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公元前106.1-公元前43.12），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哲学家。生于奴隶主骑士家庭。早年在罗马、雅典学习法律、修辞和哲学。公元前81年起发表诉讼演说，开始政治生涯。公元前70年控告威勒斯贪赃枉法，名闯政坛，公元前63年当选执政官，未经认可，镇压卡提利那暴乱，受到反对派攻击，于公元前58年流亡。在恺撒与庞培的争斗中，支持庞培，恺撒独裁时失意。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后，热衷于恢复共和政体，连续发表反安东尼演说，公元前43年被安东尼部下杀死。西塞罗著作：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的代表作是《论国家》和《论法律》。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务，是人们在正义的原则和求得共同福利的合作下所结成的集体；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体都是单一政体，理想的政体应是"混合政体"，即以当时罗马元老院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国。在哲学方面的创作有《论至善和至恶》、《论神性》等，他主张综合各派的学说，因此被认为是古代折中主义最典型的代表。他是第一个将古希腊哲学术语译成拉丁文的人，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和现在的哲学术语都有极大影响。在教育方面的创作有《论演说家》等，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有文化修养的雄辩家，而训练的方法是实地练习。
在数量众多的学者中，有大批精通本业的专家和许多杰出的天才，而雄辩术虽有各种根据因而可获得最丰厚的报酬，但演说家却为数甚少。这除了这项艺术令人难以置信的博大精深外，谁能想象出其他原因？对于各种事物的渊博知识是必要的，否则词语的流利就会空洞可笑；演说本身的构成不仅依靠选择词语，而且依靠细心地遣词造句；自然赋予人的各种感情都应深刻地加以认识，因为演说中的一切力量和技艺都必须用来融合或激起听众的情感。应该具备一定的优美和机智，教养良好者应有的知识，在抨击和回答时的敏捷和简洁，以及精心表现出的体面和文雅。此外，还得记住全部古代知识和大量事例，一般法律，特别是民法的知识也不能忽视。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由身体的动作、姿势、外观和声音的抑扬变化所决定的演说风格。因为，相对平凡的演员表演艺术即已证明：从本质上说，仅仅演说风格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力量。尽管许多人都以极大的努力塑造自己的外观、声音和姿势，但谁不知道，能使人们屏息聆听的演说家过去和现在都屈指可数？对于记忆，那个一切事物的贮藏库，我能说些什么呢？除非它所保存的素材和词语是思想和创造力的成果，否则，纵使演说家的才能超群，亦将无所裨益。我们不必惊叹优秀演说家之难得，因为雄辩术来自所有上述各种条件，而每一种条件都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成功地获得。我们还要告诫孩子们和珍视其荣誉与光荣的人深思这个目标的深广程度，不要以为通过他们现正遵循着的箴言和大师们的教导，通过练习就可以达到预期的高度，而应懂得他们必须采用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照我看来，实际上没有人能成为集一切值得称赞的才能于一身的演说家，除非他能获得关于所有重要事物和全部文理科的知识。因为他的语言必须通过知识的滋养，才能臻于华美绚丽、旁征博引。演说家若不能理解并感受到处于表面以下的事物，演说术就会变成近乎儿语的连篇空话。克拉苏斯说："我的看法是，对演说提供最大帮助的首先是禀性和天才。就安东尼乌斯现在所指的那些谈论艺术的人而言，他们的演说所缺乏的，不是技巧和方法，而是天赋的才能。因为，在人的思想和认识中总该有某些敏于构思、长于描述、善于记忆的活跃力量。如果有人设想能够通过艺术得到这些力量（那是不对的，因为它们倘能由艺术激起，固然很好，但它们是天赋的才能，不能由艺术灌输给人），那么口才的流利、音质、肺部的活力和整个面容及身体的构造这些条件是与生俱来的，他又该作何解释呢？我并不是说艺术不能改进这些具体条件（因为我并非不知道好的条件能通过教育而更好，不很好的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进），但有人说话吞吞吐吐，声调刺耳，身体的动作和神态笨拙粗野，则不论其因天赋或因艺术而具有什么力量，也不能算作优秀的演说家。然而另有一些人却幸运地具有上述条件，天资过人，熠熠生辉，似乎生而与人有异，系由神力造成。在大庭广众之中，人人静听某一个人谈论最重要的问题，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业，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敏锐地觉察讲演者的失误，而不会注意他的长处，因而听讲者一有反感就会忘却讲演者值得称赞的地方。我这番话对于即使是天资不足的年轻人也根本无意于阻止他们学习演讲术。因为，谁没看到我的同时期人凯利乌斯，一个新手，才智平庸，却在演讲中赢得殊荣？谁不知道你们的同时期人维里乌斯，一个迟钝笨拙的人，却依靠磨炼本领而赢得盛誉？"
可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完美的演说家，我们必须在讨论中设想一位去除一切缺点、具备各种优点的演说家。即使大量的讼案与各种原因和我们借以展开辩论的广场上的混乱与粗野都给最差的演说家留下了活动余地，我们也不能把这当做理由而将视线从我们探讨的目标移开。人们在演说艺术中寻求的不是某种必不可少的实际用途，而是思想中得以无所拘束地、精细地、几乎近于挑剔地进行评价的乐趣。因为，尽管人们可能容忍广场上平庸的演说家，却没有什么讼案和论战能迫使人们忍受舞台上拙劣的演员。所以演说家必须认真做好准备：不但要满足必须给予满足的那些人，还应显示出值得那些有权进行公正评价的人所作的赞美。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自己的想法，亲爱的朋友们，我愿向你们表白我至今尚未说过并且认为永远也不应该提及的想法。那些讲得最好而且姿态最自然、最优雅的人，如果开始讲话时一点也不胆怯，一点也不慌乱，在我看来，他们似已丧失了羞耻感。尽管不应显出胆怯和慌乱，然而我们却无法做到，因为一个人进行演说的条件越充分，他就越对演说的困难、演说是否成功和听众的期望感到担心。但他若不能说出与讲题相符，与演说家的名声相称，并值得听众注意的内容，即使他讲话时故作慌乱，在我看来，也是完全不知羞耻的。我们不能通过表现羞怯，而应通过摒弃不适宜于我们的腔调，来避免厚颜无耻的品性。我认为没有羞耻之心的演说家（我在许多人身上看到这个情况）不仅应受责备，还应当面给予申斥。确实，常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情况也十分频繁地出现在我身上，我在演说开始时往往脸色苍白，感到心中一阵战栗，也可以说，全身都在战栗。我年轻时，一次在开始一项指控时由于害怕而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讲话的能力，非常感激玛克西穆斯，他一见到这个情景便即刻宣布解散那个集会。
人们对此都表示赞成，意味深长地相互看着，并开始交谈。在克拉苏斯身上有着一种奇妙的羞怯，那非但不是他的演说的缺陷，反而是对他的一种帮助，使他显示出可取的诚实。
王焕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