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卡连柯（1888-1939）Makarenko，AntonSemiohovich苏联教育家和作家。曾担任高级小学校长，1920年起积极从事流浪儿童和少年违法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还创办了高尔基劳动普教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他认为，苏维埃的学校应培养出一大批有政治觉悟，有高度责任感和荣誉感，遵守纪律、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他还认为，有效的、良好的教育必须通过集体、结合劳动进行。而每个家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所以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很大的。主要著作有《父母必读》、《儿童教育演讲集》、《教育诗》等。
每一个人都要说：我要我的儿子成为一个能够立功的人，成为一个心地好的、热情的、有希望和有志气的真正的人，同时我要他不致成为能把一切都花光的废物，因为，您看，这种好心地会使他成一个穷光蛋，使老婆、孩子也陷入穷困的状态，而且他由于这种善良甚至会丧失精神上的财富。
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赢得的、年年都在增长的那种人类的幸福应该属于所有的人，我呢，作为一个个别的人，也有权利来享受这种幸福。我想成为一个英雄，我想立功，我想给国家和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同时，我也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们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的。必要的时候，他们应该毫不犹疑、毫无盘算，幸福也好，悲哀也好，不去斤斤计较地把自己贡献出来。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他们应该成为幸福的人。
可惜，我还没有做完全的检查，但是，我已经看到，幸福的父母往往会有最优秀的子女。而所谓幸福的父母，并不等于说他们的住宅有煤气装置、有澡盆、有一切舒适的设备。完全不是这样的。我看见许多人的住宅有五个房间，有煤气设备，有热水、冷水，此外还有两名家庭女工，可是孩子们并不好。有的妻子走掉了，有的丈夫走掉了，有的不好好上班，有的想要第六个房间或者另要一座别墅了。我也看到许多幸福的人，虽然他们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感到缺乏。我在我本人的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情况，然而，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的幸福是不依赖任何一种物质福利的。请回忆一下你们自己的最美妙的时代吧，那时候好像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可是在心灵里有一致的精神力量，可以放心前进。
这种纯粹的幸福的全部可能性、必要性、义务性是由我们的革命所赢得的，是由苏维埃制度保证的。我们的人的幸福在于我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在于对党和伟大的斯大林的信任。应该成为一个诚实的、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具有党性的人，因为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信念，就是正确地生活下去，就是并不在暗地里隐藏着卑鄙、懦弱、狡猾、陷害以及其他任何一种败行。这种光明磊落的、诚实的人的幸福不但给本人带来极大的好处，而且首先给自己的儿女带来极大的好处。因此，请允许我对你们这样说：为了优秀的儿女起见，你们都要成为幸福的人。鞠躬尽瘁，使用你们全部的天才、全部的能力，带动你们的朋友、熟人，都成为具有真正的人类幸福的人。可是，往往也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打算获得幸福，于是抓住了几块石头，将来用它们建立幸福。我自己有一回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我看来，假如我一抓住这个东西的话，这当然还不是幸福，而是在以后，要在这个东西上面求得幸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作为地基用的石头，这些为了以后在它们上面盖成幸福的宫殿的石头，后来却往往砸破了人的脑袋，造成了纯粹的灾难。
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那就是说，有些幸福的父母，他们是由于自己的社会活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幸福的，他们也善于支配这种幸福，这些父母经常会有优秀的子女，他们经常能正确地教育子女。
这个定义的要点就在这里，关于这个定义，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在我们的教育活动当中是应该有一个中庸之道的。中庸是介于我们重大的、献身于社会的工作与我们从社会取得的幸福之间的。不管你们采用哪一类家庭教育方法，你们都需要找到一个尺度，因此，也就需要在自己的身上培养分寸感。
拿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人们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来说吧--这就是关于纪律的问题。严厉和慈爱--这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可是，在大多数的场合，人们不善于给慈爱和严厉制定标准，而在教育上，这种本领是完全必要的。最常引人注意的是人们虽然在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心里却在想：不错，严厉是应当有标准的，慈爱是应当有标准的，不过，这是孩子长到六七岁的时候才需要的，六岁以前是可以不要什么标准的。事实上，主要的教育基础是在孩子五岁以前奠定的，还有，你们在孩子五岁以前所作的一切，等于整个教育过程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以后，一个人的教育还在继续进行，一个人的锻炼也还在继续进行，不过，一般来说，你们却开始尝到果实，至于你们所照料的那些花朵，却在五岁以前就开过了。因此，在五岁以前，有关严厉与慈爱的尺度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们往往过分地让一个孩子耍脾气，让他整天叫喊，完全不让他哭泣。另一个孩子乱忙乱闹，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这个也问问，那个也问问，没有一分钟的安静。第三个完全唯命是听像一个玩偶。不过，在我们这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你们都可以在所有三种情况当中看到父母缺乏严厉和慈爱的标准。自然，在孩子五岁、六岁以至七岁的时候，这个标准，这个黄金一般的中庸，某种介于严厉和慈爱之间的和谐，永远是应该具备的。
有人在这一点上反驳我说：您谈的是严厉的尺度，然而，教育孩子是可以不要任何一种严厉的。假如您理智地、慈爱地去处理一切，那么，您一辈子也用不着严厉地对待孩子的。
我认为严厉并不是什么愤怒，也不是什么歇斯底里的叫喊。完全不是这样的。严厉这个东西只有当它并不具有任何歇斯底里的特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我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学会了怎样在非常慈爱的口吻中保持严厉。这让你能够十分温和、慈爱而又冷静地说出一些话，但是我的学生们会由于这些话而变得脸色苍白。严厉不一定是以大嚷大叫为前提的。这是多余的。你们的镇静、你们的信念、你们的坚决意志，即使在你们表现得很慈爱的时候，同样会造成强烈的印象。
如果说"出去"--这会造成这种印象，如果说"请你离开这里"--也同样是造成那种印象，或许甚至会造成格外强烈的印象。
第一条规则就是，要特别在你们过问孩子生活的程度这一问题上有某种标准的规则。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它在家庭里面往往解决得不很正确。应思考：孩子独立性的成分应该有多大，要给孩子什么样的自由，在哪一种程度上需要"手把手指导"，在哪一种程度上需要他自己来加以解决，应禁止什么，什么应该取决于他本人的意志。
孩子走到街上去了。你们高声大叫：别往那里跑，别往这里走。这在哪一程度上才算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想到的只是给孩子无限的自由，那么，这是有害的。可是，假如孩子应该什么都问，应该永远到你们那里去，经常由你们去决定并且按照你们所说的那样去行动，那么，孩子就没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机动性和进行个人冒险的任何余地了，这也是要不得的。
我谈到了"冒险"这个词。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已经应该在他自己的行为当中冒一冒险了，你们应该看着他冒险，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允许他去冒险，以便使孩子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以便使孩子不至于完全由于你们的责任心的影响而形成这样的性格：妈妈说过了，爸爸也说过了，他们什么都知道，一切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我将要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你们的那种最大限度地过问会使儿子不能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时长大成为一个毫无主见的，既不能作出任何的决定，又不能进行任何的冒险和勇敢行为的人；而有时候适得其反，他服从，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你们的压力，然而，奔腾着的、要求出路的力量有时爆发起来，结果演变成家庭的乱事："本来是一个好孩子，结果却成了这么一副样子。"事实上，当他服从、听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变成这副样子，不过是自然所赋予他的、随着成长和学习而发展的那种力量作出他的行动罢了，起初，他秘密地进行反抗，而以后是公然反抗。
往往也有另一种极端，这也是屡见不鲜的，就是人们认为孩子应当表现出全部的主动性，应当随心所欲，至于孩子们究竟在怎样生活，他们正在干些什么，人们却完全不去关注。这样，孩子们就习惯于毫无拘束的生活、思维和决策了。许多人这样想，在这种场合能够在孩子身上培养坚强的意志。其实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培养任何意志，因为真正坚强的意志绝不是一种想要什么就获得什么的本事。坚强的意志--这不但是想要什么就获得什么的本事，也是迫使自己在必要的时候放弃什么的本事。意志--这不单纯是欲望和欲望的满足，同时也是欲望和克制，欲望和放弃。假如你们的孩子仅仅受到实现自己愿望的训练而没有受到克制那种愿望的训练，他是不会有最大的意志的。没有制动器就不可能有汽车，而没有克制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意志。
我的公社社员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向是非常熟悉的："你为什么不克制你自己？你已经知道，这里需要抑制。"我问他们。这样的要求"你为什么不放心，你为什么拿不定主意，等我来告诉你吗？"同样是有错误的。
在孩子身上需要培养制止和抑制自己的能力。这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将要在自己的书里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此外，还需要培养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培养起来并不十分困难，这就是判断的能力。它常常表现在一些小事小节上。你们要从你们孩子的幼年时代就注意他怎样观察辨别事物，他说些什么话。这时候，如果来了一个外人，也许不完全是一个外人，而是你们的社会和你们家庭的附加的分子，如访问者、客人、姨妈或者祖母，孩子们就应该懂得什么话需要说，什么话这时候不需要说（例如在上岁数的人的面前不需要说老年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喜欢听这种话。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听人讲话，然后自己说，等等）。孩子对于他们所处的情况的感觉能力，对所处时间的感觉能力--这种能力是极其需要培养的，也是不难培养的。只要在两三件事情上充分地注意一下，再跟儿女谈一谈，你们的推动就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判断能力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对于掌握和精通它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令人愉快的。
黄慧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