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胸怀大度
如《东周列国志》所描述的脍炙人口的“绝缨会”，就是说明楚庄王的将帅气度，非同凡响。史载：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平定斗越椒反叛之后，设宴招待群臣，名曰“太平宴”。当时楚国文武百官俱来赴席，喝到日落西山，兴尚未已。庄王命掌灯继续欢饮。当大家带几分酒意时，庄王叫出许姬为大家敬酒。突然，一阵风吹灭了堂烛。席上一人见许姬美貌，趁灯灭之际，暗中扯她的衣裙，拉她的手。许姬倒也厉害，她左手绝袂，右手顺势将那人帽缨揪了下来。许姬取缨在手，趋步走到庄王跟前，附耳奏道：妾奉大王命敬百官酒，其中一人无礼，乘烛灭，强牵妾袖。妾已揽其缨在手，大王快命人点烛，看看是哪个小子干的！庄王听罢，急命掌灯者：“切莫点烛！寡人今日要与诸卿开怀畅饮，大家统统绝缨摘帽，喝个痛快。”当文武官员皆去缨之后，庄王才命令点烛掌灯，于是，那个调戏许姬的人便被遮掩过去。
散席之后，许姬不解地问庄王：男女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况且我是大王的人。您让我给诸臣敬酒，是对他们的恩宠。有人竟敢当您面调戏我，就是对您的侮辱，您不但不察不问，反而替那小子打掩护，这怎么能肃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呢？庄王笑说，这你妇人家就不懂了。你想想，今天是我请百官来饮酒，大家从白天喝到晚上，大多带几分醉意。酒醉出现狂态，不足为奇。我如果按你说的把那个人查出来，显了你的贞节却冷了大家的场。让群臣不欢而散，那可不是我举办这个宴会的目的。许姬听了庄王的一片道理，十分佩服。从此，后人把这个宴会叫做“绝缨会”。
调戏君王的宠姬，无疑是对君王的羞侮。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谁要是犯了这方面罪过，在劫是断难逃脱的。楚庄王能原谅属下的不轨，还设法替他打掩护，确实有胸怀和度量。
有句民谚，叫“宰相肚里能撑船”。传说是一位宰相的小老婆与宰相的秘书私通，当两人在房内卿卿我我、窃窃私语时，被宰相在窗外听到了。这位老大人一怒之下，本想闯进去捉奸，后一转念，自己年纪大了，怎能满足正当妙龄的小老婆？再说这位秘书是位得力智囊，还是不要把矛盾激化。想到这里，便悄悄地躲开了。为了防止他们继续胡闹，老宰相借八月十五赏月之际，用吟诗方式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位秘书倒也聪明绝顶，即以“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诗句和之，吹捧宰相的宽宏大量。
楚庄王作为一国之主，同这位传说中的宰相一样，他之所以“绝缨”，主要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权衡利弊，顾全自己和宠姬的脸面同巩固政权、建立伟业比起来，前者事小，后者才大。因妇人之见而失去群臣的拥戴之心，那是得不偿失的。
楚庄王这一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后来，楚师伐郑，前部主帅襄老的副将唐狡，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充当先锋，为大军开路。唐狡力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使楚军进展顺利。庄王嘉奖襄老，襄老说，这是副将唐狡的功劳。庄王要厚赏唐狡，唐狡不好意思地说：我怎么还敢讨赏呢！“绝缨会”上牵美人的罪犯就是我！蒙大王昔日不杀之恩，今日才舍命相报。楚庄王感叹：如果当时明烛治他的罪，今天怎么会有人效死杀敌！
历史上，大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雄略之主，一般都具有超人的战略远见和博大胸怀。例如，春秋时期的首霸齐桓公，刚即位时不计管仲一箭之仇，毅然接受鲍叔牙的推荐，任命管仲为相；唐太宗李世民在夺得政权以后，不计前怨，重用以前的政敌魏征，把他提拔为宰相，视为明镜。可以推断，管仲权倾朝野，对齐桓公岂能不殚精竭虑，肝脑涂地？魏征得遇明主，岂能不尽心尽职，为“贞观之治”贡献聪明才智？同样，楚王能顺利平定内乱，复取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他的宽宏大量，善于笼络部属不无关系。
当然，对所谓的胸怀度量，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不论是哪个阶级，哪个国家军队的指挥员，谁能做到襟怀豁达，待人宽厚，谁就能较容易地获得人和之利，把各方面的人团结在一起。《水浒传》里的宋江，只不过是位文才武略平平的县衙小吏，然而在他周围却聚集了那么多奇才异士，干出了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主要原因也是他的“君子之量”赢得了人心。
人们常用“大将风度”来称赞某些领导人。所谓的“大将风度”，绝非指仪表而言，主要是指提挈千军万马的秉性、气质和素养。克劳塞维茨说过：“宽厚或嫉妒、谦虚或傲慢、温和或暴躁，所有这些感情力量，都能在战争这种大型戏剧中起作用。”日军的《统帅纲要》里有这样一段话：“凡为将者，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公正的品质与宽宏的度量，并以坚定的意志、卓越的见识与非凡的观察力，使自己成为众望所归全军敬仰的中心。这样才能振作士气，才能使军队排除万难，刻苦耐劳，不屈不挠，勇于杀敌。”二者都强调了将领大度的重要性。如果说，在剥削阶级的军队里，将帅的宽宏大度是出于谋略上的需要，那么，在我们无产阶级军队里，胸怀坦荡，与人为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气度和美德，则应是每个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的必备素质。
二、不念旧恶
古代战略家为了从全局利益出发，不管政敌过去对自己如何残害，在取得政权以后，对诚心归附之敌应给予宽大处理，给以自新之路，体现出新兴阶级的宽大政策。如此，更有利于斗争形势的发展。西汉刘邦和东汉刘秀此两位开国之君，为后代得天下者树立良好典型。
刘邦赦蒯通，化敌为友，大臣旷然，咸不自疑，有力地控制了局势，即为一例。而刘秀思想境界高于先祖，其为人，既有谋略亦有大度。对政治家来说，谋略与大度，是两种优良的品质，缺一不可。有谋略而无大度，则必残忍；有大度而无谋略，则必无能。作为政治家刘秀，首先是胸怀韬略，对杀害其兄之刘玄与朱鲔，以和颜悦色，低声相应对之。未尝以取伐昆阳之功为念，亦未以兄之见害为怀，孝施不施，丧哀不举，竭力稳住刘玄，惟枕席之上涕泣而已。此种伪装，居然取得刘玄信任，拜为大将军，封武信侯。此深谋远虑，非他人可及。但重要方面，是其春风大度。经过斗争，刘秀从刘玄那里分化出来，形成一支独立力量，进而与刘玄争天下，斗争结局，刘玄一败涂地，最后刘秀围困刘玄，可以一报杀兄之仇。但富有策略头脑的刘秀，对刘玄却采取宽大政策，以分化之，不但没有杀害，反而积极保护投降后的刘玄，体现出一代帝王的风度。攻下洛阳之后，不杀朱鲔，并封为洛阳太守，不念旧恶，足见其宽宏大量。
封建社会的道德，提倡以德报怨，从策略高度上做好矛盾转化工作。这就是受害者得势之后，对自己政敌不是报之以怨，而是报之以德，使人民感恩戴德，促使矛盾转化。此是封建社会政治家的一种政治手腕。此种矛盾转化之法，不具有策略头脑的政治家，报复心重、度量狭小之人，势难掌握此法。结果，他们必然到处树敌，四面楚歌，将自己置于孤立地位，为自己政敌所击败。
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皆善于运用此法，从全局着眼，以感化敌人，化敌为友，为我所用，壮大斗争力量。此例举不胜举。晋国臾骈之为人，即为此种品格之代表。
史称：狐射姑乃晋国之功勋后代，权势很重，曾因宿怨鞭打过臾骈，后来狐射姑因谋杀阴处父而被逐，逃至赤翟、潞国。此时赵盾执掌晋国权柄，与狐射姑有旧，遂使臾骈送其家属至赤翟、潞国。臾骈家丁建议于路中杀死狐射姑家属，以报昔日之仇。臾骈曰：“元帅以送孥见委，宠我也。元帅送之，而我杀之，元帅不怒我乎？乘人之危，非仁也，取人之怒，非智也。”尽心送去，丝毫无损。射姑闻之，叹曰：“我有贤人而不知，我之出奔，理所当然。”赵盾闻之，颇重臾骈的人品，有重用之意。此例可见，臾骈不念旧恶，以德报怨，是风格；不乘人之危，不取人之怒，是理智；不辜负委托，顾全大局，是尽责。具有此种品格者，如委以重任，必能大公无私，忠于职守，团结他人，驾驭矛盾，以天下为公。
三、安定反侧
战争从来都是政治的继续，因此，要求军事家要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气量。
官渡之战结束后，曹军打扫战场时，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检出一束书信，皆是曹营里的人暗中写给袁绍的投降书。当时有人向曹操建议，要严肃追查这件事，把凡是写了黑信的人统统抓起来杀掉。然而曹操的认识与众不同，他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于是下令把这些密信付之一炬，一概不去追查，从而稳定了军心。
《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对此事都有记载。可见，人们称曹操是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并不过奖。尽管他在某些地方比较残暴，但在使用人才方面却始终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尽管曹操多疑，但用人不计旧仇，还是可歌可赞的。除了官渡“焚书”一事外，演义中还在其他几处描写了他豁达大度的政治家胸怀。例如宛城之战中，张绣率军杀死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大将典韦，曹操自己的右臂也在乱军中被流矢所中。后来，张绣听从贾诩的劝告投靠了曹操。曹操热烈欢迎张绣的到来，不仅没有报杀子之仇，而且还同张绣结成了儿女亲家，并拜他为扬武将军。张绣十分感激，他在后来的作战中，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汉光武帝刘秀在攻克邯郸平定王朗之乱后，也曾缴获郡县吏民同王朗往来文书“数千章”，刘秀不屑一顾，让人全部烧毁，并说：“令反侧子自安。”结果立即安定了人心。
具有大度量，才能团结人，使用人。而战场上的胜利，则与加强内部团结紧密联系着。
当时，曹操虽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但是袁绍还占据着冀、幽、青、并四州大片土地，曹操只有集结更大的力量，乘胜前进，才能平定河北，统一北方。同时，从整个战略大棋盘上看，曹操的正面有袁绍，背后和侧后有刘表、刘备以及江东实力雄厚的孙权，仍然处在内线作战，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这种形势正是急需用人之际。因此，只有从长远和全局利益出发，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巩固内部团结，才能继续胜利进军。这一点曹操心里是很清楚的。
还需要看到，当时给袁绍秘密写投降书的并不只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若是严加追究，必然牵扯面广，会造成人才大量的流失，给曹操带来极大不利。相反，曹操将这些投降书统统烧掉，这对于大战之后安定人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用一道算术式来表示，追究写密信者与烧掉密信，绝非是一个减式和等式相比，而是一个减式和加式的筹算。信任出战斗力。曹操烧密信，不但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人才损失，而且使写信的人愈加佩服曹操的威德，效忠曹操。这样，一批被免去追查的人才所激励出的新能量，要比原来大得多。这不是无形中等于增加曹操的力量么？同时，这个加式还是连续进行的。自古燕赵多智士。曹操烧密书，落得个礼贤下士的美名，必然会引起河北人才的向往，潜在的意义就更加深远，而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曹操这一举动，没有带两面派的痕迹。他得到密信之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令全部烧毁，并对写信人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可见没有秋后算账的打算，充分表现出政治家的胸怀。
由此想到，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为了一点区区小事，就不能容人而打内战；发现自己的部下有一点与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使出一套整人的权术，其结果必然忘记战略目标，作出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种鸡肠小肚之徒，是不能成大事的。
当然，曹操毕竟是一位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他有宽大为怀的一面，但也有凶狠残暴的另一面。比如他为报杀父之仇曾血洗徐州，在平定许都叛乱后枉杀了许多无辜，这些都是应当批判的。
四、庙堂之量
度量，一般是指人的胸襟、气量。一个人的度量大小，对于他的事业成败至关重要。宽宏大度，才能虚怀若谷，满腹经纶，坚定如一地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能跑马。”这是对领导人的要求。在历史上，常常有鼠目寸光、喜怒无常之辈施用雕虫小技取得成功的例子，但他们毕竟如电光石火，转眼即逝。只有那些有度量有修养的人才能把握全局，冷静举措，走出一步步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棋。
秦晋淝水大战之际，秦兵百万逼近晋国都城，朝野震惊，唯有司徒（相当宰相）谢安安之若素，面无惧色，他不慌不忙地布置兵力御后，然后到别墅里去和客人下棋。当击退敌兵的战报传来以后，谢安把它放在床上，面无喜色，下棋如故。等客人告辞之后，谢安高兴地返回内室，由于心情高兴，履齿碰在门坎上而被折断，后人称誉谢安有“庙堂之量”。
度量修养是理智的基础，是孕育谋略的沃土。那些豁达大度的人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行动有理、有利、有节。战国时期的孙膑和庞涓就是鲜明对照。孙膑自幼酷爱兵书，深谙谋略。气量狭小的庞涓非常嫉妒他，将他迫害成没有膝盖骨的残废人。孙膑心胸宽阔，不因遭受厄运而气馁，他佯装疯癫，逃脱险境，尔后在齐国被重用。他在与庞涓的军事角逐中，大智若怯。而好大喜功的庞涓早已利令智昏，一步步走入孙膑布下的罗网，最终在马陵道上兵败身亡。孙膑的成功，除了靠他的兵法谋略以外，他心胸开阔，度量宏大，才能从容筹划，从长计议，以柔克刚。倘若是匹夫见辱、拔剑相斗的话，其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有宏大的度量，才能高瞻远瞩，才能有稳定、积极、健康的情绪。一个人的情绪直接关系到他的能力发挥。成功会使人激动兴奋，也会使人产生麻痹和松劲情绪；失败会使人悲观沮丧，也会使人冷静反思。在成败面前，喜怒过度都是不可取的。修人修身非常讲究“制怒”、“制乐”，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比如像周瑜气死，牛皋笑死之类的悲剧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其发生的主要根源就是缺乏度量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