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历代历朝谈虎色变、被视为北虏的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扑向了先进的龙文化。剪除了野蛮的落后性，一种充满了活力的新鲜血液，凤的血液，注入了老迈的龙的躯体。
进取台湾平定三藩以后，康熙把进军的旄头指向台湾。正位，君臣、朝野、特别是在天下百姓心目中和他自己心目中完成的正位，使他能够把进军的旄头指向台湾。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明天启元年（1624年）被荷兰人侵占。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驱除荷人进据之。郑成功死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渐趋平息，百废待举，人心思定，郑经为首的郑氏政权已成为制造国家分裂、地方混乱的割据势力。三藩之乱时，吴三桂、耿精忠遣使入台，勾结郑经，郑经即刻回应，“猖獗海上”，一度占据潮州、漳州、泉州、惠丰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亿万户渔盐耕织咸失业”。
康熙最初因政治上鳌拜、三藩内患未平；军事上清军战舰不多、不习海战又无法分兵，而对台湾采取“循于招抚，不事轻剿”的方针。郑经则一方面“暂借招抚为由，苟延岁月”，“整旅东平”；一方面坚持“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拒绝招抚。双方谈谈停停，相持了十几年。在此期间清方做出了极大让步，最后甚至不但同意郑氏世守台湾、岁时纳贡、通商贸易，而且认可郑氏不剃发不易服。只要郑氏与世无争，与人无患，沿海生灵，永息涂炭。但郑经却得寸进尺，或要求以漳、泉、潮、惠四府交换，或提出以海澄为双方往来公所，或提出清方供给郑军粮饷。清方以“无此庙算（康熙从无此意）”，一直未能与其达成协定。
康熙二十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郑经病故，郑氏集团内乱；而清方继除鳌拜之后，三藩之乱已平。
康熙发出了武装进取台湾的进军令：滇黔底定，逆贼削平。惟海外一隅，尚梗王化……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速乘机会，灭此海寇……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对台方针彻底变化，在臣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水师提督万正色奏：“台湾断不可取！”
吏、兵二部奉旨会议“进剿方略”之时，“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
他们骨子里是以泱泱天朝大国自居——台湾远在海外，无足轻重，不宜轻启兵衅，这是老迈的龙的观点。在此之前，贝子赖塔曾予郑经一书，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信中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近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争，与人无患，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
赖塔显然是秉康熙之旨进行的让步，但丧失了原则，决不称康熙之意！二十年来，双方争论的实质在于台湾的归属、台湾的归宿，康熙在实质问题上从未退后过一步。早在康熙八年亲政之初，康熙便明确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居住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悃诚以何为据？”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
后来康熙虽然有所让步，但坚决反对将台湾与朝鲜、琉球同例，既为封疆，寸土不让！这是注入了新鲜血液、进取腾飞的龙的观点。
此时，康熙更以“海氛一日不靖，民生一日不宁”，台湾不平，“则沿海兵民弗获休息”为由，又一次力排众议，决定进军台湾。
七月，康熙以龙的胸怀，起用原台湾郑芝龙降将、留于身旁十三年的汉人内大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以其“深知水性贼情，专畀以进剿海逆之责”。
施琅赴任前，康熙特在内廷召见，又于瀛台赐宴，殷切嘱咐：“平海之议，惟汝予同，愿劳力无替朕命。”“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尔当相机进取，以付朕委托至意。”翌年，因指挥意见分歧，施琅首次进军受挫。康熙当机立断，以“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特准施琅“独立肩任，直入海岛”的请求，将指挥权完全交给了他，而令福建总督姚启圣负责粮饷。
施琅不负康熙所望，经过一年的准备，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率战舰三百余艘，水师二万余人进军澎湖。时值台风盛季，海战“最忌”，施琅却“出不意，攻无备”，劈波斩浪，直驶澎湖。十六日，两军交战。施琅身先士卒，左目被火器所伤；先锋蓝理率队冲入敌方舰阵，击沉焚毁敌舰三艘，又与施琅合力发炮，击毁敌舰一艘，自己亦被敌方炮火击中腹部，拖肠大战。十七日，施琅回师休整五天，“严申军令，查定功罪，赏罚官兵”，并重新进行了兵力部署。二十二日，两军决战。施琅分兵各五十艘战舰，于东西两侧牵制敌军，亲率主攻舰队大鸟船五十六艘居中，分为八队，每队七艘，各作三叠；后续舰队八十余艘，紧跟其后。此时“南风大发，波涛汹涌，诸船扬帆而进，风利舟快，瞬息飞腾，据其上流，乘势奋击，以一当十”。战斗自早七时持续到下午四时，“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军水师焚毁击沉敌舰二百余艘，击毙将军以下军官三百余员，歼灭敌军一万二千余人，“尸浮满海”，一举攻占了澎湖列岛。郑军主力尽失，无力再战，“台湾兵民闻风俱各解体”，郑氏集团被迫请降。
捷报飞传京师，康熙欣喜之余，即派侍郎苏拜赶赴福建，宣慰全体官兵；诏令福建地方官员“速为料理”施琅攻台所需一切，“不拘何项钱粮，尽见在者，准其动用，毋至贻误”。同时，传达招抚旨意：“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更念以兵力攻取台湾，则将士劳瘁，人民伤残，特下谕旨招降。倘其来归，即令登岸，善为安插，务俾得所，勿使余众仍留原地。”
八月十四日，施琅率军至台受降。十八日，郑氏剃发，施琅当众宣读康熙赦诏：尔等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为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月，朕不食言。
施琅不负康熙所望。施琅之被起用，体现了康熙宽广的龙的胸怀。施琅之用事，从他深刻体察康熙意旨出发，亦体现了康熙宽广的龙的胸怀。施琅早年随郑芝龙降清，父弟子侄均为郑氏所杀，郑氏比之为伍子胥，以为日后灭楚鞭尸之祸，俱在施琅。然而施琅非但未行报复，反亲赴郑成功之庙行告祭之礼，护送郑氏君臣登岸，赏赐并妥善安置投诚人员，严禁官军扰民。又宣布“蠲三年徭税差役”，“今岁应纳租谷十分酌减其四”。台湾欢声动地，万民安堵。
施琅次子施世纶乃清朝著名清官，小说《施公案》比之为宋朝包拯、明朝海瑞，此是后话。
台湾既平，康熙陛前发生了新的激烈争论。部分大臣以台湾乃“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主张“迁其人，弃其地”，将台湾居民迁回内陆，仅留澎湖作为东南屏障。原来力主平台的大学士李光地一改初衷，也反对戍守台湾。他的理由是，“重洋之险，守则必设重戍”，设重戍一则加重内地人民负担，弹丸之地，得不偿失；二则必“固业”守将之子孙，“一旦濒海有警，隐然有夜郎自大之势”，会出现新的分裂割据局面。他竟荒谬地认为，不如“乘国威远播，畀其地与‘红毛’（按：荷兰侵略者），而令世守输贡，似犹永逸长安之道”。
天朝大国、老迈之龙的观点。施琅，以及大学士李蔚、王熙等则坚决反对放弃台湾。施琅上疏慷慨陈词：“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之左护”，“东南之保障”，且“野沃土膏，物为利溥”，“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实肥沃之区，险阻之域”。一行徙弃，台湾居民势必“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而“中国东南形势，在海不在陆。陆之为患有形，海之薮奸莫测！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遮罩。弃之，则不归番，不归贼，必归于荷兰。彼执其戈船火器，又据形胜膏沃为巢穴。这无异于借给寇贼武器，又资助强盗粮饷，请他们来侵犯我们！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台湾什一，无台湾，则澎湖亦不能守”。“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不要说台湾屯种可以少资军食，即使它是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运，亦断断乎不可弃！”
大学士李蔚、王熙等奏称：“台湾有地千里，人民十万，弃其地，恐为外国所据；迁其人，恐奸究生心，应如琅议。”
这是注入了新鲜血液、进取腾飞的龙的观点。这种观点已不再把中国之大势等同于天下之大势，而是在敏锐地体察世界之大势，把中国之大势放在世界之大势之中思考。康熙带着凤的锐气（虽然他从龙的角度出发），因而较少天朝大国的陈腐，因而势必赞同后一种观点。他说：“台湾弃取，所关重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他转向李光地：“你恐台湾既拥重兵，尾大不掉，目下如何？”
李光地上前奏道：“目下何妨？以皇上声威，几十年可保无虞。”康熙豪爽大笑，朗声道：“如此，且置郡县。若计到久远，十三省又能永保为我所有吗？”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康熙正式批准在台湾设置地方军政机构的疏请。自此，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凤山、诸罗、台湾（澎湖直辖于府）隶福建省，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分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营各设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台湾军政机构与内地完全相同，连衙署建筑也改变了台湾坐东向西的习惯，而如内地“衙门口，朝南开”。
同年十二月，郑克塽等奉旨到京，康熙说话算数，给予他们优厚待遇。郑克塽封一等公；其叔、弟分别授四品职、骁骑校等；刘国轩、冯锡范等授汉军伯，俱隶上三旗汉军，由户部“拨给房屋田地”。刘国轩“首先归命”，并劝郑氏“纳土归来”，受到康熙亲自召见和特别表彰，实授直隶天津总兵官。其他投诚武职一千六百余人，文职四百余人，兵丁四万余人，“有愿入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同时归来的明朝宗室，也给予屯田牛种，安插定居。
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人心凝聚到了康熙的龙庭。康熙精神振奋，展纸而书，墨翔鸾凤，笔走龙蛇：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耕凿从今九壤同”，康熙此后像所有的开国之君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之上。朝政，接受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朝觐。
凤之锐气康熙采用的是龙的手段，推行的是龙的文化，不同的是，康熙带着凤的锐气，这使得他将龙的手段、龙的文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康熙二十四年以后，康熙在亲政之初实行奖励垦荒、藩为更名等发展小农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免除百姓上交的赋税钱粮。
三月，康熙谕大学士：“今国帑充足，朕欲蠲免直隶各省明岁钱粮，以纾民困。尔等会同户部，预行酌议。”
部议以为，为避免国家经费拮据，宜轮流蠲免。于是，三年之中，直隶、河南、湖北、湖南、江南、四川、山东、贵州、福建等九省轮免一周。此后，年年都有大规模蠲免。“有一年蠲及数省，有一省连蠲数年者”，其中，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到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短短的两年间，蠲免钱粮涉及到所有的十九省区，共免地丁银和历年拖欠三千二百零六万四千余两。而清朝每年地丁钱粮加上盐课关榷，共为三千三百八十五万四千余两。蠲免钱粮，近于全国一年的总收入。据载，终康熙一世，全国共有二十余省区获免税粮、丁银、逋赋五百四十五次，总数不下一亿四千万两。蠲免，特别是大规模地普蠲轮蠲，能够有效地防止官吏舞弊中饱，成为落实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如时人所云：“惟蠲免钱粮，率土均沾实惠。”蠲免的基础，除了增收，关系到康熙本人，更是在于节流。康熙曾不无自豪地说：“朕每岁供御所需，概从俭约，各项奏销浮冒，亦渐次消厘。外无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朕屡行蠲免，而无国计不足之虑，也仰仗这些平素的经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