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同时发起保路运动，大家一致的口号就是保护铁路不被外国人染指。最为激烈的就是四川省的保路运动，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领导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借助一批无知爱国青年的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
蒲殿俊巧妙地把经济目的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要求政府遵守当初“铁路商办”的许诺。事实是，清政府在1901年的新政中，光绪皇帝的确明确表示过“铁路准归商办”。如今，商办却转为“国有”，这无异于剥夺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权利。
保路同志会首先在成都设祭坛，焚香祭奠光绪皇帝，想以此种行为来给清廷施加道德压力。但是，清政府似乎对这一套根本不在乎，完全拒绝了与保路人士的协商解决请求。
保路同志会见用死人来压活人的办法不通，就于9月1日宣布，从此以后不交税，清政府立即回应：让四川方面镇压保路运动。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将所谓的爱国者蒲殿俊等人抓捕，同时向请愿群众开枪，射杀了一百多人。第二天，赵总督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
他的这种过激行为立即给当时的同盟会创造了条件，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借机掀起了武装暴动。
清政府见越闹越大，便答应给铁路投资者以足额赔偿，不过，保路运动已经成了有组织有其他目的的运动了，一切已晚。
清政府只能派湖广总督端方前往镇压，结果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由于清政府在湖北的军队都调往四川，使得新军营中有人开枪，武昌起义爆发，大清朝也宣告了终结。
和当初的“东南互保”一样，这一次铁路收归国有也是盛宣怀一手策划的。当初策划东南互保是因为想保存洋务成果，而这一次，是因为他发现，刚刚接管的是一个烂摊子：在袁世凯余党、亲信、铁路总办梁士诒的管理下，路政一团混乱不说，商股还被袁系余党贪墨一尽，致使旧股不能还，新股不能招。
他在奏折上很痛苦地谈到：“鄂湘商股，固甚微薄。瑞澄电称，鄂路并无尺土寸料，湘路虽有米捐盐捐田租房租，然路线甚长，民计甚窘，竭力搜索，告成无期。”
尤其是四川方面，情形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知情人对四川方面的铁路情况做分析报告时，很沉痛地指出：“现开工二百里余里，九年方能完工，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
不过，这种书面报告似乎只是冰山一角，它虽然指出了弊病，却不是弊病本身。当时的实际情形比书面谈的更糟，粤汉路虽处富庶地区，实际商股已招了一半，虽然号称开工一百里（50公里），但由于劣员贪弊，消极怠工，实际上五六年修都是一小段不能行车的的废路；而川汉号称修一百公里，其实一公里都没修成，“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的危险还孕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可以想见，袁世凯当年把盛宣怀的洋务事业都收到自己门下后，根本就没有好好去管理。才导致了今天这种破败局面。如果一条路在七八年招股竟没成的情况下，将来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盛宣怀只能先把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再以国家的名义向外国银行贷款，重新开始。
可惜的是，他没有想到爱国者居然会愚蠢到如此田地，同盟会会趁火打劫。
等待他的将是审判。
审判他的是1910年成立的资政院，清政府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和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一样，都是是为君主立宪改革打前站的。
审判这天，盛宣怀缺席，这是经过大家协商的。
不过，这个资政院和后来的皇族内阁的审判到底有多大的权威性，实在让人深思。首先就是清廷在成立这两个机构的问题上显示出的决心和诚意完全不够，然后就是四川因保路运动爆发武装冲突，接着是武昌起义，到了1911年10月，帝国已经没有能力对这样的机构进行调控了。清朝政权已危在旦夕，王朝的覆灭，竟似在反掌之间。
可在这个时候，资政院会议却拉来一帮人，开了一次非常重视的会议主题，总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会议的主题居然是讨论已经发生了的武昌起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追本溯源，武昌起义之所以爆发，全是一个人的责任。
这个人自然就是盛宣怀。
如果不是他主张铁路国有，就不会有人闹事，没有人闹事，同盟会的人就不会趁火打劫。同盟会的人不趁火打劫，湖北军队就不会离开湖北，不离开湖北，在湖北的那群起义者根本就没有胆子让枪走火。
釜底抽薪来讲，全在盛宣怀。
会议并没有讨论他曾经建立的伟大成绩，只就对他这个人如何处置上，展开了探讨。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25日，下午1点45分，清政府内阁资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学部右侍郎、议长李家驹说道，按照议事日程表第四提议“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请提议议员说明主旨。
议员罗杰最先发言，他提的议案主旨有两个：治标和治本。治标的方法有两种，从严，将邮传部长盛宣怀、四川督抚赵尔丰及湖北督抚瑞澂按律严惩；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盛宣怀主张铁路国有和从四国银团借款筑路一事，既没有交付内阁讨论，又违背资政院章程；四川督抚赵尔丰先赞助保路同志会，后来又诋毁人家是匪徒，激起大变；湖北督抚瑞澂对民变事先没有防范，一旦事发就弃城逃跑，这三个人的罪过完全大到了可杀地步。如要从宽解决，就要释放四川咨议局的议长，对湖北的民变不妨设法平息，使其能够散去。
这番话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对，但也没有人起来赞同。罗杰又紧接着说第二个主旨，治本。他说，当前情况，想要治本，必须实现三个条件，第一是召集国会，通上下之情；其二是组织拥有完全行政权力的内阁；其三是巩固宪法中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的三大自由。人民有了这三大自由，就不会造反作乱。
在这个时候，说了这么一大堆废话，简直是事后诸葛。这位事后诸葛说完后，居然还沾沾自喜地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这些废物倘若有意见，早在一年前就说了，还会到这个时候吗？于是，大家都没有意见，一起站起来表示赞同罗杰的主张。
紧接着，议员牟琳和易宗夔起来发言，他们的提案非常直接，强烈要求惩治盛宣怀。
两人轮番数落盛宣怀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失误，数落完毕，就要求政府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杀他一人而谢天下苍生。两人正说的激动，另一个议员刘荣勋也跑到台上附和说：朝廷自从下旨要实行君主立宪，革命的言论一日少似一日，可是怎么突然就有人把革命闹起来了呢，就是因为盛宣怀提倡铁路国有，如果他不提倡，民心至于丧失到这个地步？至于让革命党乘机煽动作乱，情形至今益发不可收拾吗？
最后，刘荣勋扯着嗓子喊说，盛宣怀其罪当诛！
没有人为盛宣怀说话，只有他所在的邮传部特派员陆梦熊准备站起来说话，却遭到大家的反对，让他老实坐在那里听。资政院内一片倒盛之风，形势对盛宣怀十分不利。
中国人最喜欢的就痛打自己的同僚，他们称之为落水狗，他们也最善于落井下石。盛宣怀这个时候恰好就成了那条落水狗。没有人救他，即使有，也会被人踢到水里，成为第二条落水的狗。
议员黎尚雯谈不上是小人，但绝对不是君子，他看着大家情绪激动，就跑上台说，盛宣怀罪大恶极，应该依法绞死。
另一位议员汪荣宝按捺不住，高呼起来，押盛宣怀来资政院答复！
顿时，资政院内顿时人声鼎沸，倒盛的情绪渐入高潮。
人人都抱着一个想法，那就是弹劾盛宣怀，用易宗夔的话说，一弹不准，就再弹之，再弹不准，就三弹之，不扳倒盛宣怀，誓不罢休。
就在一片不杀盛宣怀不足以平民愤，不开国会不足以谢天下的呼声之中，下午4点25分，议长宣布散会。
陆梦熊急匆匆地赶往盛宣怀家中，把这一噩耗告诉他。
事实上，那一下午，盛宣怀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他虽然知道自己的结局肯定不好，但当陆梦熊把结果告诉他后，他还是头发晕，险些晕倒。
在反对他的那些官员中，有几个没有收过他的东西，又有几个当初不是跟他称兄道弟，想不到，一朝失势，则千夫所指。
晚上，他始终不能入睡。他回想自己的一生，也就是辛亥革命前的所有岁月。他不是进士，却做到了许多进士都无法企及的官职，他并非是纯正的商人，却富可敌国。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最想要的其实仍是官职。即使这种官职是为了他的商业服务的，他也把这一工具当成了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无上至宝。
10年前，他的贵人李鸿章去世，10年后，他又走上了这条路。在众人的唾骂声中，他虽然不能和李鸿章一样去见阎王。但没有了官职的他和一个死人又有什么分别？
他有点不甘心，确切地说，他进入内阁还没有半年，这个被称为皇族内阁的机构有13名阁员，满人占了9席，其中又有6人为皇族，而其中的4个汉人里，就有他。他盛宣怀跻身内阁大臣，刚刚才达到人生的顶峰。
怎么可以说被弹劾就被弹劾掉？
他决定向当时年仅6岁的皇帝剖白自己：“……议员以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一千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但是，他继续坦白，这跟我有个屁关系。借款是张之洞签的合同，没有交院议，是因为有皇帝的上谕，日本借款事关邦交，自己并未调兵，谈不上跋扈，至于革党陷城……
革命党一直就存在，朝廷又不是不知道！
可他最终还是没有写下去，因为他想到了李鸿章，当年的李鸿章签定那些条约，难道是他的错吗？朝廷让你死，你不得不死。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步，朝廷必须得找一位出来当替罪羊。
是的！
他盛宣怀倒是很被朝廷看得起，最终当上了这只替罪羊。第二天，朝廷旨意到达，他被革除了邮传部大臣的职务，旨意上特意说明，“永不叙用”。
这是一个没有天理的世界，天理都掌握在一些看上去有面子，实际上用暴力和权力来支撑着的人的手里。
盛宣怀在当年是相当有面子，但是如今，革命党人已经开创了新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盛宣怀作为一个曾经的人，那些曾经的成就根本不会被人记起，甚至于忘记。
1911年10月27日，被革职两天后，盛宣怀逃离了北京。12月31日，他乘船去了日本。就在同一日，他与孙中山在海上相遇，擦肩而过。
1911年是一个被历史神话了的年头：黄花岗起义的血腥？皇族内阁成立的荣耀？保路运动兴起的喧嚣？外蒙古独立的打劫？武昌起义的呐喊，袁世凯任清内阁总理大臣？孙中山当选临时政府总统？南北议和，一切事情，一切中国人的事情，一切中国人的历史都被1911年永远地改变了。
而这一年也终结了盛宣怀“做大事，谋高官”的路。属于他的那些从此后将永远不会回来，不属于他的那一切也将永远会不属于他。
作为中国近代传统士大夫的一部分想要以经济力量来治国平天下的代表，盛宣怀给了他们一个象模象样的答案。
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又很自在地活了8年。他虽然也帮孙中山连续的革命出钱，但他的那条路再也无法回来了。
1916年盛宣怀去世，他留下的子女因为他留下的2000万两银子而大闹了一场。因为这笔2000万的糊涂账，盛宣怀一直在遭受着责骂。
大概是因为他以一个士大夫的身份去做商贾的事情，这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与理想。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更或是社会环境上，盛宣怀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从士大夫过渡到了商人，最后却没有返回到士大夫的身份上去，且在死后，遭到了许多人的诟骂。
谁让他亦官亦商，亦中亦洋呢？又赚了那么多钱呢？
