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可而进，就是：见机而行，打得赢就打。这里所说的“可”，不是指力量，而是指机会。
“机”与“隙”，常常反映着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战场上，敌人出现的失误，合乎我利用的叫“机”，表现于敌方自身则为“隙”。因此，见可而进，捕捉战机，重在乘敌之隙。
见可而进，反言之就是无机勿行。事未发之前，需待机，要有极大的耐心；事发之时，需乘机，要有果敢的决断力。
十七世纪，在英国爆发的第二次国内战争中，克伦威尔将军率军进攻王军。当他的军队快接近目标时，补给品缺乏了。按常规，克伦威尔应该马上发起攻击，速战速决，以防止陷入旷日持久的困境。但他因为没有找到可以破坏敌人阵地稳定性的良机，便断然放弃进攻，实行撤退，诱使敌人走出阵地追击，以便在运动中寻找歼敌的机会。可是，由于追击的敌人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使克伦威尔难以找到可打的机会。他便拖着敌人辗转，中途几经敌人前堵后追的风险，部下急于求战，他却以极大的自制力驾驭着感情的骏马，决不轻易交锋。这样，一直拖了二十天之久，终于在一个雷雨天，克伦威尔发现疲惫忙乱的敌人左翼部队，挤入一个狭窄的谷地，且戒备松懈。于是，他集中全力及时发起猛烈攻击，一举使敌人阵脚大乱，进而导致其全军溃败。
战机，有指挥员主动创造的，有战场上偶然出现的。当“幸运之神”飘然降临时，只有永远保持着进取心的指挥员才与她有缘。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充满迷雾的战场上，偶然的机遇随时都会出现，但并不是每个指挥员都能借此创造出奇迹。这里用得着拿破仑在临死前不久说过的一段话：欧洲一些著名人物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们得到幸运的机会。不是的，幸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是因为他们是伟大的人物，善于控制幸运。
十、知难而退
《百战奇略》云：“凡与敌战，若敌众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争，当急退以避之，可以全军。”
知难而退，相对于“见可而进”。本意指：察看出情形有利于我，当然要向敌进击，如果明知道前途多艰，就不可贸然行动，以免后患。
敌情条件不同，对付方法各异。“打不赢就走”，在退却和转移的被动形式中保存实力，创造“可进”的战机，这是实行运动战和游击战时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证明道：一支军队能在失败的环境中挺立不动，其价值远高于在胜利的环境中勇敢争先。因为向敌人进攻只有血气之勇就够了，而在胜利的强大的敌人面前实行困难的退却，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一次良好的撤退，要和一次伟大的胜利一样应该受上赏。
1931年7月，鄂豫皖红军军委红四军规定了攻英山，出潜山，相机夺取安庆，以威胁南京的作战方向和作战任务。八月初，红四军攻占英山，歼敌一个多团。初战的胜利，使当时任鄂豫皖红军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头脑更加发热起来。他急令红四军“乘英山之胜抵安庆”。这时，徐向前等红四军首长全面地分析情况，认为马上出击潜山、夺占安庆，将会遇到许多不利条件。比如：要通过近四百里的非红区；远离根据地，后勤保障困难；兵力不足一个师的红四军，沿途要同两倍以上的敌正规军和大量的“清匪团”作战等，因此，夺占安庆毫无胜利的希望。相反，如果红四军改变原来的计划，及时制胜的条件很多，且能调动和牵制江南部分敌人，以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基于这一正确的情况分析，红四军首长当机立断，放弃夺取安庆的计划，实行南下作战，果然连战皆捷，达到了预想的作战目的。
知难而退，是进攻中的“退”、运动中的“退”，是为了重新选择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的“退”。倘若在坚守防御作战中也照搬此谋，那是要挨板子的。
十一、围地则谋
《孙子兵法》云：“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围地，吾将塞其阙。”孙子在其兵法“九变篇”中讲的“圮地无舍”、“围地则谋”，从广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在山地作战应注意的战术谋策。总的说，山地作战宜奇不宜正，宜轻不宜重，宜速成不宜久，防者多用伏，攻者多施变，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引一段史学界对诸葛亮“六出祁山”经验教训的分析：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3年，六七年的“祁山之战”，蜀军队伍严谨，兵精将锐，诸葛亮以“鞠躬尽瘁”的精神，运筹帷幄，并亲自发明“木牛流马”，解决山地运输的困难，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祁山之战，魏蜀两军都为险峻叠起的秦岭山脉所阻，都利于守而不利于攻。而要取得出击作战的胜利，非得实行出奇制胜的战术不可。但孔明办事用策过于“谨慎”，限制了他智慧能量的发挥。他只专注于研究“八阵图”等阵地战术，而对于出奇用兵则想得很少。
本来，一出祁山之前，颇有实践经验的魏延曾向他建议：“闻夏侯懋，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掩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帷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亦足可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建议，是在对敌情、道路、后勤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出奇之谋。孔明若接受这个建议，采用隐蔽迂回，轻兵奇袭，直捣长安，再以斜谷大军做下面配合，很可能一举而定秦川。但孔明以“轻躁冒进”为由，否定了这个计策。随让马谡为先锋主将，绕道阳平关，经武都、天水，到祁山，让十万蜀军在崇山峻岭中，进行笨拙而迟缓的“武装大游行”，弄得自己疲惫不堪，而使魏军赢得了时间，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直到马谡失守街亭，孔明仍未从军事上吸取教训，以致他在后来的北伐作战中，还是搞老一套，只打阵地攻坚战，而不敢“循秦岭而东”，深入敌后作战。这与孔明死后的邓艾阴平渡险，突然插入蜀国腹地，迫使刘蜀政权顷刻瓦解的作战相比，显得非常逊色。难怪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可见，在山区围地作战，若只会用正而不善施奇，只循常法而不精于谋，很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十二、圮地无舍
孙武说：“圮地无舍。”又说：“山林、险阻、清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圮地，吾将进其途。”就是说，军经圮地，要迅速通过，不可停留，不要在这种地形处宿营。
吴王问孙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在吾隘道，则如之何？”
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期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
公元679年（唐调露元年），大将裴行俭奉命率军进击东突厥，军至单于界北，天色已晚，部队已安营扎寨，堑壕也都挖好了。裴行俭却改变命令，让部队向高岗处转移营地，诸将不解，裴行俭不听他们的建议，坚持徙营高岗。夜里，风雨雷霆暴至，开始设营的地方，水深丈余，诸将莫不惊骇。这是“圮地无舍”的一个例子。
《百战奇法·泽战》云：“凡出军行师，或遇沮泽、圮毁之地，宜倍道兼行速过，不可稽留也。”可见，圮地，可泛指难行之道，应该避开，或迅速通过，以免不测。
十三、散地无战
语出《孙子兵法·九地篇》。“散地”，诸侯在自己领地内与敌作战，其士卒在危急时容易逃散，故称散地。散地无战，并非不打。敌人进犯，肯定是倚仗其优势，而守军则处于相对劣势，作为“散地”作战的谋略，它要求避免过早决战，采取守势，逐步消耗敌人力量，待机歼敌。古人称“战”为攻势，“守”为守势，所以“无战”是不采取攻势，而是以守势作战为主。
孙子事吴王，吴王问孙子：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若敌攻吾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来攻，则如之何？
孙武回答：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斗；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阵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合众，聚谷蓄帛，保城备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战，则必困势依险设伏；无险则隐于天气阴晦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为功。
可见，孙子谓“散地无战”，并非消极地坐以待毙，而是一种积极防御的谋略。
抗日战争中我军民采取的坚壁清野、游击战争，都体现了这一谋略。我军依险设伏，出其不意进行的平型关战役，是在“散地”条件下进行的攻势战役。
孙武同时指出，“散地吾将一其志”，更说明了敌人进入我腹地之后，我可在政治上占有优势，动员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十四、死地则战
孙武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死地则战。”军处死地，奋力拼杀则生，必死则生，不奋力拼杀就必然灭亡，幸生则死。在这样的地方，应当告诉士卒，抱定必死的决心，奋勇作战，死里求生。
《吴王孙武问对》中有关于死地作战问题的论述。吴王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之投命溃围，则如之何？
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险吾能；令告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飨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捐冠，绝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砺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震鼓急噪，敌人不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这是孙武对死地战法的具体解释。
《十一家注》杜牧引卫公李靖的话，讲述“死地”的具体情景，以及击战解围的办法说，“或有进军行师，不因乡导，陷于危败，为敌所制。左谷右山，束马悬车之径；前穷后绝，雁行鱼贯之岩。兵阵未整，而强敌勿临，进无所凭，退无所固，求战不得，自守莫安。驻则日月稽留，动则首尾受敌。野无水草，军乏资粮，马困人疲，智穷力极。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如彼要害，敌先据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纵有骁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是李靖对“死地”特点的具体描述。关于战法，他说：“若此死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当须上下同心，并气一力，抽肠溅血，一死于前，因败为攻，转祸为福。”这是具体的战法。战场之上，争斗拼杀，是实力、意志和智谋的较量，处于死地的双方，一方要拼命摆脱困境，另一方要致敌于死地。谁胜谁负，一看将帅谁更智胜一筹，二看士卒斗志何方更坚。
“死地则战”不同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因为，后者是将帅因时因地主动采取的行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而前者，是由于指挥失误，或由于无法预料的原因以致陷于被动的作战局面。因而，在具体处置上，是有区别的。
十五、途有所不由
《十一家注孙子》云：“途虽近，知有险阻、奇伏之变而不由。”选择进攻或退却路线，是一个关系到能制敌还是被敌所制的问题。若选在敌“不虞”之道，攻能出其不意，退能乘隙而溜，则可不受制于敌。
公元47年（汉光武二十三年），汉光武帝刘秀派马援、马武、耿舒带领四万兵马攻打五溪（今湖南贵州交界处）。他们到了临乡（在武陵县古城山上），正碰到五溪兵马。经过仓促交战，五溪兵大败逃回。马援要乘胜去抄五溪人的老窝，有两条路可走：一条通过壶头山，路近但难走；一条通过充县，路平坦易行，但远得多。副将耿舒主张走充县那条路，马援认为这会耽误时间，消耗粮草多。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见奏请汉光武帝刘秀之后，便带领部队由壶头山向敌纵深穿插。结果误入敌人的伏击圈。时逢炎炎盛暑，汉军不服这里的气候、水土，好些士兵中暑死去。两军一连对峙了几个月，这期间，汉军屡遭五溪人的袭扰，疲惫不堪，马援中病而死。
马援是屡立战功的名将，这次进攻五溪，因路线选错，使自己的优势之军困于劣势敌人之手，“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在军事斗争中，险和夷是同虚和实相联系的。但地形中的险，并不都是布防上的虚。所以，许多军事家都把行动路线选在险绝的山地，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
十六、军有所不击
《武备集要》云：“敌劲而居死势，必死战，我切毋与战。彼怠则进，彼前则却，久之自毙。”
军有所不击，是说有的敌人不要马上攻击它，应因情、因势、因全局需要，灵活确定攻击的时间和方法。
穷寇据险，为防止它“陷于死地而后生”，暂时不击，待其心惰再击。
我正向敌纵深穿插，途遇小股敌人纠缠，我为着实现主要任务、主要目标，就需要绕过眼前的“绊脚石”，甩开小股敌人的纠缠，切不可因小利而乱大谋。
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目前尚不能击，则需要采取拖的办法，或实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之法；或采用“蘑菇”战术；或凭险扼守，迫敌分兵持久。总之，都是为了待机而击。
秦赵长平之战中，当白起把赵括所率的部队全部诱入“口袋”后，并不马上攻击，而是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在保障自己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坑杀四十万赵军。从而避免了冷兵器时代那种即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歼敌三千”也要“自损八百”的结局。
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对新保安之敌两星期内围而不打，对太原之敌暂时不攻，对淮海之敌暂不作最后歼灭，都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目的是稳住“惊弓之鸟”，待敌内变、瓦解。
军有所不击，还包括要善于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地改变既定方针和实行着的计划。例如，原来认为当面之敌是可以击的，且决心已下，计划已作。可是，在实现决心和计划的过程中，发现情况有变（或因原来的侦察、判断错误，或因敌人察觉我企图改变了部署，设下了圈套），就应该敌变我变，或暂时停止攻击。
十七、地有所不争
《十一家注孙子》云：“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则不争也。”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都是强调指挥员应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或改换进攻目标。
歼敌与略地，是进攻作战的直接目的。然而，军事家的锋芒所向，首先在震撼敌方全局的要害处和最敏感部位。最终目的是要攻、要争，但目前条件不成熟，就坚决不攻、不争。
公元617年，李渊兴兵伐隋，在接连攻占霍邑（今山西霍县）、龙门（今山西河津）之后，集中主力围攻河东。河东隋军守将屈突通凭坚固守，李渊屡攻不下。这时，李渊想绕过河东，直趋长安。部将裴寂则认为：屈突通兵力不小，若舍之而去，一旦不能攻取长安，退时必为河东所乘，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所以应该先打下河东再前进。与裴寂的意见相反，李世民着眼“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战略方针，高屋建瓴地提出：若乘势迅速入关，则长安震惊，“智不及谋，勇不及断”，攻取容易得手。否则，顿兵坚城，空耗日月，对方可以从容备战，成功就难了。
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意见，以少部兵力继续围攻河东，亲率主力渡河入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迫使隋朝官吏纷纷投降。李渊很快攻克长安，取得关中。河东守将屈突通见大势已去，被迫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