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小说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1年。张嘉林先生翻译的《斜阳》出现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学热。尽管它似乎被淹没在了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川端康成文学的翻译热浪里，但却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一股虽不张扬但却持续涌动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痴迷得近于"狂热信徒"的读者群体。与川端文学和后来的大江文学不同，太宰文学不是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个体和隐秘的、甚至是"同谋犯"的方式闯入读者心中某一片或许是被刻意掩饰的一隅，搅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弱而又最执拗的乡愁。
太宰文学被誉为永恒的"青春文学"，被年轻的少年们（包括另一种心理状态上的少年们）视为神明一般地尊奉，其中漂漾着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绝不妥协的纯粹性堪称世界上青春文学的最好范本。与此同时，太宰文学又被誉为"弱者的文学"，正如他在《蓄犬谈》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本来就应该是弱者的伙伴--弱者的朋友。在艺术家来说，这就是出发点，就是最高的目的。"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为一种出发点，甚至是一种武器，以退为进地向所谓的"强者"、向伪善的人生和社会公开宣战，从而彰显出一种别样的强大、别样的高贵和骄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拥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题材。他出身豪门，一生立志文学，师从井伏鳟二等小说名家；大学时代曾积极投身左翼运动，却中途脱逃；生活放荡不羁，却热心于阅读《圣经》；五度自杀，四度殉情未遂，39岁时与最后一位情人投水自尽。以至于他说"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人间失格》），"我生来就对不起你们"（《二十世纪旗手》），但与此同时，"上帝选民的不安与恍惚俱存于吾身"（《叶》）。而这些格言式的短语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学的最好注脚，也从某个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轨迹。
太宰治于1906年6月19日出生在日本青森县北津郡金木町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一个多额纳税的贵族院议员。尽管津岛（太宰治的本姓）一家是津轻这个穷乡僻壤上远近闻名的豪门望族，但却是依靠投机买卖和高利贷而发家致富的暴发户。因此，"我的老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家谱"，"实在是一个俗气的、普通的乡巴佬大地主"（《苦恼的年鉴》）。这样一个豪华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种"名门意识"，同时又使他终生对那种真正的贵族抱有执著的憧憬（这在《斜阳》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因此，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恋、依赖这个家庭和背叛、批判这个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以追求个人的自我价值。不难看出，太宰治作为津岛家的公子，为这个家庭感受到了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而这种双重情感的分裂与太宰治一生的极度荣誉感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调乃是一脉相承的。
从小在周围和学校受到的不同于一般人的优厚待遇和自幼的聪颖敏感以及"名门意识"，使他感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人种。这种极度的自尊和优越感发展为一种极度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导致了他所谓的"选民意识"。而过分的自矜又导致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敏锐的感受性，并必然在粗糙的现实中动辄受伤。在冷漠的家庭中，他近乎早熟地解构着他人的面目和人类的本性，从少年时代起就反复经历了对荣誉的热烈憧憬和悲惨的失败，进而对人性的绝望。正是这种极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伤的感受性构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调。它不难演变成一种对绝对的渴求，对至善至美的最高理想的执著憧憬，容不得半点瑕疵的洁癖。这种绝对的追求因为缺乏现实的根基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一遇到挫折就很容易蜕变成强烈的自卑和完全的自暴自弃。要么完美无缺，要么彻底破灭，这无疑最好地表达了太宰治一生的纯粹性和脆弱性，同时亦不妨看做现代青春特性的集中写照。
作为家庭的第六个儿子，加之父亲的忙碌和母亲的体弱多病，他是在叔母和保姆阿竹的养护下长大的。他生活在孤独寂寞的世界里，渴望着热烈的爱而又无法得到，这使他感到有一种被世界抛弃了的悲哀。外界对于他永远是一个可怕的存在，仿佛自己被社会排挤在外，不能与现实社会和他人发生有机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使他能够站在现实以外利用自己的批判意识来认识乃至批判家庭和社会中人的冷漠、虚伪和庸俗。可以说，在社会和外界遗弃了太宰治的同时，太宰治也拒绝了伪善、鄙俗的外界社会，从而使他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膜和分裂愈演愈烈，以至于发展成为一种尖锐的对抗性。因而，他对世间的认识永远是静止的，甚至不乏极端的成分，并依靠这种极端而成就了一种绝不妥协的纯粹性。他蜷缩在自己独自的世界里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自我，再加上物质条件的优厚使他得以在一个远离了实用性和人生操劳的超现实的境地中，在浪漫的主观世界里，编织自己至善至美的理想花环，并以此为基点去认识现实和批判现实。而这种脱离了实际生活的批判意识因为处在丑恶的现实之外，使他能够在剖析实际生活时变得更加犀利更加纯粹的同时，也很容易变成一种不结果实的花朵，一种必然败北的斗争。
而当太宰治的极度荣誉感和强烈的批评意识从外界转向自我时，追求至善至美的性格又使他无法肯定自我的价值，从而对自我进行了毫不留情、甚至是苛刻的反省，迫使他背负了在常人看来大可不必的自卑意识和自我欠缺感。作为大地主的第六个儿子，太宰治有一种"家庭的多余人意识"，以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与平民百姓的接触中发展成了一种"社会的多余人意识"。于是，他陷入了一种现实的批评者和理想的追求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中，以至于不得不在早期作品《往事》的题首录下了魏尔伦的诗句："上帝选民的恍惚与不安俱存于吾身。"
在这种极度的苦恼、自我意识的分裂中怎样解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寂寞的排泄口，那就是创作。在这里有许多我的同类，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的战栗。做一个作家吧，做一个作家吧。"（《往事》）于是，太宰治在一个远离了现实的地方，在一个独自的世界里--文学中找到了孤独和不安的排泄口，使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创作的天地中，依靠观念和冥想得到了暂时的统一。
除了在文学中寻求矛盾的暂时缓和以外，在实际生活中太宰治被迫走上了一条自我破坏的道路。对市民社会的虚伪性和陈规陋习深恶痛绝的他弃绝了那些世俗的追求自我价值的道路，而是通过确认自己的自我欠缺感、甚至牺牲自己这样一种貌似无赖的方式来达成旧的道德秩序的解体，以换取一种"废墟的生命力"，实现一种曲折的自我肯定、自我升华，摆脱过剩的自我意识的泥沼。而大正末年、昭和初期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恰好成了他确认自我欠缺感、进行自我破坏的突破口。
昭和初年的无产阶级运动直接波及到了津岛家，以榨取农民血汗致富的津岛家不用说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对象，这加深了太宰治的"社会多余人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作为地主儿子的"民众之敌"的意识。太宰治为此抱有一种宿命的罪恶意识，在少年期所经历过的观念上的败北因为革命的到来得到了具体而实际的印证。这种阶级意识上的"负的意识"压迫着太宰治，促使他很快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出席秘密研究会，并写出了《学生群》、《一代地主》等带有无产阶级色彩的作品，但不久他就脱离了革命。显然这是与他的思想性格、特别是他参加革命运动的独特方式密不可分的。
太宰治作为绝对理想的追求者必然对相对的现实、僵化腐败的现存道德秩序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因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无异于一盏明灯点燃在现实的黑暗之中。他对现实的矛盾不加妥协、一律拒绝、全面批判的态度，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实社会的猛烈批判乃至对旧秩序的颠覆，从某种意义上看，无疑有着相似的一面。因而太宰治来不及仔细研究共产主义，仅仅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有制度的否定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总之，与其说是运动本身的目的，倒不如说运动的外壳更符合我的口味。"（《人间失格》）毋庸置疑，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现实革命，作为大地主的儿子，太宰治所抱有的宿命的罪恶意识使他不可能作为一个革命者，而只能作为革命的对象投身其中。因此，不是成为革命家，而是破坏自己、灭亡自己，清算封建家庭的罪孽，成为民众之友，发掘自己作为被革命者的存在价值就成了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方式。这种独特的方式决定了他只能稀里糊涂地投身于革命，在自己极度受伤甚至于毁灭之后，便又脱离了革命。显然，他参加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客观的现实，而是自己出身的原罪意识和过剩的自我意识。换言之，他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想，而是作为一种个人伦理来参加革命的，这决定了他在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改革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必然半途而废，因而，他始终没有从世界观上信奉马列主义，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知识修养对马列主义持理解态度。因此，不难理解太宰治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脱离革命的结局。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深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识"，并进行了残酷的自我破坏之后，太宰治逃离了革命。这彻底决定了他只能以灭亡者的身份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生活道路。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感、背叛感一直折磨着患有洁癖的太宰治，使他背上了沉重的"罪恶意识"，使其文学变成了与罪恶意识搏斗的记录。
"如果是叛徒，就要像叛徒一样地行动。""我等待着被杀戮的日子。"（《虚构之春》）太宰治在确认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识"、"叛徒意识"之后，只能把叛徒的烙印打在自己的脸上，以自我破坏来追求自己作为"叛徒"的价值。"丢了性命来彻底地过所谓的不道德生活，也许这倒要受到后世人们的称赞。牺牲者。道德过渡时期的牺牲者。"（《斜阳》）因此，太宰治自觉地也是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不仅彻底毁灭自己，并以此去扩大恶，从内部来使旧的秩序彻底崩溃，为新的时代，为他人尽自己作为破灭者的努力，求得一种"负的平方根"，进而最终得到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便是太宰治的"无赖"哲学。而最大的自我毁灭就是死亡--于是，太宰治和一个酒吧女招待一起跳海自杀，结果那个女人死了，而他却活了下来，这无疑更是加深了他的罪恶意识。
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使他对一切思想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也不再相信任何改革现实的实践活动，因而他又重新回到了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一度中断的文学创作。他以遗书的形式发表了总题为《晚年》的一系列小说。他在文学中以观念的形式避免强烈的自我破坏来解决现实的苦恼，达到了一种较为直接的自我肯定，使自己的行为得以正当化。然而，每当他的自我在文学中得到主张时，其批评意识又会即刻复活，对这种自我主张本身发起攻击，从而形成更深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主张与自我否定交替进行，循环往复，使他暂时在文学中得以统一的自我变得愈加分裂，而这给他的创作手法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在《叶》、《丑角之花》、《虚构之春》、《狂言之神》等小说中，分裂的自我在绝望的自我否定与自嘲式的自我肯定中轮番登场，而无数的主人公都不啻作者的分身。
于是，在实际生活中，背负着"罪恶意识"而又渴求自我绝对完美的太宰治只能以彻底的自我牺牲和自我破坏来谋求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并试图在这种联系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其具体方法就是他所谓的"丑角精神"。在与外界的敌对关系中经历了无数次败北的"多余人"和"叛徒"最后只能屈从于外界的现实生活，罩上"丑角"的面壳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用小时候起就惯用的"逗笑"、"装模作样"等手法来伪装自己，取悦于他人，使自己彻底地非自己化，与他人同一化，从而发展成一种"丑角精神"。但他极度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又不允许他完全屈从于外界社会，因此，他又开始了向人们的攻击和报复。因而，"丑角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