的历史经验故事。
作为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从民族历史风情习俗入手，积极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此表现自身对于民族的生存状态、心理结构以及人性的根本的领悟。他执导的电影《菊豆》是根据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主要讲述的是：20世纪中叶江南一个农村，染坊老板杨金山为了传宗接代，续弦娶了年轻姑娘菊豆为妻，杨金山年老多病，没有生育能力，菊豆偷偷与他的养子杨天青产生了爱情并生下一子天白。四岁时，天白无意将瘫了下肢的杨金山撞入染池淹死。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菊豆与杨天青依然过着表面婶侄关系的生活。渐已成人的天白怒杀与母“通奸”的生父杨天青。菊豆万念俱灰，纵火烧掉杨家世代相传的祖业“杨家染坊”。张艺谋从审美的角度肯定了旧社会卑微的小人物的精神主体性，反映了个体意识的复苏。通过塑造这些饱含生命激情的人物，张艺谋批判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存模式和病态的家庭生存现实，展现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人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悲剧。
继第五代导演之后，出现了被称为“新生代导演”的第六代导演，他们一般是指出生于60年代、80年代以后在艺术院校毕业、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为影坛注目的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重点关注当下平民生活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注重表现人性美、人情美，显示出影坛新生代的创作活力和艺术个性。
第六代导演张元继改编王小波的小说《东宫西宫》之后，先后编导了《母亲》、《过年回家》。《过年回家》中的女民警陈洁，在陪同服刑女犯人陶兰过年回家途中，始终以平等态度对待陶兰，尊重陶兰的人格独立，给以她真切的关爱。影片描写了普通民众之间的感情纠葛，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爱与宽容。张扬的《爱情麻辣烫》表现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男女在爱情历程上的酸甜苦辣，充满人间真情。他的《洗澡》演绎了一位澡堂经营者老刘与儿子大明、二明、澡客之间的故事，表现了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激烈碰撞，流露出普通百姓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依恋。安战军的《美丽的家》延续了贫嘴张大民的故事，描绘出普通市民的生活艰辛与达观态度。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讲述从乡下进城的农民张宝根，靠自己的诚实与勤劳，在都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宝根在城里的生活体验，给那些正在寻找生活出路的人以有益的启示。霍建起的《蓝色爱情》则通过年轻刑警邰林和女演员刘云的感情纠葛，以及他们前辈的复杂关系，表现了当代都市人对心灵自由和完美个性的追求。其他还有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管虎的《再见，我们的1948》、路学长的《长大成人》、胡雪杨的《留守女士》、贾樟柯的《小武》、娄烨的《苏州河》、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等。
90年代，许多作家因其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精品而名声大噪；不少无名作家亦因此一举成名，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和《活着》等。黄建新导演的改编自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同名小说《五魁》；第五代导演夏刚拍摄改编自先锋小说家格非的同名小说《迷舟》；女导演李少红拍摄改编自苏童小说的《红粉》；何平推出冯骥才同名小说改编的《炮打双灯》；电视剧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自刘恒的同名小说；其它还有四大古典、现代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围城》等改编的影视剧。编导们在忠于原着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与创新，借以表达自身的某种观念。
90年代的戏剧
90年代戏剧的日趋世俗化、通俗化，催生了商业式运转的制作模式，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创作室”、“工作室”，这些“创作室”大多由作家、艺术家牵头，他们热爱舞台艺术，希望通过舞台来实现自身对于艺术的追求和抱负。如郑铮的“火狐狸剧社”、孟京辉的“穿帮”剧社、林兆华的“戏剧工作室”、牟森的“戏剧工作车间”和“蛙”剧社等，这些以制作人牵头的剧社粉墨登场，勾勒出动人的戏剧风景线。如火狐狸剧社创演的《情感操练》、星期六剧社推出的《灵魂出窍》、《疯狂过年车》等，这些作品触及观众熟悉关心的问题，大多受欢迎。由谭路璐任独立制作人、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一剧，不仅剧作的标题和内容特别招徕人，十分切合市民观众的欣赏趣味，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采用了很能引人入胜的“破案戏”的包装来串联情节。戏剧导演牟森的“戏剧车间”工作室1994年在北京演出改编自于坚长诗《0档案》小剧场实验剧，引起很大轰动。小剧场实验剧追求“动作”和“身体解放”，抵制了传统的表演、抒情等艺术形式，完整地呈现了戏剧本身。90年代小剧场戏剧尤其是93小剧场剧目展演获得较大成功。小剧场改变了传统的观演关系，唤起了接受者的亲近意识和参与创造意识，挖掘贴近观众生活、引发他们共鸣的情感内容，如《留守女士》、《热线电话》、《同船过渡》、《与艾滋有关》、《爱在伊甸园》、《疯狂过年车》等，使观众近距离地体验戏剧真切感人的独特魅力。
与此同时，传统的戏曲在艰难追求和探索的过程中，已经初步构建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多元并存的艺术新格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受观众欣赏水平和趣味的导向、戏曲创作的平民化、世俗化，到了90年代，已经成为90年代戏曲发展的主要走向。这些平民化、世俗化的戏曲作品，更为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描写的多是老百姓身边的现实生活，以及平民化的生活景观。作家以平民化的创作心理，写平常人，说平常事，展示了普通人的心态，作品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文化底蕴，蕴含着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闪现着耀眼的人文精神。
北京舞台上出现的曲剧《烟壶》和《龙须沟》、京剧《风雨同仁堂》等剧，以老北京的普通百姓作为描写对象，诸如烟壶艺人、破落旗人、鼓书艺人、三轮车夫、工匠艺人和市井商人等，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来反映出他们的沉重和艰辛、情趣爱好和滋味。这几部戏极具京都市民的生活色彩，带着独特的京城风韵。通过对聂小轩、乐徐氏等城市平民形象的塑造，突出地表现出一种重艺更重德的民族传统和不屈的爱国精神。作品对这些市民的世俗化描写，使观众从这些市民形象身上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风韵，在欣赏跌宕起伏的情节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
对于话剧创作来说，尽管存在“好作品不多，观众减少，话剧队伍有流失现象，话剧工作者士气不高”等现象，但仍然出现了如《地质师》（杨利民编剧）、《商鞅》（姚远编剧）、《虎踞钟山》（邵钧林、嵇道青编剧）等较优秀的剧作。尤其是获1997年首届“曹禺戏剧奖”的《虎踞钟山》，是近几年来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剧本成功地塑造了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刘伯承元帅的艺术形象，讴歌了他从战场年代走进和平年代，以新的现代军事观念，以及高科技武装人民军队，使之走向现代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全剧结构严谨流畅，戏剧冲突尖锐跌宕，情节细腻感人，延续与发展了对于话剧的艺术观念、方法、形式的探索与追求。这一时期，受人们欢迎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历史反思人生、揭示广阔社会生活面的话剧创作。例如《岁月风景》、《世纪彩虹》、《秦淮人家》、《风月无边》、《天下第一楼》等都是这样的戏，它们把视野探向历史纵深，探向人物心灵发展变化的较长历程。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颇具《茶馆》遗风，称得上是当代京味儿话剧的力作。剧本以传统的写实风格描绘了清末民初北京“福聚德”烤鸭店的一段兴衰史，生动再现了本世纪20年代“故都”的风物与民俗民情，它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对美食文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生百态以及人们文化心理的变化，使剧本富有历史感和现实感。而姚远编剧、陈薪伊导演的话剧《商鞅》，在意蕴发掘与舞台形式感方面都有突出的，其主体造型凝重、冷酷而狰狞，效果撼人心魄。
此外，反腐倡廉题材的戏剧也纳入了观众的视野中，如话剧《浪淘碧海》、吕剧《碧水长流》、闽剧《兰花赋》、越剧《日落日出》等。
现代戏曲表演在进入90年代以后也日趋成熟，在理论上，以传统的表演艺术与美学精神为基础，在形式上又不拘泥于传统规范，他们追求唱腔的戏歌化、表演的舞蹈化、舞台的物质化，显示出了盎然的生机。如岳美缇、尚长荣、梁伟平、茅威涛分别在昆剧《司马相如》、京剧《曹操与杨修》、淮剧《金龙与蜉蝣》、越剧《茅威涛个人专场》中的表演状态的追求，没有局限于他们各自所依托的那一剧种表演艺术的传统，而是形成了一种与现代剧场、现代观众真正构成和谐，形成交流的现代戏曲表演品格。此外，新戏《孔乙己》、《卓梅与阿罗》、《西楚霸王》等都呈现出这一特征。有的戏剧则通过舞台造型构成雕塑感，从而传达出一种意境和神韵，如黄梅戏《徽州女人》和马兰、余秋雨夫妻合作的《秋千架》。
总的来说，90年代的戏剧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慢慢发展，走向雅俗共赏的审美层面，既给人以心灵的启迪和震撼，又带来愉悦的审美休闲。这不仅是文学内部规律发展使然，也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趋世俗热是90年代最受人瞩目的戏剧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戏剧生产指向于两极：消费与审美。它一方面直接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映现实生活并同时供人作娱乐消遣；另一方面，又以艺术的方式，超越具体的生活，赋予人以审美的意趣。这一极端现象反映了为了满足观众的休闲娱乐需求，戏剧创作走向日常生活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