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届满后，恺撒明智地选择了担任高卢总督，因为当时高卢大部分还未被征服。恺撒利用征服高卢的机会，培训了一支能征惯战，“只知有恺撒，不知有国家”的唯他命是从的军队。利用这支军队征服高卢，使他和他的手下都大发横财。恺撒的成功遭到了克拉苏的妒忌，于是克拉苏率军东侵，不料全军覆没，战死异乡。这样，原来的三足鼎立变成了两强对峙。
公元前54年，恺撒的女儿尤利亚去世，恺撒与庞培的联姻关系也告结束。公元前52年，高卢并入罗马版图。恺撒权势的增长，既使元老院心怀戒惧，也使庞培产生妒忌。元老院竭力拉拢庞培，庞培逐渐倒向元老院。同年，元老院通过紧急法令，授权庞培征集军队、平定骚乱。不久，元老院又任命庞培为“没有同僚的执政官”，实际上开始了庞培在罗马的独裁统治。庞培上任后，利用职权提出现任高级官员、卸任高级官员以及担任行省总督应有五年间歇期，把锋芒指向恺撒；
并把自己在西班牙的统治权延长五年，完全不提恺撒的高卢总督是否延长的问题。一些贵族还群起攻击恺撒，
要求解除恺撒在高卢的总督职务，让他交还兵权。公元前49年，恺撒在高卢的任期届满，元老院下令恺撒遣散军队，立即返回罗马，否则以罗马“公敌”论罪。在这种情况下，恺撒被逼无奈指了指剑柄说：“这家伙是能延长期限的。”公元前49年1月，恺撒进军罗马，迅速荡平庞培在罗马的残余势力，掌握了罗马政权。
《高卢战记》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成的，大约写于公元前52—前51年的冬天。很显然，恺撒是在面临庞培与元老院暗中勾结，对他大肆攻击和暗算，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写作的，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保卫自己的措施。由此，他的写作动机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高卢战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恺撒有三个目的：
1.自我辩护。恺撒在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通过了一项《犹理亚反贿赂法》，法案规定，行省长官本人无论是否带有军队，如未经人民大会或元老院许可，均不得随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不过，恺撒为了获取资财和培植私人武装，除了战争之外别无他途。但是，以元老院敌视他的立场，自然是不会批准他发动战争的。恺撒巧妙地利用罗马人民和元老院唯我独尊、人莫予夺的心理，在叙述他在高卢未经元老院批准而发动的每一次战争时，都强调战争的起因是由于罗马人民和元老院的尊严受到了损害。
在叙述厄尔维几人的战争时，恺撒写道：“恺撒想起执政官卢乌斯·卡休斯曾经被厄尔维几人杀死，他的军队也在被击溃以后，被迫钻了轭门（对战败者的一种污辱）。”在讲述对日耳曼人的战争时，恺撒写道：“他知道屡次被元老院称作‘兄弟’、‘亲人’的爱社依人，正在受日耳曼人的奴役和统治，这对罗马这个堂堂大国来说，包括他本人不免都是一种耻辱。”关于对不列颠的征服原因，恺撒说：“因为他发现差不多在所有高卢战争中间，都有从那边来给我们的敌人的支援。”
最能表现恺撒自我辩护这一目的的例子是：在公元前55年对登克德里和乌西彼德斯这两支日耳曼人的战争，当敌方的首领和长老前来求和时，恺撒却乘机扣留了他们，然后向群龙无首的日耳曼人发动进攻，43万日耳曼人几乎全被杀，而罗马人没有损失一个。这次战争的消息传到罗马时，恺撒的行动受到指责，他的政敌们，以马克斯·朴尔斯·加图为首甚至建议元老院把恺撒交给登克德里人和乌西彼得斯人，以保全罗马的荣誉。因此，恺撒在《高卢战记》第四卷中，就详细叙述了他进行这次战争是因为日耳曼人的八百骑兵首先攻击罗马的五千骑兵，而日耳曼人的首领和长老求和完全是伪装和玩弄诡计，是缓兵之计。很显然，恺撒是在为自己辩护。
2.树立自己的形象。通读《高卢战记》，不难意识到恺撒是想通过全书向罗马人表明，只有他才是罗马国家真正的捍卫者和英雄。正是由于他矗立在北方，才有罗马的安宁和繁荣。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从不忘记偶尔插上一两句话，提一下自己在战斗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自己所受士兵的爱戴。
在叙述与厄尔维几人作战时，他写道：恺撒首先“把自己的坐骑送到老远看不见的地方，后来又命令把所有别人的马也都这样送走。让大家面对同样的危险，不存在逃脱的希望”，表现了他身先士卒与罗马军队同甘共苦的品格。
恺撒还借高卢人之口夸赞日耳曼人勇敢非凡，最后又写日耳曼人败在恺撒手下，以此形成对比来衬托他本人的英勇善战。恺撒力图使罗马人知道，面临着能征惯战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恺撒和他的军队经过艰苦的战斗，深入到高卢西部和北部、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不仅保卫了罗马的北部边防，而且把罗马的国界扩展到莱茵河和不列颠。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和他的部下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他为罗马立下的汗马功劳。然而，恺撒没有得到罗马人民的感激。相反，元老院里贵族派和庞培一伙却趁恺撒在高卢奋战之机，在首都散布流言蜚语，百般中伤、恶毒攻击他，其用心险恶可见一斑了。
3.为了威吓敌人。军队是恺撒手中的利剑。他在书中多次提到军队的忠诚。如在萨比斯河战役中，恺撒军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他这样描述：“恺撒在后军的一个士兵手中抢过一面盾——因为他自己来的时候没有带——就向阵线的第一列赶去，一面叫着百夫长的名字，鼓励着其他兵士……他的到来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他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各人都想在统帅的亲眼目睹之下，表现出自己即使身历险境时还骁勇善战到何种程度。”
在讲到动员军队对日耳曼人作战时，恺撒着意讲述各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对他所作的保证：“他们既不怀疑、恐惧也不妄自干预作战机宜，认识到这是应由其统帅绝对掌握的事情。”他在书中另一处画龙点睛地写道：“如果他（日耳曼人首领）杀死了恺撒，就可以讨好许多罗马的显贵和要人——他是直接从他们自己的使者的口中得知的——恺撒的死可以替他换来所有这些人的感激和友谊。”这不啻是告诉政敌们：恺撒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毫无所知，但他有自己的军队作后盾，那些政敌们最好能好自为之，不要自取灭亡。
恺撒写作《高卢战记》，虽然渗透着恺撒个人的政治动机，但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当时罗马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小农业已完全被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取代。当年台伯河上那种小公社的城邦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统治需要，加强国家机器向帝制过渡已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恺撒的政治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他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撰写《高卢战记》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恺撒的《高卢战记》，虽说有浓厚的自我辩解的色彩和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但它毕竟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一部恺撒征服高卢的实录，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高卢战记》一书中记述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有关早期日耳曼人、高卢人和不列颠人的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方面的大量史实，散见于作者对战争的叙述中。由于恺撒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第一个深入这些地区与古代高卢人、日耳曼和不列颠人打交道的人，因此，他的《高卢战记》就成为了解这些民族、地区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成为描绘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早期生活状况的力作，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时，也大量引用了恺撒的《高卢战记》中的史料。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史学家本来就很少，留下来的史料多散佚不全。唯独恺撒的《高卢战记》是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因此弥足珍贵，在罗马共和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恺撒写作《高卢战记》具有浓厚的政治目的，这或多或少地影响史实的客观性，但它毕竟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可见，文韬武略、政绩赫赫的恺撒书写史书虽说是无心之举，但他“史学家”的地位却也因此而奠定。
拿破仑并非中毒身亡
长期以来，关于拿破仑的死因，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一直存在诸多分歧：有人说他是砒霜中毒而死，有人说他死于医生的误治，有人说他是死于胃出血，还有人说他是被情妇所杀。其中，以死于砒霜中毒的说法最盛行。可是，日前美国科学家宣布：拿破仑死于胃癌晚期，胃肠出血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而非此前人们广为传说的砒霜中毒，这使得历史上的拿破仑死亡之谜终于为世人所解。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到英属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17时49分，这个曾给法兰西带来巨大声誉和灾难、曾把欧洲闹得天翻地覆的历史巨人，长眠于此。拿破仑去世后，
当年医生的尸体解剖和临床症状结论是：他死于胃癌并发症。当时，做尸体解剖的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弗兰斯西科·安东马奇，一同在场观看的还有5位英国医生。因此，医生在尸体解剖时做手脚的可能性不大。
可是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牙医斯滕·富尔舒沃德首先怀疑拿破仑是因慢性中毒而死。他曾读到拿破仑的仆人路易·马尔尚的回忆录。从这部回忆录中了解到，拿破仑在被流放期间经常忍受慢性疼痛，他当时就怀疑拿破仑是因慢性中毒而死。拿破仑的继承人保留下来这位君主的部分头发，专家找到了这些头发，并将其中的几根送到英国哈威尔的核化验室进行化验。结果是头发中的砷含量很高，超过正常人的20~30倍，长时间的慢性砷中毒会达到如此高的指标。砷是一种有毒的化学元素，其化合物三氧化二砷就是剧烈的毒药砒霜。拿破仑作为非常谨慎的人，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理，他怎么会轻易中毒呢？
一位加拿大富商本·韦德尔，向法国《快报周刊》表示，他要拿出50万美元对拿破仑的尸体开棺，进行毒物学鉴定，以确定拿破仑的真正死亡之因。韦德尔称，拿破仑是在圣赫勒拿岛被囚禁期间由于长期砷中毒而致死。韦德尔把拿破仑的几根头发标本送到英国的实验室进行过科学化验，并得到FBI的确认。化验结果表明，在拿破仑的头发中砷含量非常高。为此，韦德尔撰写了《拿破仑是否因中毒而死？》一书，法国参议院还就此举行一次会议，邀请有名望的法国专家发表意见。在1995年，韦德尔成立了国际拿破仑协会，专门从事对拿破仑的研究工作。普通人头发中含砷量极低，而拿破仑头发中的含砷量比正常人头发的含量高出多倍，化验结果无疑支持了韦德尔的观点。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法国巴斯德大学又对拿破仑的头发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砒霜。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拿破仑“中毒”的说法。
2002年10月，科学家对拿破仑不同时期的头发样品进行了测定，仍然发现这些头发中砒霜含量极高。这一发现正是某些人推测拿破仑是因砒霜中毒而死的根据。但这些样品中的砒霜含量几乎一致，并均匀分布在整根头发上，表明头发上的砒霜是来自于外部环境，而非拿破仑摄食到体内的。也许，当时的欧洲列强担心，如果拿破仑再次逃离圣赫勒拿岛，他有可能会改变欧洲的势力均衡状态。因此，谋杀的可能性极大。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张芝联认为，对头发鉴定中毒的说法不是很可靠。他说，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有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头发获取的年代不同，就会导致化验结果的完全不同。比如，有些头发可能在死者发病前所取，而有的是在发病后所取。另外，头发的化学成分会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出现很多变化。
根据统计，对给拿破仑下毒的人有如下几种猜测：
1.谋财害命之说。下毒的人名叫查尔斯·蒙托隆，蒙托隆当年是拿破仑的好友，利用这个身份，他秘密在其饮用的酒里放了砒霜。有文件说，拿破仑在其遗嘱中为蒙托隆留下了价值200万法郎的金币。英国史学家钱德勒认为，这个说法非常可信。因为，他在蒙托隆后代家中发现的文件中发现，身为律师的蒙托隆当时已经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故产生了“提前获得拿破仑遗产”的这一想法。从蒙托隆第五代子女家中发现的书信中，也为“下毒”的说法提供了“确凿证据”。
2.反对者谋害之说。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蒙托隆是法国保皇党和英国的走狗，而这两派力量均希望能“尽早除掉拿破仑”，以防止他再次回到法国“闹革命”。当年，为了防止拿破仑从南大西洋逃跑，英国派遣了一支舰队及众多士兵来监视圣赫勒拿岛。有人称，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兄弟阿图瓦公爵指使下，蒙托隆曾多次阴谋杀害拿破仑。担心拿破仑复出推翻君主政体的，正是这位作为王室继承人的公爵，因此组织和资助暗杀拿破仑的行动。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表示，蒙托隆参与暗杀拿破仑的说法是没有确切证据的猜测，因为“他根本没机会接近拿破仑的酒杯”。
3.为“爱”中毒之说。提出这一说法的，正是当年“投毒者”的后人——弗朗索瓦·德·孔戴·蒙托隆。蒙托隆一直对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的最后日子进行研究，他提出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一本手记。这本手记记录了关于他的祖先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生活的情景。手记中说，伯爵在圣赫勒拿岛上经常给拿破仑吃含有小剂量砷的药。伯爵说，他此举不是为了暗杀拿破仑，而是出于“爱”。他希望通过给拿破仑服食毒药，使“伟大的皇帝”发病，身体日渐衰弱，从而最终允许拿破仑返回欧洲大陆接受治疗。
4.恐怖壁纸之说。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他所住的卧室里贴了一种特殊的墙纸。这张墙纸不到1米长，其成分中有一种绿色涂剂，富含高浓度砒霜。含有砒霜的墙纸受潮后蒸发出水汽，水汽中也充满了高浓度的剧毒砷化物，使整个卧室空气受到污染。拿破仑因长期呼吸这种有毒物质，导致慢性中毒死亡。英国文献专家理查德认为，这张墙纸里所含的砒霜或许能证明砒霜是导致拿破仑死亡的真正原因。他还认为，即使拿破仑真的死于胃癌，这种有毒墙纸也加速了他的死亡。
除了中毒而死的猜测外，还有一种拿破仑死于灌肠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