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1929-）是捷克裔法国作家、小说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自1975年起，一直在法国定居。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主要作品有《小说的艺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2010年11月15日，"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首次发布，该榜统计了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外国作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版税总收入，共有25位外国作家上榜，米兰·昆德拉以600万元人民币版税收入，荣登外国作家富豪榜第9位，引发广泛关注。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在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对他们而言，"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说，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
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皈依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媒极为发达的时代则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的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
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越思索，真理离他越远；人们越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越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
16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可惜有一个词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对这些人既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未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为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的。
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处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言语。可惜尽管皓首穷经，到头来巴汝奇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既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
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与笛卡尔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性质却不尽相同。小说的母体虽穷理尽性，但是幽默。
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识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而是恰恰相反。它像佩内洛碧（P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扬线。
近年来，指责18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的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18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
18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在上百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像是在耍花枪。而作为一种艺术，技巧绝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与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吗？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谓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锁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从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还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19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19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这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怜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下了不解之缘。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像那场丧礼上的演讲。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
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他则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未来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
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30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抗争，最终被淹没了。"
"Kitsch"这个词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
"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今天，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Kitsch"起来了。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反对既定思维模式，绝不媚俗取宠。今日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有意图地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这件外衣就叫"Kitsch"。
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正如我强调过的，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的、极易夭折的。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黄刚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