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3-前375）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著名的智者。他是西西里岛雷昂底恩城人，早年随恩培多克勒学习修辞、论辩、自然哲学和医学。古希腊哲学家、修辞学家、演说家。在当时以修辞学和演讲术著称。本篇演说为他的代表作。帕拉梅德斯，古希腊攻打特洛伊城的著名英雄之一。他因设计戳穿奥德赛故意装疯，逃避出征的真相而开罪奥德赛。后来，被奥德赛诬陷私通特洛伊王而被处死。人们认为此系冤案。高尔吉亚针对这段公案，代帕拉梅德斯拟写了这篇辩护辞。
我的控告和辩护并不是针对死刑的判决，因为总有一天自然将宣判一切人死刑。我之所以提出控告和辩护是因为事关荣誉：究竟我必须正义地死去，还是在巨大的阴谋和无耻的陷害之后被暴力处死？我们是两军对垒，你们有你们的一切，我有我的一切。你们有暴力，我有正义。你们很容易随心所欲地处死我，你们掌握了我所没有掌握的权力。如果奥德赛之所以提出控告是因为他确实知道我把希腊出卖给外邦人，或者他真的相信我出卖了祖国而出于希腊人的善良愿望提出控告，那么，他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他既然拯救了父亲、孩子，拯救了全体希腊人而且还惩罚了非法的人，为什么不是优秀的人呢？但是，如果他集妒忌、阴谋、诡计于一身，则这些既能使他成为强有力的人，也能使他成为最坏的人。我的话从何而起呢？从什么地方开始？开始说些什么？从何处开始我的辩护？一种无以名状的原因使我要把我的痛苦公诸于世，但这痛苦又迫使我难于用语言表达，我不知道这种痛苦的真实原因，不知它为什么一定出现，只有经过更多的危险，克服更多的困难才使我懂得这一切。
我清楚地看到，我的控告者并不知道要控告我什么。因为他和我一样清楚，我并没有做那件事。我不知那位先生怎么能看到没有发生的事。如果他说是他知道真有那件事他才提出控告的，那他说的不是真话，因为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不同的证据。因为，即使我愿意，我也不可能做那件事；即使我可能，也不愿意做那件事。
我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我是不可能做那件事的。叛卖活动也总要有个开头，而开头总要有个理由，后果总要有个前因。请你说说，如果没有勾结串通，这件事又怎样能发生？如果外邦人没有派人到我这里来，而我又没有派人到他那里去，这件事是用什么方式串通的？如果没有串通，任何信件也不能传递。然而语言居然能有那么大的力量，现在我竟和外邦人联系上了，他们也和我联系上了--用什么方式联系的？谁跟谁联系？希腊人与外邦人，互相怎样听和说呢？是一对一单独谈吗？但我们互相是不懂话的。通过翻译吗？如果有第三者在场就会成为证人，而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了。
既然我做了那件事实上没有做的事，这里总需要提出一定的保证，这种保证是什么？是誓言吗？谁能相信我这个卖国者的誓言呢？是人质吗？谁是人质？譬如把我的兄弟给他们作人质，而外邦人则把他儿子作人质，我看由我的兄弟和他的儿子作人质是最可靠了，但这些事你们都会一清二楚的，并非秘密。有人说，我们以金钱作保证。他给我钱，我就收下了。那么给的钱很少吗？做那样大的事给少了是不可能的。收很多的钱吗？谁运输的？怎样运法？很多人运吗？很多人运很多钱财就是阴谋的证据，但是一个人又是运不了许多钱的。再说，是白天还是夜晚运的？夜晚有许多人守卫着，他们不会疏忽的。白天吗？阳光会揭穿这些事情。那么，是我自己去拿这些贿赂，还是那人送来的？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可能的。
就算我接受了，我又是怎样藏起来的？藏在家里还是藏在外面？放在何处？怎么看守它？显然是要用它们的，如果不用，它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于是，我就做了我所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居然接上了头，交谈了，也听懂了；我从他们那里拿了钱，偷偷地拿了，藏了起来。还有比这个说法更荒谬的，做这种卖国的事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伙？一个人干不了，那么有同伙？同伙又是谁？显然都是同党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我和你们都是自由民，你们当中有谁参与了？出来说说。如果是奴隶，为什么奴隶就不可信呢？他们自己会被迫起来愤怒控告自由民的。
这种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显然必须引进比你们更强的士兵来，这是不可能的。怎样引进来的？是通过门吗？这个门不论开着或者关着对我都一样，因为都有长官守卫着。用梯子爬墙过去吗？难道没有巡逻的？从墙洞里爬进去？这一切都会被看得清清楚楚。光天化日之下军营里的人都全副武装，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别人，也会被别人看到。因此我不能当着这些人的面来做这一切。
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种情形：如果我能够做许多重大的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没有人愿意平白无故地冒那样大的危险，没有人愿意做那样大的坏事。究竟为了什么？（我还要再一次提这个问题）。为了当僭主吗？当你们的僭主还是外邦的僭主？你们有着一切光荣的历史，你们的祖先拥有财富和美德，丰功伟绩，意气风发，具有王道传统，而不能容忍僭主。做外邦人的僭主吗？我给他们什么？我用什么方法把希腊卖给人数众多的外邦人？用说服还是暴力？他们既不愿被说服，我也没有暴力。也许是以两厢情愿以出卖希腊来换取报酬？这才是最愚蠢不过的事。谁能宁愿为奴不愿为王，拿钱买一个王来？谁愿以最坏的人为王而不愿以强者为王？
有人说，我因为爱钱财才做这种事，但我已是小康之家，不需要更多的钱。只有那些挥霍浪费的人才需要大量的钱，而不是那些能控制自然欲求的人。因此应该谴责那些为快乐所驱、追求名利心的，而这一切对我都是格格不入的。说真话，我可以对我过去的生活提出可信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你们自己，你们和我在一起，因此你们是了解这些事情的。
只要有中等聪明就不会为了荣誉做这件事。荣誉来自德行，不能来自作恶。出卖希腊的人怎能得到荣誉？再说，我也不缺少荣誉，有德行的尊敬我的德行，你们尊敬我的智慧。要做那样的事是要很坚定的，他出卖了城邦的一切，出卖了法律、正义、神和人的财富。他无视法律，破坏正义，瓦解财富，亵渎神明。但做这样事的人要冒很大的危险，因而又是不可能坚定的。
他做这种不正义的事是想要帮助朋友、损害敌人吗？我认为适得其反，他使亲者痛，仇者快。这种行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没有一个人做事是要自己受害的。还有一些人是要躲避责罚和危险而做这件事，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我有这些需要来做那种事。人们做这一切有两方面原因，或是为了分享某些利益，或是逃避危害。我如做了那些事，对我自己也有害处，这一点不是不清楚的。出卖了希腊，就是出卖了自己，出卖了子孙、朋友、尊敬的祖先、神圣的祖国、社稷、伟大希腊城邦，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以不正义的手段得来。
请看：我并不是一个衣食无着的人，怎能做出这些事来？做了这些事后我该何处存身？在希腊吗？因干了不正义的事受到法律制裁吗？谁能使我躲避厄运？留在外邦吗？这样不就抛弃了一切伟大的事业，玷污了最美好的荣誉，陷于可耻的不幸之中，把过去为美德所作的努力一笔勾销了？如果我这样的可耻，真是咎由自取了。
我在外邦人当中也不会得到信任。他们为什么要信任做了这种事的人呢？为什么要把私通敌人的人当做朋友呢？当权者对卑贱者是不给予信任的。如果说，失去了金钱、王位都可以重新获得，但失去的信任是不能重新得到的。因此，通过上述，出卖希腊这件事，即便我能够，我也不愿意；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够。
现在，我想对控告我的人说几句话。谁能相信你这些控告呢？应该承认，没有价值的东西就说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你对我的控告，是你亲眼所见，还是靠传言？如果是亲见，那你也知道，这就是指，或者你亲眼看到了，或者你亲自参加了；如果是靠传言，那你就是问了参加者。如果你是亲见，那么请说说时间、地点、方式，是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看到的？如果你也参与了，那你也要因同样的原因受到谴责；如果是从参与者那里听来的，那参与者又是谁？请你走到大庭广众中来，请你来做证，这正是控告者最好的证人，可是我们之中没有人来做这个证。
或许你会说，无论有没有证人事情都是一样。不，事情并不一样。没有发生的事无论如何不能有证人，但对于发生了的事，不仅不能没有证人，而且很容易有证人，甚至必然有证人。你们不仅没有证人，而且制造伪证，我真是没有这种本领。
你根本不知道要控告什么，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此外，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一无所知。亲爱的勇士啊！你相信道听途说的意见，相信最不可信的事，看不见真理，你围着变换不定的意见转倒很勇敢，你掌握事实之所以如此的真相吗？意见对一切人、一切事都是共同的，在这方面你并不比别人更聪明点。但是意见是不可信的，只有亲眼所见才可信，并不是意见比真理更可信，而是真理比意见更可信。
由上述可见，对我的控告有相反的两条理由，一是说我有智慧，一是说我发了疯，而这二者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当你们说我有计谋、有能力、有办法时，是指控我有智慧，但当说我出卖希腊时，又在指控我发了疯。所谓发疯，就是要做不能做的事，做没有利、可耻的事，这些事有害于朋友、有利于敌人，做这种事的人是该诅咒的、不正常的。但对于那种对同一事件同一个人却有相反的说法的人我们又怎能信任他呢？
我要问你，有智慧的人是有头脑的，还是无头脑的？如果是无头脑的，那么此说倒颇新鲜，但并非真理；如果有头脑，那么聪明人就不该犯这样大的错误，就会避恶趋善。如果我是智者，就不该犯错误，如果我犯了错误，就不是智者，二者必居其一。对你提出的数量众多、罪名重大的新老控告，我尽力一一反驳，但我不想这样做。我不愿以你的恶来洗清自己，而要以我自己的善来洗清自己。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对你们--法官们，我劝你们关于我的问题要说真话，不要捕风捉影地来起诉，而要有真凭实据。现在，我要向你们检讨我过去的生活，我需要你们回忆一下我过去所做的好事，不要嫉妒这些事，而要承认这个控告是极大的谎言，从而说出你们所见的真实情况。
这样我就不胜荣幸了。我的生活的开始，特别是后来，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控告者对你们所说的我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的。他所说的没有一句话能够自圆其说。因此用不着来谴责它，语言本身就自己否定了自己。
然而，我的话过去、现在都没有虚假的地方，都是无可辩驳的。我不仅没有过错，而且为你们--希腊人和全人类建立了伟大功勋，不仅对现在，而且对未来。谁使人们的生活由贫困到富有，从混乱到秩序井然？谁以激烈的战争赢得了胜利？谁守卫着成文法，谁发明了文字以便记忆，谁统一了度量衡以便沟通，谁监护着国库不使浪费，发明了烽火以迅速传讯、发明了博弈以消闲暇？因谁的创造，你们才有此一切？显然，这一切都是我的心血。事实证明，我总是尽力避免做可耻的、坏的事情，具有这样丰功伟绩的人不可能对那些丑事感兴趣。既然我没有对你们做什么不正义的事，你们也不该对我做不正义的事，这样才是公正的。
我所做的其他的事也都不应该遭到恶报，无论对青年人或老年人都是这样。对老年人我减少他们的痛苦，对青年人我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我不妒嫉幸运者，但同情不幸者。我不卑视穷人，也不因人富有而说他有德，而是尊重富有而有德之人。在议会上，我积极提建议，在战争中我勇敢作战，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来辅助王者，但我从来不自夸。凡事都要有度，按控告的内容，我答辩到这里。最后，关于你们自己，我还要说几句话来结束我的辩护。请求朋友和群众的同情对判决是有用的。但对于你们这些希腊人中最优秀的人来说，朋友的请求和悲伤是打动不了你们的，只有最清楚的论证才能使你们信服，我要以事实真相告诉你们，而不是以欺骗手段来逃避罪责。
你们不应只注意言论而不注意行动，不要只看到控告而不愿听反面意见，不要把一时机智当做判断，不要把恶意中伤当做最可信的。要以最大的慎重来避免错伤好人，因为这是无可挽回的事。要预先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对不可挽回的事尤其要慎重。当人们要判处一个人死刑时更应如此。现在你们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如果通过这番话能澄清事实真相，使听者得到清楚的印象，因而判决是很容易下的。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可以把我监禁起来，关很长的时间，然后按照真实情况再来做出判决。你们面临着严重的抉择，那种要把我关起来处死的意见是不正义的。正直的人宁死不屈服于这种可耻的意见，或是结束生命，或是忍辱贪生。
如果你们非法地处死我，那么一切都昭然若揭。我会看到，全希腊都知道你们的劣行。你们的控告的非正义性就会尽人皆知，而被告则会被认为无罪。受到法律制裁是你们唯一的下场。一切罪行莫过于此了。你们不仅对我、对我的子孙犯罪，而且你们会使天下都相信你们是渎神的，不正的，违法的，你们处死了一个和你们共事的人，对你们有功的人，对希腊有贡献的人。希腊人都会清楚，这些指控无任何可靠的证据。
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以上长篇的辩护概括起来说的是诬陷问题。希腊人中最优秀的人现在或将来都不应该忽视或忘记这些话。
于洪波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