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目放远
要掌握预测的艺术，关键在于要把握好谋略中的长远性问题，不应被眼前的局部的东西束缚了眼界，而应着眼于长远利益，着眼于未来。《吕氏春秋》记载的一则故事为我们处理好这一关系作出了典范。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攻楚人于城濮。返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后赏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也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晋文公顾近时之利而不忘百世之利，可谓有远见的明君。
《战国策》记载了一则预测事态发展而深谋远虑，避免亡国的故事。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纵长。不能伤秦，兵罢而留于成皋。魏顺谓市丘君曰：“五国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君资臣，臣请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顺南见楚王，曰：“王约五国而西伐秦，不能伤秦，天下且以是轻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顷曰：“天下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国重王，且听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则王之轻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如果魏顺不预测到五国将攻市丘，在未发生战争之前就去劝说楚王，则市丘之存在的命运就很难设想了。
曹操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能够战胜群雄、统一北方，与他具有远见卓识分不开。特别是在军阀混战中注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曹操在建安元年镇压黄巾起义后实行屯田，“州里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交粮之劳”，“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一般没有远见的军阀是“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曹操发展农业生产就在于他有远见，对未来预测能力较强，最终得以称霸。
二、预见后患
孔子在《中庸》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跆，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任何事情，如果有了预测，先做好了准备，就可以成功，没有准备就要失败。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预测事物的发展对于谋略者来说显得何其重要，只有预测了才能早作准备，没有预测好也就无从作好准备，预测是谋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谋略者，需要具备预测能力，高明的谋略者必须具有高明的预测艺术，他将比一般人看得更远些，认识得更深一些。
公元前494年，吴王出兵伐越，大军围住会稽，范蠡、文种劝越王勾践求和，吴王夫差就停止了进攻，答应了勾践的要求。伍子胥听说越国人求和，赶紧去劝夫差不要答应，夫差加以拒绝，很客气地对他说：“相国先上后边去歇息一下吧！”伍子胥唉声叹气地出来了，碰见了大夫孙雄，对他说：“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的功夫就能把吴国灭了！”孙雄冲他笑了笑，有点不相信。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将吴国灭亡了，应验了伍子胥的预言。
有人说，吴国的兴起与衰败，和吴王信用与排斥伍子胥（伍员）等贤臣是分不开的。这话不无道理。那么，伍子胥作为吴国之相，在军事谋略方面有些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呢？从《东周列国志》的描述和《史记》、《左传》等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伍子胥不仅英勇善战，而且有深邃的政治远见。如果吴王夫差听信伍子胥的劝谏，执行“联齐抗越”的战略，那么吴国历史可能就要重写。
伍子胥这个从楚国逃到吴国的智能之士，为了报家仇，曾先帮助公子光（吴王阖闾）用谋刺杀了王僚，同大军事家孙武一起帮助吴王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库”（《吴越春秋·卷四》），为吴国的振兴作出了贡献；随后便辅佐吴王南征北战，东西驰骋，建立霸业。公元前506年，他与孙武率兵伐楚，连战皆捷，直至攻克楚国郢都，楚明王出逃，伍子胥对已死的楚平王掘墓鞭尸三百下，报了杀父兄之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吴越战争中死亡，其子夫差继位之后，伍子胥当了相国。从此，他加强吴国的军事力量，竭尽全力帮助吴王灭亡越国。
时过三年，吴国兴倾国之精兵，以先发制人的手段，一举打败了越国。勾践在危难之际采纳了文种、范蠡提出的委屈求全的策略，假意投降，以图后举。吴王夫差听信伯豁的谗言，准备与越讲和。伍子胥坚决主张灭越。他认为，争霸中原与灭越比较，灭越更有利。因为争霸中原即使取得了胜利，吴人同中原语言、风俗不同，最终“不能属其地，不能乘其车”（《周语·越语上》），而灭越，由于语言、风俗、气候等相同，“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同上）。但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吴王，根本想不到接受越王的投降是养虎贻患，自然也就把伍子胥的劝告当成耳旁风。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决定率兵伐齐，伍子胥劝吴王暂不必攻打对吴国威胁不大的齐国，而应实行“联齐抗越”的策略。吴王照旧不听，遂率兵在艾陵打败了齐军。在吴王夫差班师回朝的那天，满朝文武都到城外迎接，庆贺胜利，惟独伍子胥一人忧心忡忡，默然无言。他预料到吴国的灾祸将会降临，自己也将有杀身之祸。不久，吴王果然听信伯嚭的谣言，以“私通齐国”、“阻挠抗齐”的罪名，逼迫伍子胥自刎。伍子胥在自杀前悲愤地说：“把我的眼睛取下来放在吴国的东门上，我将亲眼看一看越国打进东门来灭亡吴国。”十年之后，伍子胥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越兵攻进吴都，夫差兵败自杀。
吴国的悲剧证实了伍子胥的“灭越”、“联齐抗越”主张是正确的。这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偶合，而是显示了伍子胥出色的战略预见。在春秋时代，自然不会有战略预见这个概念，但要求将军、统帅具有先见之明是有的。孙子主张的“庙算”，就是指将帅对战争进程和结局要做到心中有数。
任何科学的预见，不是无根据的猜测，而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战争虽然较比其他事物带有更多的偶然性，但也是有端倪可察、有征兆可循的，预测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伍子胥在吴王夫差打败越军之后，提出坚决灭越，就是对吴越争霸的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他说：“吴越两国，南北相邻，不仅有世仇，而且势不两立，勾践深谋远虑，手下谋臣精明强干，今日媾和，日后必报仇雪耻。”他还用“夫虎卑其势，将有击也；狸缩其身，将有取也”的一般规律，说明“越王入臣于吴，怨恨在心”，若不灭越，必有后患的道理。当夫差急于北上同各国争霸、许越议和之时，伍子胥悲愤地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治乎！”（《左传·哀公元年》）
伍子胥与吴王原来在制定“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目标时，认识是一致的，可是在打败越国之后，对形势的分析和作战方向的选择上便产生了分歧。吴王夫差只看到了越王投降的表面虔诚，没有看到其以退为进、伺机报复的险恶用心；只看到伐齐得胜，诸侯畏服的表象，没有看到由于长期战争国内政治、经济潜在的危机。伍子胥却不是这样，他透过越国暂时失败，看到了它要复仇雪耻的本质，他从越王求和中洞悉其内心的积愤，他对越国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始终把越国看作是吴国的心腹之患。对于伍子胥的眼力和才能，越国朝野十分敬畏。难怪当夫差把他逼上断头台之后，越国君臣却为扫除了劲敌而弹冠相庆，欢呼雀跃了。
伍子胥的预见与夫差的悲剧告诉我们，对未来预测的正确程度，取决于对主观过程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的程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科学的战略预见，就不可能把现实的军事对抗引向胜利的坦途。
三、神机妙算
《三国演义》记载：赵云保护刘备去东吴招亲。临行前，孔明交给他三个“锦囊”，即三条妙计，这反映了孔明预测能力强，能够把握事态的发展进程。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如同锦囊妙计之所料，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才能。
人们常用锦囊妙计来形容高深的谋略。据查，锦囊是古人用锦缎织成的口袋，多用以封藏诗稿或机密文件。而锦囊妙计，主要是指人们根据事态的发展变化，把预先制定好的行动方案、对策、计划，储存进去，到了必要的时间，再取出来看。演义中多处用锦囊妙计的形式，来表示谋略家的高超智慧。例如在第五十一回，曹操曾留给南郡守将曹仁妙计一条，嘱他“急则开之，依计而行”；第六十七回，孙权率十万之众攻打合肥时，远在汉中作战的曹操，差人给张辽送回木匣一个，在封条上写着“贼来乃发”，密授机宜。在刘备招亲这出戏中，诸葛亮送给赵云的三个锦囊，则更突出地体现了孔明的远谋深算。
诸葛亮的三条锦囊妙计纯系作者虚构，但这段人情入理的虚构，却给人们研究军事谋略以很大的启示。一些谋略家之所以能够未卜先知，在于他们掌握了矛盾斗争的一般发展规律。总的说，孙、刘荆州之争这一根本矛盾，决定了两家在军事上的必然冲突。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不过是周瑜欲夺荆州而设下的一计，明眼人皆能识破，又岂能瞒得过诸葛亮？诸葛亮既然能识破，那当然要想办法破它，使孙权、周瑜弄巧成拙，弄假成真。
从故事的叙述来看，诸葛亮是这样预见事态发展的：
首先，孙权、周瑜的“招亲”既然只不过是一场骗局，那么便可推断孙权绝不会向东吴百姓宣传此事，更不会告诉在东吴内政方面据有实力地位的吴国太和乔国老，所以此事一旦败露，就会使孙权难以下台。因此，诸葛亮在第一个锦囊中告诉赵云，一到东吴就要大张旗鼓地制造声势，让南徐“城中人尽知其事”，并且要刘备立即拜见乔国老。这样一来，就使孙权和周瑜处于被动难堪的地位。
同时，孔明还预料到，即使“招亲”成功，孙、刘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因此得到解决，孙权、周瑜在硬的一手失败后，还会使出软招子，以声色犬马、奢侈生活来腐蚀刘备的斗志；而久经沙场的刘备一旦跳入“安乐窝”，必然不能自拔。所以，诸葛亮在第二个锦囊中，又安排了智激刘备返回荆州的妙计。
诸葛亮又考虑到，当刘备逃出陷阱后，一定会引起孙、刘之间矛盾的公开化，东吴大军必会追杀刘备。在这紧要关头，只凭赵云一人，武艺再高强，也难以抵御。惟独靠孙夫人，以国太之宠女、吴王之娇妹的身份，才能镇住东吴将领。根据此番推测，诸葛亮又设下了第三条锦囊妙计。
“招亲”整个过程的发展变化，果然与诸葛亮的预料相一致：刘备正是在吴国太和乔国老的庇护之下，才“洞房续佳偶”，顺利操办了喜事；当刘备为“声色所迷，全然不想回荆州”时，赵云忽报曹操“起精兵五十万，杀奔荆州”，急得刘玄德连忙偕夫人偷偷离开东吴；而在东吴人马围追堵截的危难时刻，又是孙夫人挺身而出，力喝众将，使刘备安然脱险。最后，诸葛亮又巧布埋伏，把东吴追兵打得大败，使孙权、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
刘备东吴招亲这个生动的故事，可以给人们几点深刻的教益：
第一，在谋略斗争中，对事态发展变化预见得愈准确，计谋运用就愈高明。“事前诸葛亮”有先见之明，处处主动；“事后诸葛亮”即使经验总结得再好，教训找得再准，损失终究无法挽回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指挥员来说，先见之明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预见未来是谋略家的基本功。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每个人都有预见未来的能力，预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谋略家在紧张激烈的智力角逐中，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预见力。在平时，只有注意练好这一手，才能在作战中高敌一筹，算在敌先，掌握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指挥就是预见，领导就是预测。
第三，只有对客观事物的矛盾作出全面透彻的分析，才能准确把握事态的发展变化。所谓未卜先知，并不是靠坐在屋里幻想和空想，而是基于对客观矛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诸葛亮的三条锦囊妙计都在情理之中，正是对客观矛盾精辟分析的结果。
另外，在全面透彻分析客观事物矛盾的同时，要善于从多种矛盾中抓住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在刘备招亲这则故事中，孙、刘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始终是矛盾的主线。孙权、周瑜无论是以“招亲”为名“请君人瓮”，还是用荣华富贵软化，或是派重兵堵截追杀刘备，都是围绕这条矛盾主线发展变化的。把握住这条主线，就对未来的发展曲线看得比较清楚。
四、高瞻远瞩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政治预言家。这些人，好像能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平凡普通的人物，只不过善于根据社会形势、人事去分析其成败与发展趋势而已。
《三国志》中有一篇著名的《隆中对》，是写诸葛亮回答刘备有关天下大势的咨询，在这席冠绝千古的谈话中，未出隆中即知三分天下事，而其后形势的发展也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可见诸葛亮是一位“国际形势预言家”了。但细来看这篇《隆中对》，并无什么特异之术，绝非靠能掐会算预测天下事，而是完全依据于对当时形势、人事的了解和周密的分析而作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旦出了山，就尽心尽力地辅佐刘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靠了他的努力，刘备才得以与曹操、孙权抗衡而三分天下。看来，要想做一个政治预测家，不能以隔岸观火的悠闲态度来对待世事，有时还需要积极地参与和投入，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讲，那就不仅是政治预言家，还是政治活动家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改朝换代是经常发生的事，高瞻远瞩即成为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质，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在政治预测方面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但这种政治预测又无一定之规，总是根据具体的世事变化而变化。总起来看，不外乎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人事转化三个方面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