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
你看，我连这张字条也写不好
书我也不能看
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
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的善良
这一点，我要说—人人也都知道
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
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
—弗吉尼亚·伍尔芙
有一年夏天，我和朋友坐在医院的诊疗室里，她拉着我的手低声哭泣。这里是最好的精神疾病治疗中心，我需要一份权威的定论，我需要弄明白，自己究竟怎么了。
我手里握着手机，斜着眼看着窗外，心被一种类似腐烂的疼痛感给攫住了，但最后我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病情。医生晃动着手里的钢笔，支着头，上下打量着我。病房里，除了朋友的抽泣声，还回荡着时钟秒针的声音，嘀嗒，嘀嗒，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会把我引爆。
那一天，医生告诉我，我一直患有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所以这些年我时而会自信心爆棚，时而会拉上窗帘，关掉手机，喃喃自语，颓败不堪，连续几周断开与所有人的往来。离开医院的时候，我问医生：“我不会疯吧？”他缄默不语，我却笑出声来。让我觉得万幸的是—我还意识得到，我要生活下去。
医生说我的病情比抑郁症复杂，因为抑郁症只要针对“抑郁”用药，那么两周后，这个人的情绪就会得到直接的调整和改善。但我的情况，只能用一些稳定情绪的药物，治疗周期长，效果慢。
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我六岁开始一个人生活，所谓的独立人格给我带来了近乎毁灭的伤害。我经常在想，可能在某个黑暗、寂静的异度空间里，我会持续地坠落。这不是幻觉，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所以异常难受。
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我，甚至许多人会觉得我在无病呻吟，我也无力再从大脑生物结构层次向他们解释我的情况。因为当我抛出诸如“可的松、多巴胺”等名词和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那种心疼的目光会让我觉得：怎么办，他们好像觉得我疯了。
于是，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不呻吟，不伪装，生活似乎开始变得毫无退路。时间久了，隐忍在自己体内的一些东西，便成了自己血肉之躯的一部分。黑暗像是牢笼，全世界都在灯火管制。
但也是在应付这些来者不善的力量的时候，我弄明白了一件事，我需要新生—在经历了无数个潮湿的黑夜之后，全然的、纯粹的新生。
在确定了自救计划后，我给自己列了一张表：
1.我需要一位和我没有利益纷争的心灵伴侣， 我需要倾诉；
2.我需要培养爱好，找到特长，继而找到自信和成就感；
3.我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件事情上，这样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
在我写完这个计划后的下一秒，我就想到了写作。
我选择的心灵伴侣是寄生在黑夜里的陌生人群—可能只有他们才能听得懂我描述的黑暗。并且，我的特长和爱好之一就是写作，在这之前，我已经开了自己的博客，每个周末的晚上，都会上传几篇自己写的东西。
那一晚，我开始了暗无天日的写作倾诉。写作时，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写不出来的情况，除了键盘声外，在写作期间我还能隐约听到自己轻微的抽泣声，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单薄的躯壳里堆积了如此多的伤痕，难怪朋友们不能体会，毕竟经历只属于我一个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写作是自杀性的，是可怕的，是走向死亡的，是身处死亡之中的。”但对于我而言，写作是一种整理，一种自省，一种自我救赎，一种新生。
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那些写作的日夜，在一间宽敞的大房间里，我常常暗无天日地进行超过10个小时的连续写作。
偶尔抬起头，我看到的有时是世界末日般寂寥的黑夜，有时是阳光明媚的午后，有时是刺破天空的一抹白。
我从骄阳似火的盛夏写到了雪花飞扬的隆冬。
一个元旦的清早，许久没联络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他问我：“××网站新年头条上的人是你吗？”于是我打开电脑搜索自己的名字，原来已经有这么多的人认识我。
后来，渐渐地，我每天都能收到成千上万的留言，或者是鼓励，或者是安慰，再或者仅仅是单纯的喜欢。命运之轮开始反转，马太效应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我，包括出版社。于是，我有了一个决定，写一本正式的长篇，送给所有和我一样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人。
光阴流转，尘埃落定。
寒冬后，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春天。
一个午后，阳光漫漫散散地洒满整座城市，我一个人走在林荫大道上，周围是笑容可掬的人们和干净的风。
繁花盛开不是错觉。
那些心神不宁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如果有一天，你读到了这本书，请你送给我一个鼓励的笑容。
这说明，这个男孩已经正式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这本书只送给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你。
英国的春天，山坡上开满了黄色的水仙花。在这个季节，微风轻轻拂过脸颊和发丝，让人心旷神怡。
小镇已经开满了大团大团的粉色樱花，街头的人依然很少，在North Berwick这个小镇里，我依然早晨一个人去上班，中午到市中心的咖啡馆喝一杯曼特宁，下午结束工作后回家。我会带着朋友去海边，我以前就相信，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在海风里找到复原的可能。
最后，那些被黑色恐惧浸泡的日子终于变成了记忆里的星际碎片，飞逝到很远的河外星系里去了。
飞机滑行过陆家嘴天际线的时候，整个外滩的风景一览无遗，在只有几分钟就落地浦东的此刻，我终于明白“归心似箭”所表达的感觉了。
I"m dying to come back—我现在只想用最直白的口译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这再合适不过。
两年前，当我拿到英国会议口译硕士offer的时候，我曾信誓旦旦地对所有人宣称：两年后，你们将会在欧盟会议、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大会上找到我的身影，而我定居的城市会是伦敦、纽约、苏黎世或者布鲁塞尔，因为全球各大政经总部和峰会现场基本都设立在这些城市。
我的职业是同声传译，当你看新闻联播，看环球新闻，看到很多政要光鲜地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我则在会议现场背后的小黑屋里，握着话筒，戴着耳机，语速同步地翻译着会议内容，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看不到我。
当然，你也有看得到我的时候，因为我有时会出现在声名赫赫的政要身边，低垂眼睛，小声地做着耳语传译，疯狂地勾画和标记着各类符号。我写的文字叫“纪文”—我姓纪，“纪文”是我自己发明的文字。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每一个口译师都有他自己发明的一套符号，在紧张的大会气氛下，政要们永远不会等你整理好笔记逐字逐句去翻译。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学的不是速记，而是速描—这确实就是天书，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看得懂。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像我刚刚说的，我会坐在一个小厢里，戴着耳机，对着话筒，听到翻译源语的瞬间，同时进行翻译，这就像左右手同时写字，听到声音的瞬间，或者同时，甚至超前翻译。
即使你一个人可以单独接一个现场， 完成翻译，工作守则也不会允许你这样做，通常一个现场至少会配备三名同声传译，十五分钟换一个人，因为这考验的不光是脑力和体力，更多的是心理承受能力、反应能力和你的其他各项综合素质。所以这个行业薪水很高，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拿到上万的时薪。但这样的薪水在我看来并不高，因为一场同传下来，我们都像玩了一次命。
耳边传来机长广播，飞机准备降落浦东机场。我取下耳机，收起身上的毛毯，像长眠后的蛇一样舒展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准备好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甚至已经想好今晚去哪儿吃川菜，去哪个酒吧。我实在太想念川菜了，在无数个嚼着海鱼和香肠的日子里，我幻想着自己吃的是水煮鱼、手撕鸡，给自己催眠，想象这是最纯正的川菜。英国不是没有中餐馆，但在英国，我们吃的中餐基本都是粤菜，每次吃完，都挺饱，但依然停留在一种不痛不痒的状态。
这种感觉引用宁致远的描述最为贴切，他说：“这就像你找人挠背，结果那人却给你轻轻按摩。”
粤菜对我从小养成的重口味来说，无疑是隔靴搔痒。
宁致远的经典比喻很多，好比我说上海鳞次栉比的高楼一点儿都不比伦敦差，致远却说伦敦的小黄瓜大厦比上海的金茂显得更绅士一些。我不理解他的形容，他的解释是：“怎么说呢？可能是地域差异的关系吧，当小黄瓜大厦在格林威治时区散发出浓郁的咖啡香的时候，东八区的金茂大厦里会散发出一种类似水煮肉片的香味。对！就是你最爱的水煮肉片的香味。你去金茂找份工作吧！”
我准备叫宁致远看散发出川菜香味的上海，回过头却发现他还在睡，抱着那只陪伴了他很多年的Aaron熊。
看到我这样的描述，你可能觉得宁致远还未成年，应该是口里含着棒棒糖、手里拿着电子书对我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的小屁孩儿。但事实上，宁致远今年已经二十岁了，我毕业后之所以在英国多待了一年，除了实习，更多的是为了他。
我迄今仍记得与宁致远初见的那个冬日的早晨。
那天是圣诞节，大雪纷飞，街上异常冷清，我跑到学校后山，举着单反哆嗦着拍摄雪景，因为我答应赛凯琳要把银装素裹的英国拍成照片寄给她。
赛凯琳是我最好的朋友，好到我只需要听她说一句话，就知道她感情的近况。
比如她告诉我：“我觉得自己是一只朝着蓝色深海不停游动的小蝌蚪。”我就知道，她肯定又和男朋友复合了。
她喜欢用蝌蚪来比喻她的爱情。走动在沙漠里的蝌蚪，象征她的爱情非常煎熬；吃着雪糕的蝌蚪，象征她的爱情在逐渐变冷。你永远不要去追究她这些比喻的依据，比如蝌蚪是生活在淡水里的啊，怎么可能游向大海呢？你也不用去想象一只蝌蚪涂好防晒霜，戴着墨镜走在沙漠里的情形，更不用去追究蝌蚪吃雪糕的科学依据。在她的世界里，她自己就是最伟大的自然法则，就像她一直觉得《物种起源》是一部奇幻小说一样，她曾经告诉我：“我觉得《西游记》确实写得比《物种起源》更生动。”
她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到英国来生活，原因很简单，她觉得这种有城堡、天鹅、历史和黑森林的地方比较适合她的气质。她永远无法想象自己在田里疯狂插秧去争夺“年度插秧公主”的情形—这又是她奇幻比喻的一个，你慢慢会适应的。
回到给赛凯琳拍圣诞雪景的那天早晨，在山丘上，我隐约看到厚厚的雪堆里有个人在蜷动。
我过去一看，真的有个男生倒在雪堆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的寒冬里，他居然上身赤裸。我以为他是被打劫的亚裔学生，所以第一反应就是报警，然后才过去将他从雪堆里扯了出来，拖到我的车里。我把暖气开到最大，不停地搓他的全身，一边搓，一边对神祷告。我甚至在想，我的外国口音苏格兰众神能领会吗？所幸苏格兰众神似乎听懂了我的祈祷，将警察召唤来了。
我看着他们把男生带上了车，心想没我的事儿了吧，谁知悲剧发生了。昏迷的他突然醒了过来，并且指着我好像要说什么。警察们怀疑地看向我，我百口莫辩，这时他却又昏了过去，剩下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尽管我拼命对警察叔叔们解释“真的不是我”，却依然被一起带走了。在车上，警察问我们是不是朋友，我说不是，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警察眯着眼对我说：“撒谎只会让事态更严重。”
后来我们被带到了医院，还好是医院，不是监狱，笔录要等他醒来后才可以录，都说在中国不要多管闲事，那一次我发现，这条简直是宇宙定律，在英国一样成立，所以我想下次躺在雪地里的即使是赤裸着上下身的哈里王子，我也会不管不问的。
那是我到英国的第一年，就因为宁致远，我的圣诞购物计划全部落空了不说，还做了一回嫌疑人。
所以他一醒来，我就立马正襟危坐地盯着他，想先给他一个狠一点儿的脸色。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这厮就扑了上来，抱着我，号啕大哭，我只能把准备好的一肚子的牢骚和抱怨给吞了回去。
我一边抚摸他的头发，一边在想，他不会失忆了吧？像韩剧那样把我当作他女友的戏码，我可没办法接受。这是大英帝国，不是“小”韩民国啊。谁知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安慰，他就甩出来一个字：“哥。”
他不会傻了吧？性别辨识不清楚？这唱的哪出啊？
接着我听清楚了，他说：“哥哥，我要找哥哥，我要回家。”我轻轻拍着他的背，他身体很单薄，他的哭声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在我的心上狠狠划了很多刀，我突然觉得很心疼，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同身受地轻轻抱住他。
然后，我也跟着他哭得七荤八素的，哽咽着说：“姐姐懂，都懂的。”我当时差点就说成“哥哥都懂 ”。接着，警察给我递来纸巾，带着鄙夷的眼神，小声地问：“你确定你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吗？”
就这样，我和宁致远就这样极度戏剧化地认识了。
后来我知道了很多他的故事，也知道了为何他会倒在冰天雪地里。我们渐渐变得形影不离，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让我心疼，且无法舍弃。
飞机安全降落在浦东，致远揉着惺忪的眼睛问：“姐姐，我们是转机呢还是到上海了？”
“睡糊涂了吧，我们是从伦敦直飞上海的，飞了十三个小时，已经到上海了。”我对他总是特别温柔，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让你由衷心疼的人，你也会和我一样。
我打开手机发现一条短信都没有，失望至极，是外星人干扰吗？
下了飞机后，我才反应过来我的手机卡还没换成国内的，果然，一换卡，手机上就飞来很多柏铭哲的短信。
老婆，上海今天天气很冷，记得穿上外套再出机舱，我好想你。
老婆，你是想吃水煮鱼呢，还是水煮肉片呢，还是毛血旺呢？还是去吃川菜呢？想吃什么告诉我，我订位置。我好想你，嘿嘿。
你让我选的不都是川菜吗？你干脆说，我们是去吃川菜呢？川菜呢？还是去吃川菜呢？
老婆，你还有四个小时就到上海了，我现在已经到浦东了，不知道老婆大人现在是否已经安全飞进我国领空了呢？我好想你。
老婆，你现在应该刚开机，我就想告诉你一句，我好想你。
是的，柏铭哲是我男友，或者说是我的准先生。
我从英国打道回府就是为了他，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典型的独立派，不依赖任何人的同时也不受任何人的左右，但从遇到柏铭哲那天开始，我承认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而这种改变是一种甜蜜的改变，我心甘情愿。
我和致远推着重重的行李车走出机场海关，这趟回国和乔迁没什么区别，加上一大堆给朋友们带的礼物，我加了四个二十三公斤的超重行李，才算把英国的家当拖回国。在英国的两年，购物方面，我绝对是实干家。
我一边走一边用上海话对神祈祷：“请侬伐要查吾饿行李，否则要噶税额（请不要查我的行李，不然要加税的）。”
一出闸，我就看到柏铭哲斜倚在栏杆上，他身着风衣，低着头玩手机，他辨识度很高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身高，一百九十二厘米，所以在人群里我甚至不需要找他，抬起头，他就在那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