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东条英机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被任命为军事调查部部长，专门调查和镇压所谓“思想不轨”和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人。面对人民的强烈反战活动，东条英机进行了残酷镇压。据不完整统计，1934年，日本军事调查部，以“叛国”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先后逮捕、枪杀了数以万计的进步人士。东条英机凭借其“卓越的战功”，赢得了“剃刀将军”的称号。
3.从“三光政策”到细菌实验
东条英机作为关东军宪兵司令，为了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建成侵华反苏的战略基地的构想，在“强化治安”名义下，以他的“剃刀效率”，依靠宪兵和警察的恐怖行动残暴屠杀了大批东北抗日军民，欠下了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派驻中国东北侵略军——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共1万余人，主要驻扎在长春到旅大、沈阳至安东的南满铁路沿线。
伪满洲国成立后，傅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秘密换文和《日满议定书》中都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委诸日本”，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日本国军驻于满洲国内”。这就为关东军盘踞伪满洲国披上了合法外衣。
关东军的任务，一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二是积极准备大举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因此，兵力不断增加。除原驻部队外，第20师团、第8师团、第10师团、第12师团、第6师团、第14师团、第9师团、第7师团、第4师团、骑兵师团、第16师团、骑兵第3旅团、装甲兵团等，都曾调到伪满洲国。人数最多时，关东军曾号称100万人。另外，由于伪满洲国内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因而关东军有相当大的预备力量。
日军残杀中国百姓的照片为了大举侵华和破坏中国抗日军政团体及准备进攻苏联，东条英机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它是对中国和苏联搞特务阴谋活动的实际中心。
这个中心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触角和耳目安设在四方，如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安东、佳木斯、间岛、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都设有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分支机构，从而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标志之一，是伪满洲国拥有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而这些机构和队伍是由日本大特务和浪人甘粕正彦一手拼凑起来的。他是东条英机镇压东北人民的主要帮凶和助手。甘粕充当日本宪兵期间，曾因残酷镇压进步人士而臭名远扬。窜入中国东北之后，与关东军秘密勾结，积极参与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成了伪满的警察头子。
1932年3月1日，在伪民政部内设立警务司，甘粕任警务司长，而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各省设有警察厅，各县设有警务局，下设警察署和派出所，专门进行逮捕、侦缉和迫害抗日人员与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是1937年在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下，由关东军第3课的片仓衷和第2课的山岗参谋等人策划建立的。其目的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配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对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对内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族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关系的完全秘密的特务组织。
该局设有庞大的地下网，特工人员都以秘密身分活动，并拥有极大的权限，可以对警察、关税、国道局、航空等部门下达业务上需要的指示。保安局的所谓防谍地下组织，称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他们都有其伪装的秘密据点和进行迫害及屠杀的秘密监狱。
东条英机就是依靠这些军、警、宪、特力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谓“治安肃正”，实质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治安肃正”的主要目标不只限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对于手无寸铁的一般平民百姓也大施淫威，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迫害。
1932年9月15日夜，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日本人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然后撤出。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随即报复，16日下午，包围了平顶山村庄，伪称给老百姓照相，连欺带逼，挥舞刺刀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当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
屠杀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到处尸横遍地，有的人在呻吟、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日本法西斯强盗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2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销赃灭迹，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这一计划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有1.6万余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
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日武装击毙11名。中山大尉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公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我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3军至第11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定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万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篦梳山林的残酷围剿，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通过“清剿讨伐”、“归屯并村”、“三光政策”屠杀抗日军民，而且还通过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毒杀中国人民。“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该所由日本着名细菌战专家、日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持。
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阴河进行细菌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两支秘密部队，一支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支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后，两支部队分别密称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前者由石并主持，后者由若松主持。而关东军第659部队则是这两支秘密部队的对外总称。
“第731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20公里的平房一带，建有庞大的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办公室和实验室，储存大量原料。周围划有禁区，严守秘密。部队占地超过7.5平方公里，拥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第100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之外的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这两支部队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
日军“100部队”在长春市郊孟家屯所设的细菌工厂遗址第731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以及其他细菌。在研制过程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为此，还专设有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此部队还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如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石井式飞机弹”，等等。该部队生产细菌的设备，规模庞大，按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来说，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细菌。
第731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正式批准的。一个亲自进行这种灭绝人性实验的战犯，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1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这些人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的注射。遭受实验而发病的这些人，被严格看管，进行观察，而且为了保密起见，部队工作人员通常把被残害的人称为“木头”。
第731部队还进行类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活人细菌实验。他们借助电流爆炸细菌弹，使被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受炭疽热的传染。日寇还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鼠疫病菌和坏疽菌的实验。凡采用这种办法实验坏疽菌的中国战俘，经受一周的痛苦折磨后，全部死去。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实验的目的在于使用。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争危害极大，遗患无穷。1937年和1938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了严重的鼠疫，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3例炭疽。1940年夏，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率领一支特别细菌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布鼠疫。1941年，该部队再次派远征队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撒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1942年，当日本侵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731部队又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的远征。这些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然而，东条英机在残酷镇压东北抗日军民的同时，还梦想着向关内扩张。他曾派遣特务去内蒙策划独立，诡计不成，又策划伪蒙军队进犯绥远，结果遭到绥远军民的沉重打击。然而，他的扩张野心并未就此收敛。
1937年6月，他在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说：“从准备对苏联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东条英机认为尽早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是“上策”，就是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
4.鼓噪外侵的战争魔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身为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认为大举西侵的机会已经到来，就迫不及待地率领一支关东军精锐兵团扑向山西，1个月后，占领了大同。攻占大同之后，东条英机马上命令向太原发起进攻。在占领平定县城后，继续烧杀抢掠，肆意强奸妇女，同正在南京疯狂杀戮的日寇展开了杀人竞赛。
东条兵团进攻之神速，深为日本天皇和法西斯头目所赞赏，被称为关东军的“闪电式作战”，东条因此获得了日本政府的第一张“战功奖状”。东条英机踌躇满志，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1937年11月，日本同德、意法西斯签订了“防共协定”，法西斯轴心国侵略集团正式形成。三国拟定了加强合作以对付苏联的基本方案，同时决定寻找机会向苏联挑衅，以试探一下远东苏军的虚实。
7月30日，日本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开始了。日军一个营抢占了临近中苏边界的张鼓峰以北的沙草峰。苏方于8月5日奋起反攻，激战5天，将日军全部击退。日军损失严重。
东条英机是张鼓峰事件的鼓吹者和阴谋策划者，向苏发动进攻，是他梦想多年的愿望。张鼓峰挑衅的失败并没有使他甘心，几个月以后，在日本“陆军管理事业恳谈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所谓“爆炸性”演说，疯狂叫嚣要确定“对苏中（苏联和中国）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紧急任务，他说：“今后由于面临准备对苏中两国同时进行武力作战之必要，必须倾注人马资财之全力以建设新军备。”他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排除所有障碍，向军备之充实、军需生产之飞跃扩充以及基础生产力之扩充而迈进。”
东条的“爆炸性演说”发表之后，立刻在日本经济界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地方的股票一齐下跌，他被人们咒骂为战争魔王。
但不管是在张鼓峰的碰壁还是本国人们的咒骂，都未能使东条英机放弃进攻苏联的念头。1939年5月，他又在中国东北的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然而这次军事挑衅日军失败得更惨，共计伤亡5万余人，损失飞机200架，火炮损失达72％。这次失败好比当头一棒，震碎了东条妄图向苏联扩张的美梦。日本法西斯开始考虑在北方对苏联“保持静谧”，而集中力量向南方寻找出路。
北进失败使得日本更加迫切地企图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然而，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和在华兵力的严重不足，日寇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阶段。战争形势的变化，使得东京日军本部再次改变对华政策。
1938年7月，日本召开5相会议，提出“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一方面变本加厉地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运动。在这一背景下，东条英机等人提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
1940年，希特勒法西斯扫荡了欧洲，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法西斯政府。他们妄图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进攻昆明、西安、重庆，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部毅然发动“百团大战”，迫使日本陆军更换华北军团司令官，沉重地打击了日帝的扩张野心。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政府再次更换内阁，由近卫文麿出任首相。近卫文麿是一位十分有特色的人物。他出身贵族世家，却标榜亲近平民；口口声声向往和平，却是对华大规模战争的主谋和决策者。
近卫组阁，首先看中了有着侵华战绩和具有“剃刀将军”之称的东条英机。在他的推荐下，东条英机遂任陆军大臣，爬上了陆军最高统帅的交椅。新首相和大臣们果然默契，刚组阁4天，就抛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新国策。对内实行全国总动员，对外与德、意签订同盟条约，通过外交欺骗保持美、苏的中立，在此基础上，集中力量进军东南亚，趁英、法无暇东顾之际，攫取其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在这一国策的指导下，1940年9月27日，日本、德国、意大利同盟条约建立，日本正式把自己牢牢绑在了法西斯战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