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影响较深。他22岁考取进士，嘉祐六年（1061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在嘉祐六年的对策中，他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但他希望改革应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神宗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45岁时，因“乌台诗案”人狱，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被召人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由于苏轼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与当权者发生冲突，又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后又辗转就任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哲宗亲政后，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苏轼也被列人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苏轼确实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直到元符三年（1101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但是长期流放，加上跋涉的艰辛，他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死于常州，追谥文忠。
苏轼具有坚定执著的品格，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盲从，不徇私，表里如一。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
多年的宦海挫折使苏轼感到极其无奈，他只能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与解脱，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虽屡遭贬谪，依然豁达大度、洒脱随缘、乐观豪放，写出了无数千古绝唱，在诗、词、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巨匠。
苏轼的诗题材广阔，富含哲理，富于变化，挥洒自如，自然奔放。他把古诗中常见的题材提升到很高的层次，使得诗的内涵更为深厚。同时在跌宕起伏中把他旷逸豁达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特点在《东坡七集》中有很深刻的体现。其中最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是他的言志抒怀诗和对自然风光的吟咏。“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的抒情写景小诗，笔触诙谐幽默，极富生活情趣和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苏轼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古文十分出色，在韩愈掀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中，苏轼以他突出的成就达到了顶峰。他的散文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风格各异，至今仍产生着强烈的影响。他运笔平易自然，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语言骈文、散文交杂，长短错落，既能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征，又能以最佳的形式表现他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特定感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流淌在胸中的情感。《陶然亭记》、《放鹤亭记》、《灵虚台记》、《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是他的散文代表作。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内容、创作方法和形式的解放上。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直到苏轼以开阔的胸襟进人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在写作手法上，他创造了与婉约派对立的豪放派。他用字铿锵响亮，任何词语皆可人词。他不让词律束缚自己的思想，让形式服从于内容的需要，再加上他善加利用词的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了节奏舒卷自如的变化。他所写的词的内容包罗万象，男女柔情、悲欢离合、山川大地、农村风物、怀古念旧等应有尽有。他的词或飘逸潇洒、气势磅礴，或慷慨激昂、荡气回肠，或清新流丽、情趣浓郁，总之，宋词在苏轼这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都是苏轼的代表作品。
苏轼代表着北宋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